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我因“投机倒把”蹲看守所时父亲也没找战友救我 -

　　核心提示：在凤凰卫视5月17日播出的《名人面对面》节目中，接受独家专访的任志强回忆道：1985年，我因“投机倒把”在看守所中待了一年两个月零六天，时任商务部副部长的父亲没有找最高院院长等战友来“营救”;他们不相信我会犯罪，对子女有充分的信任;但他认为如果我犯了罪，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他们有权利管他们也不能去管。

　　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特别节目《和大佬聊爸妈之任志强》，以下为文字实录：

　　我出生在一个“红二代”家庭，也可以算得上是“官二代”……但许多人却不知道，我这个“官”连七品都不够，只不过是北京市西城区国资委管辖下的一家小公司的经理……也有很多人误以为我是一个个体户，是在利用父母的历史关系为个人谋发财，却不知道华远是一家国有企业，我不过是个打工的……有人说我是任弼时的后代……

　　无论是“文革”被打倒时，还是社会在攻击“官二代”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公开我父亲的名字--任泉生，并告诉所有人我是他的儿子。

　　任志强：我父亲实际上是算一个知识分子。我父亲这个上的这个叫师范，完了以后就当教员，然后从教员以后开始当税务官，因为他懂一些，相对来说懂一些经济上的东西，所以就包括新四军发行货币，包括做财务，包括这个管后勤，包括当税务官，当地方专员这样的。

　　我父亲确实是这个职务比较高了，五几年，就是第三次人大的选举的时候，任命的副部级干部。

　　许戈辉：商务部部长。

　　任志强：商务部部长。

　　30岁之前，我几乎从来没有在父亲的面前抬起过头，总觉得面对的是一座高高的山……

　　任志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跟我父亲在这方面的决裂，就不是感情上，或者其他问题，就说是事业上的决裂。就是我立了很多次功，从部队。

　　许戈辉：你好像立过七次功是吧?

　　任志强：那么级别不一样，有的是战士的时候立的，有的是我当参谋的时候立的。我父亲非常看不起那个样子，你都三十岁才当个连长，我那个时候都是恨不得军长、师长什么的都当上了。就那种感觉，我就心里好像。

　　许戈辉：所以你父亲曾经指挥千军万马。我估计因为您在这个和平年代，做不到这一点了。所以就，我觉得是您是后来把这样的一种情怀，就寄托在商场上了，在商场上去挥斥方遒。

　　任志强：你说的对。所以我就干脆我复员了，我不干了，我去弄个别的。我复员就是跟我父亲堵一口气，就是你让我干什么我不干什么，我就非要自己干一个什么出来。所以实际上我去的是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就是安排待业青年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我在青年服务社，就是卖过土坯，卖过香蕉，什么都干过。后来又到农科院去托管农科院的劳动服务公司。那可能就是做餐馆，那时候打印室，就是没有计算机，都是敲那个铅字打印的那种，那个打印室，然后装订室，然后在“五难”里头，其中有什么修理难，做衣服难，我们开这些小商店，为大院，为居民提供各种服务。但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干出来。那时候我的工资也挺高的。那时候我可能我手底下管着也有很多人，我的工资也差不多三四百块钱。

　　父亲是个严厉而慈祥的人……一种特有的威严，却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种温暖，一种依赖，一个港湾……他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但只要有空闲就会常常给我们许多惊喜，让我们感受到深深的父爱。

　　任志强：我记得他有一次出国去苏联，欧洲，去访问，然后就买了三样东西，第一个是买了一个照相机，我印象很深，因为他喜欢照相。第二个是买了一个陀螺，陀螺就是这么大一个圆圆的，它有一个拉杆，一啊一转，就满地跑那种陀螺。半机械式的陀螺。第三个买了一个莫斯科大剧院的一个外形。然后把那个盖子一拿掉呢，是个八音盒，小天鹅，天鹅湖。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为我们，为孩子用的。

　　他带我们去这个玉渊潭去游泳，那时候那个地方有个叫做少年发电站吧，一个实验品的一个少年发电站。我们去玩去，去什么，给我们照相。我父亲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虽然其他的方面生活很困难，我们穿的棉鞋，可能都漏着脚指头。但是他省下来很多钱，给我们买了冰鞋，带我们到那个北海公园，冬天可以去滑冰。我印象中那个冰鞋，可能没用太长时间，没有多少次机会，但是他起码我父母表现出来这样一种心情，就是愿意跟子女去想着这个事。我说出来这些事情，实际上都很短暂。次数很少。但是越是次数少，你反而印象越深刻。

