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不论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是习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基本精神，都是讲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都是要求文学艺术家们，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为人民而歌而写，为历史存留正气于天地。
有异见者说：“为人民写作还是为人类写作，这是中共文艺与人类文艺的根本区别”?他说：“什么是为人民写作?准确地讲是为党治之下的人民写作，本质是为党写作。”
什么叫“为党治之下的人民写作”?这显然是一个虚假概念，欲图通过“党治之下的人民”的提法，把党与人民的关系摆在对立的位置，以达到攻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目的。
(一)
让我们先对“阶级性人民性党性”问题，用事实做一简要解白。首先需问，何为党性?须知，党性与民族性阶级性人民性是统一的。党性，无疑应解读为党的性质宗旨;放到具体党员身上，可解读为对党是否忠诚、是否忠于党的理想信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忠于党的组织纪律原则等等。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是何呢?须知，遵循马克思的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五阶段”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历次党章规定，共产主义是它的最终理想和最高纲领;而最低纲领，在建国前是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型人民政权;建国后，是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后，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三步走，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最终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中国道路，到“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公平、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强而奋斗。
请问，不论从党的最高纲领看，还是从党在各个时期的最低纲领看，以及从党的奋斗历史看，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是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领导者?反倒是什么“与人民分离”，站在人民之上的“治”者?或者隐含之义，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吗?
所谓“本质是为党写作”一说，是用混淆模糊与偷换概念的手法，有违事实的极端污蔑。历史事实证明，千千万万烈士、共产主义者，“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抛头颅，洒热血，包括在党领导下的文学艺术工，无一不是把为党的崇高事业奋斗，与为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强盛、人民福祉而奋斗，看作是同一个命题的。这决不是 “异见者”用一句“党治下的人民”的歪曲，可以“分割”、“挑唆”“污蔑”的。
(二)
异见者以“为人类写作”来反对和诋毁“为人民写作”，从世界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看，也是伪论邪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这里，我们先摘录一位学者研究古希腊“雅典喜剧”的考证论述：
“希腊戏剧主题多数取材于神话，虽然如此，剧情、对白、唱词往往针对现实。也有取材于当前形势的，如希波战争前，福利尼卡斯的《米利都的沦陷》，演出时观众为之潸然泪下，这显然是希波战争的政治鼓动剧了。埃斯库罗斯是一个希腊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悲剧《波斯人》是歌颂萨拉米海战胜利的。到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题材全为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喜剧是希腊人民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传统教育的极重要的工具。”(见《顾准文集》215、216页---希腊城邦制度。)
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伪论错考。但《希腊城邦制度》则是一篇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学术著作。看了这段文字，不知“异见者”之民主派们该作何感何言?
这里，我要问的是，对比“雅典喜剧”的创作原则与功能意义，还能以“为人类写作”来质疑批判“为人民写作”吗?
什么“人类文化作品的共同人性，关注博爱”云云?可是“西方文艺学”的发祥地古希腊雅典城邦国的“喜剧”，“福利尼卡斯的《米利都的沦陷》，演出时观众为之潸然泪下，这显然是希波战争的政治鼓动剧了。”请问，“希波战争的政治鼓动剧”何义?不就是鼓舞人民去英勇杀敌吗?这同“中共文艺”指引创作的《白毛女》“鼓动人民，打击地主，推翻国民党统治。”有什么分别吗?
《考证》说：“喜剧是希腊人民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传统教育的极重要的工具”。这同我们党提出的，文学艺术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为人民写作”，又有什么不同呢?不是几乎一模一样的认识、观点、看法、主张吗?
“异见者”说什么，“譬如《白毛女》，譬如《金光大道》，为什么说它是为了党的人民写作呢?因为党需要文艺家写出的作品体现党的政治需要，党需要打击敌人，打击农村地主，那么，白毛女就可以激发人民对地主仇恨，·····只要这么一部戏，就可以鼓动人民，打击地主，推翻国民党统治。”
我要问的是，这里所说的“党的政治需要”， 除了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的需要外，党还有什么另外的“政治需要”吗?
我还要问的是，“党的政治需要”有什么不对吗?西方的文艺，在其发祥地希腊“喜剧(不就)是希腊人民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传统教育的极重要的工具”吗?怎么古希腊人可以写“政治鼓动剧”，中国的现代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家，就不可以写《白毛女》这样的“政治鼓动剧”呢?
