原题：警惕“自我天性中的渣滓”
刘润为
在文艺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文艺工是灵魂的工程师”。这无疑对文艺工的精神水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精神水准的高低制约创作的优劣，是古今中外进步文艺家们的共识。清代诗人徐增说：“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而菴诗话》)19世纪法国小说家福楼拜说：“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不能是坏人，他首先是一个观察者，而观察的第一个特质，就是要有一双好眼睛。如果一种坏的习惯——一种私人利害迷乱了眼睛，事物就看不清楚了，只有一颗严正的心，才能大量产生才情。”(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自觉，进步文艺家们才将自我净化作为贯穿艺术生命始终的功课。挪威现代剧作家易卜生时时都在警惕着“自我天性中的渣滓”。他将创作看成是自我净化的极好机会，说“创作好比洗澡，洗完之后，我感到更清洁、更健康、更舒畅。”(《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创作》)到了革命文艺家那里，自我净化的意识和行动就更为明确、更为自觉，而且具有为以往文艺家所不曾具备的崭新内容。鲁迅就曾沉重地说过：“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书信·致李秉中》)，所以他“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华盖集·碎话》)，并且“从别国窃得火来”(按：指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煮自己的肉”(《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看来，自我净化之于文艺工，就像是写作、演戏、唱歌一样必不可少的事，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却弄成了一笔糊涂账。其所以如此，极左思潮有责任。“改造世界观”本来是一个好命题，但是到了某些以极左面孔出现的人那里，却成了扼杀创作生气的紧箍咒，从而极大地削弱了精神的独特性和鲜活的审美感知力，结果是李鬼的错误让李逵蒙垢。除此之外，某些作家、艺术家也有责任。他们由反对扼杀创作个性、创作自由而走向放纵自我、放弃责任，甚至公开否定文艺工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命题，要求全社会收回对文艺工的精神标尺。这就未免失之偏颇。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的精神世界也是一样，一旦失去了自我调节，必然要导致干涸和腐败。它具体表现为审美感知力的扭曲，是非辨别力的颠倒，与人民群众离心力的增大。比如有的作家说，人跟猪狗跟粪缸里的蛆虫跟墙缝里的臭虫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早在17世纪，莎士比亚曾借哈姆雷特之口，用诗的语言表达他对人类的由衷赞美：“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智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行动多么像天使!洞察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三个世纪过去，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对人类的认识应当更深刻一些，怎么反而倒退了呢?可见是心灵出了问题。安徒生童话中有一面特罗利的镜子：“一切好的和美的东西，在里面一照，就缩做一团，变成乌有，但是一些没有价值和丑陋的东西都会显得突出，而且看起来比原形还要糟。”一旦被“一种坏的习惯——一种私人利害迷乱了眼睛”，文艺家那双观察生活的慧眼也就变成了特罗利的镜子。用这样一种比哈哈镜还要糟糕的镜子去观察新中国的历史，怎么能够反映生活的本质方面呢?怎么能是不颠倒的呢?应当说，一个时期以来，文艺界出现种种怪象、乱象、尴尬象、令人啼笑皆非象，原因当然复杂，但是肯定都与某些文艺工放任心灵有直接关系。看来，文艺工不能特殊，应当和其他人一样，还是要不断地进行心灵的自我净化，也就是改造世界观。这样做绝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排除一下体内的自由基、再吃一点真的保健品，有什么丢脸的呢?非但不丢脸，反而能够因为健康、优美收获更多的“粉丝”。收获“粉丝”是什么?就是收获社会对你的尊重，就个人体验来说，也就是收获了尊严、长了脸面。
我们强调自我净化之于创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不等于说一位文艺工只有在心灵净化之后才可以进入创作过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处于多元复杂的社会环境里，其内心绝不可能是一座不染纤尘的“明镜台”，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创作作为一种精神支出，是一种选择性的精神活动。其原则就是尽力支出积极的精神因素，尽力避免漏泄消极的精神因素。如果我们有能力识别消极的精神因素，那么，它们漏泄于作品中的可能性就会减少;如果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像易卜生、鲁迅那样，时时淘汰消极的精神因素，时时吸纳积极的精神因素，那么，精神的整体结构就会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其精神支出的正面效应就会明显提高。这，就是我们提倡自我净化的全部依据。
净化依赖于源源不断的活水。对于文艺家来说，这源头活水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就是他们在这一伟大实践中迸发出来的感觉、思想、愿望和激情。由此看来，还是毛泽东的话对：“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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