　　我理解了父亲的道理：职务不代表个人的荣誉，而代表你必须承担的公共责任。这种思想一直深扎在我的脑海中，不管是在部队等级森严的纪律下，还是在此后的商场拼搏中，职务从不被我看成一种重要的标识与荣誉。

　　任志强：我父亲实际上在退休的时候，姚依林专门到我们家里去跟他说，你要到哪哪去当个什么官什么之类的，还可以继续干几年的时候，我父亲不干了。那也就是说他们自己这个心里有一个这个底线，就是我为革命做贡献，是必然的。但是我绝不是为了自己当官去寻求一些什么过分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个专车，他可以用的，随便打电话，不需要花钱的，是吧。然后那个老干部局就派车来接你，送你去到处走。你哪怕去私人玩的，也没人管，你说去哪哪就去。但是他不愿意这样做。除非特别远的，去参加一些国家的，或者是大会堂的这种政治会议的时候，你比如说每年大会堂，过去有这个叫团拜，春节，十一这些活动，他会用公车去。剩下的时间，他很少用。

　　戈辉：让我特别好奇和关心的是，就是你给你父母带来的是什么。就是你看父亲以前是商务部副部长，掌管着这个最。

　　任志强：他是我们家最穷的人。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这个参加工作以后，突然发现，所有的收入都比他高。我父亲就经常骑自行车出去。我哥哥就很愤怒，说你不准再骑自行车了。然后我哥哥就说，我一个月给你五千块钱，你打的，足够了，是吧，你去哪都够了。我就可能比我哥哥收入还高，所以说我哥哥要给五千块钱，我就得给他一万块钱。

　　一开始我们觉得我父亲，可能把这些东西都买什么东西，都自我消费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一直到他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养了好几个大学生，免费给他们赞助，然后让这些穷孩子们上大学。最后一个大学生是到研究生的时候来了信，我父亲死了以后，去世以后，来了信，说这个该交学费了，我们才知道。但那以前，他已经养了好几个人毕业了，就是最后一个，后来就是我们出钱，让那个人上完研究生。他是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是个拉二胡的，我父亲把自己的二胡也送给他了。

　　任志强：2007年的时候，在网络上出来的时候，叫做人民公敌。叫做就是中国人最想打的十个人里头，我排第三。第一是小泉，第二是阿扁，第三就排到我了。父母也会根据网上，报纸上对我的批评，提出一些意见。我会跟他们去解释我的真实意思。因为通常在媒体里头报道的东西，都是断章取义的。

　　我出生时妈妈在丹东负责商品供应与管理，那是抗美援朝时期，1951年3月，我就出生在鸭绿江大桥的边上……妈妈的家庭是一个村中的大家族，其中四五十个同龄人中，一半在奔往延安的路途中先加入了国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另一半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记者：你小的时候，父亲打过你吗?

　　任志强：我印象中没有。

　　记者：那挺少见的。

　　任志强：因为他没时间打我，他们太忙了。

　　记者：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呢，你说。

　　任志强：我记得我父亲直接管我的时间很少，大部分都我们的学校老师，班主任，都会找我母亲。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小学的时候，四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很差，然后班主任就找我母亲，我母亲就狠狠批评了我一顿，然后给我一堆书让我看。我一看那些书都是他们看的，什么《红楼梦》，《牡丹亭》，我小学四年级，后来就看这个三国，水浒，三侠五义什么的。现在觉得挺好，它反而养成了一种习惯，所以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书可看，只有一本红宝书了，没得可看了，我们就想法去看各种各样的书。我印象中，我那个十八世纪的书都是每个人都是这么一摞一摞的，巴尔扎克的一摞子，左拉的一摞子。所以现在呢，我这几年这个，就是在华远以后的这很多书，我楼下有个私人图书馆，我把我的书都放在那，说你们谁愿意来看谁看。

　　妈妈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不对党的指示表示怀疑，只要是党中央的指示就坚决执行，无论是毛时代，邓时代，还是后来的时代……

　　许戈辉：他们的信仰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影响?