于是我怀疑，对于持有“ 这么一部戏，就可以鼓动人民，打击地主，推翻国民党统治”观点的人、这些异见者，对此是心怀不满和仇恨的!他们就是要通过这套说词，从根本上否定《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否定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否定党对文艺工作领导的正当性合理性科学性权威性，完全暴露了“异见者”先生的叵测居心和丑恶嘴脸。
(三)
这里的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领导作用”，对于中国的“文学艺术工”来说，党又是该处于何样的地位，而“文学艺术工”又该如何作为呢?
笔者以为，在整个中国人民解放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对于中国的“文学文艺工”来说，中国共产党同样是处于“引领与领导”地位，并是与之共同奋斗的。而“文学文艺工”亦应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为实现民族独立、翻身解放、国家强盛、人民生活幸福，而不懈奋斗。-----这恐怕是每个有良知的“文学文艺工”，应抱有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事实恰是如此，延安宝塔，红星照耀，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城市乃至到乡村，有多少“大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纷纷投奔延安，投奔革命。
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又吸引了世界上多少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人，这里有医生、科学家、记者文人等。他们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所做的献身与贡献，我们当永怀感恩之情而不忘，这里有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史沫特莱女士·····;
就中国的文学艺术工来说，他们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为指导，为人民而歌，创作了除《小二黑结婚》、《白毛女》之外，还有《太阳照在三干河上》、《青春之歌》、《红色娘子军》、《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等等家喻户晓的精品佳作，是怎样的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志气、民族精神啊。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作品，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文化没了民族性，也就失去了世界意义。只讲“文化作品的共同人性”，不讲民族性，也就没有了世界性。
还须知道，盘古开天，封神演义，其盲目崇拜的文化劣根性，需要全民族反思剔除;但是这又决不能把它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中的“改天换地”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维护国家统一、反抗外辱的爱国主义精神之精髓，一起抹杀掉。照我看，中国古典小说，除了有为封建帝王鬼神张目的糟粕外，主要就是歌颂那些具有侠肝义胆、铲除社会不平的英雄主义精神的作品。这是由中国人的民族性决定的。
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产生的一大批文学作品，包括臧克家、田间、艾青、贺敬之的诗歌，无不传承着中华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
于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仍有必要加以厘清与明晰：一是，毛泽东讲，“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
“异见者”不认同“为人民写作”， 认为“为人类写作”比“为人民写作”正当，前者是正路，后者是邪路。因而把“为人民写作还是为人类写作”看作“这是中共文艺与人类文艺的根本区别。”对吧?
可是《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暴风骤雨》，以及臧克家、田间、贺敬之的诗歌，除了揭露旧社会的灭绝人性的黑暗统治以外，所歌颂的主题，不就是歌颂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吗?
事实证明，这种对英雄主义的歌颂，对民族精神民族性品格的张扬，对中华文明优秀文化“塑造英雄”的传统的继承，才可能使她具有民族性品格也更具有世界性的人文品格与意义。据报道，由《红色娘子军》改编的芭蕾舞剧在法国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和称赞，即是证明。
那么，我要问，“异见者”何以把“为人民写作还是为人类写作”加以区分?他这是要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用外国人的思维写中国，还是要他们把中国人写成外国人的样子和性格?这岂不是，不懂什么是“文艺”、不知何为“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胡说八道”吗?
二是，什么叫“这是中共文艺与人类文艺的根本区别?”
须知，人类文艺也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创作(中共文艺)也好，它们从根本上说，难道不是要求歌颂美好、鞭挞丑恶吗?
当然，能否做到如此，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或同情人民大众，或同情反动统治阶级，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有意识还是潜意思，是所有文学家艺术家都不能有所例外的。
人们还应知道，人所共知中国革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此人民军队，有三大任务：战斗队、生产队、工作队。工作队是何?工作队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试问，如若没有有力有效的宣传工作，使人民从受剥削压迫而不知的麻木“认命”的状态下觉醒过来，中国的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吗?
那么，作为文学家艺术家的知识分子，在中国那个时代潮流下，是走进“革命”还是不走进“革命”，完全是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但是，一旦走进革命队伍，加入了革命的洪流，是否既要使自己首先觉醒，又要以自己的文学艺术专长去唤醒人民的觉醒呢?我想，这是无需回答的问题吧。其实，照笔者看，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的讲话，说到底，不过就是要解决“文艺工”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人”的立场问题。而这，对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来说，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而对于“文艺工”来说，接受党的教育引领与托付，这难道不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又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吗?
“异见者”们对此不以为然，竟然把“为人类写作”与“为人民写作”两者，定性为是不同的两码事，以“为人类写作”，来反对和批判“为人民写作”，这岂不是荒谬透顶的伪论邪说吗?