　　任志强：我觉得我们最初的时候，也是受影响很大的。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就知道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吧，几乎都是住校。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可能父母才有时间去把我们接回来。但是我父母经常因为出差，没法接我们。所以我们就只能被这个学校里的阿姨，带回到阿姨的家里去过礼拜六，礼拜天。

　　许戈辉：那个时候会很想家吗?

　　任志强：很想家。这种生活过惯了。为什么我现在有时候不回家，但是去忙工作，就是牢牢记住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印象中，就是我们经常我们回不了家，因为我的父母都是为革命，为工作，出差了，或者怎么样。

　　许戈辉：是不是在你的脑子里会有一根弦，就是为了革命工作。

　　任志强：传统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我父母实际上特别强调的就是，你要在这个所谓的全民所有制，或者说是集体所有制，或者是相对于公有制的一种企业里头去干活。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人都去做个体户了，其实我也可以去做个体户。那么个体户，他们总认为是好像是为自己挣钱。那么在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呢，你好像是为大家挣钱，为国家挣钱。所以要把更多的智慧和精力时间用在这上面。

　　1985年9月29日上午，我接到区纪委的通知，去区纪委谈话……事由来自1984年年底的分奖金……在看守所中待了一年两个月零六天。按贪污罪被捕却按投机倒把罪判决，这大约就是不按法律而按长官意志和有罪推定办案的结果……

　　任志强：我父母和别人的不一样，他们会努力去保护自己子女。比如说抄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几个人要跟造反派打架。我母亲就拦着我们，我们并不知道，实际上造反派拿刀捅着她的后背，是吧。但是她会就是很爱护自己的子女。但是我父亲在这个政治问题上，是原则是非常清楚的。我被关起来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他们不相信我会犯罪。他们有对子女有充分的信任。第二个，他认为如果我犯了罪，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他们有权利管他们也不能去管。因为那时候的高院的院长，什么这个中国最高院院长，都是他的战友。

　　记者：他真的没找过?

　　任志强：我父母会比较固执地坚持，就是我母亲几次跟我父亲说，要去找这个，要去找那个。但是我父亲都不同意，我母亲也没去找过人。

　　我回来以后，我父母当时很坦然。他们自己就蹲过那么多年牛棚，被冤枉过很多次，他们怎么会把这些事当回事呢。所以出来的时候就，回来了，我说回来了。

　　记者：你父亲就这么说话呀，就是这种。

　　任志强：就是觉得，好像你就该回来似的，就是那样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母亲会问的多一些，我父亲就是这个将帅之间的这个胸怀，还是有点差别的。你比如说我父亲被关牛棚，就是因为他国务院开会，上海要求增加物资配置，我父亲就坚决不同意，王洪文就不干了。因为王洪文那时候是管上海，他非要特殊待遇。我父亲说我没有那么多东西给你。然后最后第二天，跟王洪文吵完了以后，第二天总理说你去干校吧，就去干校了。没什么别的理由。像这种东西，怎么说，就是那个时代，或者是那一个阶段的，这个不正常，就导致大家幸亏这些老革命心怀很宽阔，没有把这些东西当回事。

　　我出来以后，我的总经理请我吃一顿饭，那时候在酒店里吃饭，还是非常少见的。然后就谈一谈，我说，我跟他说的就是，我们还会跟着共产党走。

　　1、任志强：尤其是坚持自己的原则的时候，更需要有厚脸皮。因为真理常常是不太容易一下子被大家所接受的。

　　2、任志强：他老说我见了女同志不笑，我说这个前面说阴阳是平和的，白天如果笑的多了，晚上回家就不笑了。

　　3、任志强：我最看中的品质，就是他喜欢不喜欢我女儿，别的我没有任何要求。

　　我的父母带给我的不是荣誉，不是财富，不是享受，而是良好的教育，严格的管理和对家庭忠诚的信赖。父母教会我们这些子女的不是如何当官，而是如何做人……

　　许戈辉：你觉得你的性格更像父亲还是更像母亲?

　　任志强：我可能更像父亲一些，当然大家都觉得，这个我长相，或者是什么的像母亲。在家里这四个孩子说，我父亲最喜欢我妹妹，我母亲最喜欢我。可能这个大家都选了一个小的去帮助，因为大的已经提前就是有谋生能力了吧。但总体而言，就是一个家庭中，父母实际上是以榜样来传递的，就是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也会传递到子女身上。所以我特别强调的就是做人，尤其是在家庭里做父母，你的榜样精神，对你的孩子教育，是最印象深刻的。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去做大量的公益活动，就是希望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看到，你不要仅为自己活着。你比如我做读书会，我拍卖45万，我都没见到钱在哪，就直接建立读书会了。但我努力去做很多工作，让他们可以得到很多钱，去做这个公益活动。就是我们自己要掏出钱来以外，你还要掏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要动脑子，怎么样想法让这个组织的影响更好，这个做的事更多，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要全身心的扑入进去，变成一种信仰。

　　对家庭的忠诚让这个家庭充满了爱，而不论你在这个家庭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这种家庭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会将这种爱传递给整个社会……

　　许戈辉：那会不会让在你们在父母走后，心里面总觉得有所缺憾?

　　任志强：我们一直觉得，就是我们陪他的时间太短了，在经济上我们可以给他很多帮助，我们当时家里兄弟姐妹四个人，定了一个，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属于那个有钱出钱的，我妹妹属于那个有力出力的。

　　许戈辉：所以父母晚年应该说相当幸福了，一个是他们也比较长寿了，都活到差不多九十多。

　　任志强：都是九十多。我父亲是刚好过完九十岁的生日，我母亲是九十三吧。

　　许戈辉：再有就是你们兄弟姐妹又那么和睦，那么幸福。

　　任志强：我们和睦，就是因为常常分离，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小的时候，就没都在一块，然后在一起没待几年吧，就文化大革命就又分开了，然后以后就各自工作。所以这个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家庭里头这个，应该说从父母开始的，比如说我刚才说我父亲去帮助那个穷学生是吧。其实在这个工作期间，他也帮助过很多人，就是这种这个友爱精神，你不要看他表面很严厉，但内心还是友爱精神很强烈的。

　　许戈辉：那么这些宝贵的品质，应该是传承下去。但是你觉得，到了您女儿的那一代人身上，他们还能不能传承，或者说还应不应该传承这些东西?不管你愿不愿意，在外人眼里，任志强就是一个官二代，然后任志强的女儿就是一个富二代。

　　任志强：我觉得重要的不在于你的出身是什么，而在于你自己是不是做出努力了。换句话说就是我的富，不是因为我父母。要是因为我父母的话，我哥哥姐姐是不是都可以这样富，我妹妹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获得这个，通过权利去获得致富。为什么他们很穷呢。那就说明在整个家庭里头，不是因为我父母，让我们这四个兄弟姐妹获得了官位，获得了职位，获得了工作，获得了什么什么，不是。

　　我结婚生子的年代，还是“只生一个好”的政策，但母亲已经开始相应党的号召，要求我们几个子女都只能生一个孩子，而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一种失误，但已经无法挽回了……

　　记者：所以你相信穷养儿子富养女?

　　任志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重要的是让她知道，应该有一个过苦日子的好习惯。但是不一定要限制她花钱一定要那么苦。有时候有些需要的时候，可以放松一点。你比如说你如果给她说，固定这么多零花钱，她就不知道拿这个钱去买书。她可能就买他自己认为最需要的那些奢侈品了。但是给她钱多了的时候，他多出来那部分钱，并没有用在奢侈品上，而是用来买书，或者是买一些学习用品了。

　　她们这个年代的时候，学习不是第一位的，满足自己需求是第一位的，然后第二位才说，满足了以后，我有更多的学习机会，要买一些书看看。这个差别已经出现了。

　　我觉得思想认识上，我教育上，我会要求，说你还是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比如说我会在很小的时候，告诉她你应该自己学会洗衣服，刷鞋，是吧。这些我们可能会要求她，比如说至少学会做三个菜，五个菜。自己能吃饱肚子，不至于出去的时候饿着。但是我不是要求他，每天你必须去做，这是有差别的。

　　当然我做这些东西，对她是有好的影响，至少她知道，人应该去做公益，对吧。她也会参加，比如说放暑假，就到我们的秘书处待个几天，学一些东西，或者是做一些东西，做一些义工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就很好。她不至于到了那个，看到这个路边有个老太太摔倒了，不敢去扶，不敢去做这些这个公益的事情，不会到这种程度。也不会说疏于对自我的言词要求。我觉得这就够了。

　　虽然父母离开了我的生活，但父母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永远影响着我的一生，父母的形象永远是我追求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