其实，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即“异见者”只承认资产阶级的空洞的抽象的“共同人性”，而不承认人性中的阶级性民族性人民性。他们不认为，为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歌，为民族独立、国家强盛、人民生活幸福，而去鞭挞丑恶赞颂美好，是文学家艺术家的天然使命和社会责任。
(四)
关于 “文学艺术”的本质与功能问题。----为历史存正气于天地。
“异见者”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尤其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种“反对”，成为“文革”后的一种“潮流”，与之相关的提法是反对“高大全”式的塑造与歌颂英雄人物形象，而这种思潮的发展，即是越演越烈地追求“矮小俗”，说什么文艺的功能作用主要是“愉悦身心”，“娱乐是文艺的基本功能”，“为娱乐而娱乐”矣载。
其实，世界上的文艺从来没有“纯娱乐”，娱乐形式内容的背后，都必然反映不同民族性的价值诉求之底蕴，不是这个民族的，就是那个民族的，以及不是这个阶级的，就是哪个阶级的。同样，文学艺术从来没有不为政治服务的。不是为这个阶级的政治服务，就是为那个阶级的政治服务。
“异见者”反对“为人民写作”，就是在主张“为资产阶级写作”，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为瓦解中国写作”。
他们不是提倡写“博爱”写“共同人性”吗?七情六欲，是“共同人性”。这是最“矮小俗”的了，“为娱乐而娱乐”然也。但是，这种“共同人性”，几乎与动物的本性无大的区别。现在人们看到的一些以日常生活为素材和背景的电视剧，那里吵来吵去，看似很故事，很热闹，但却居然看不出里边有谁是代表“正义”、“正确”一方的形象。----人嘛，都有缺点，人无完人也，不能搞“高大全”，要写真实嘛。这是这类文艺作品的理论支点，如此，媚俗，庸俗，肉欲等等，也可竟相表演。可是，如此这般的，只是追求感官的“娱乐”，那究竟人何以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里，我想到了“孔孟之道”，今天有人仍然不认可，可是没有中国这一文化传统的熏陶，在旧社会又怎么会出现岳飞、文天祥等等数不清的贤者圣者和英雄豪杰?
这里，我还想到了古人的诗词诗歌，那里几乎都写到了“我”----“我”的观察“我”的感受，可是却很少有只为自己这个“我”的私利私欲而“歌”的。
我还想到了，过去的“官宦商家”和“书香门第”，那里出了多少让人敬佩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守道”者?-----有财者，可修桥造路;有文有位者，可办学智育乡里一方;甚至可以说，重诚信，讲操守，可为商者的行为准则，等等。这样的情形与事例，又是有多少在流传啊!
我这不是说，封建社会不黑暗，我只说在那黑暗的封建社会，也是有讲“人伦道德”传承的。不然，又何以能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呢?中国又何以会有五千年文明的辉煌灿烂呢?
我这里要说的是，只是为娱乐而娱乐，人的本性会脱离动物之本性吗?看看今天的浮华与低俗，看看诚信的几乎全民失守，看看又有多少“大富者中富者”在回馈社会?滚滚浊流，这样一种“共同人性”的泛滥，等待中国的不就是，西方的那个大国在世界各地策划的“颜色革命”一样的结局吗?这不是政治吗?这也可以叫做不是政治的政治!我以为，我们的文学艺术工，该醒醒了。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所有文学艺术工，始终面临的良心考验，这既是对自己负不负责，也是对社会负不负责的问题。
伟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习总书记在新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应是所有文艺工，也是中国社会的每个公民，永远牢记的人生课题。这是什么?这就是要留存正义与正气于历史于人间天地。
“异见者”发言最后说：“花千芳等，后面加一个同志，就成了党的儿女，为党歌唱;人民没了儿女，人民没了养老与医保保障，人民只有将儿女送给党做奴隶，才可能有衣食荣华出人头地的机会。”看所谓“为党治下的人民写作”，这里竟将“人民”直言说成是“党的奴隶”，把党说成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统治者。这种反党反人民的“恶毒攻击”，不是不打自招吗?
至于“花千芳”这些新生代的网络作家，是不是如这位说的那样“没有文化”，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以笔者的“分析解白”来看，这位“异见者”的“无知”而“少文化”，不知要超过“花千芳”多少倍，有什么“倚老卖老”的，你和你们不就是个被西方“奴化”了的新派之西方传教士吗?
2015、2、19
(：成都军区空军原副政委、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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