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持续发酵的台湾“反课纲运动”却有意逆流而上，以殖民时代“日本化”的余毒对抗海峡两岸的民族认同，不得不说是违逆历史发展的潮流的。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的台湾地区深受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驱使，而台湾人民的真实意志也被蓝绿党争的推诿所掩盖，这恰恰说明在重大历史关头台湾地区领导人根本无力承担起真正引导台湾人民的责任，反而因派系利益造成的狭隘与软弱把人民拖入了无休止的内耗。无论如何企图，台湾人民是中国人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有重新回到中国，台湾人民才能真正走向世界。亲近、倚靠一个以否定历史而臭名昭著的日本政府，等同于认贼作父，站到了反法西斯正义战争的另一端。
「捍卫台湾史，拒绝中国化」，这是反课纲游行队伍中，浮动于街头的醒目标语。无需讳言，「拒绝中国化」正是反课纲动员核心诉求之所在。当然，「中国化」的另一个说法，就是「去台湾化」。教育部的响应一直松软闪躲，现任部长吴思华的风格充分展现了马政府的特质。倒是上一任教育部长蒋伟宁抛出过一个相对直接的说法：「完全没有去台湾化，去日本化倒是有一点。」
在台湾本土掀起另一场「中日战争」?
新课纲引发重大争议，正反双方说词纷杂，一般民众无缘也无力细究课纲内容，左顾右盼，莫衷一是，乍看彷若猛烈战火，其实是弥漫的烟雾。倒是上述的街头标语和蒋伟宁的回应帮我们化繁为简，直指核心：反新课纲者是担心未来的课程内容会太过「中国化」;新课纲的支持者则是认为过去的内容太过「日本化」。
说穿了，课纲争议，就是「中国化」与「日本化」之争，这是在台湾本土掀起的，另一场「中日战争」。
只不过，台湾人民绝大多数是汉人血统，虽有先后之分，父祖来自中国大陆，毋庸置疑。语言、文化、信仰、礼俗节庆世代沿袭，没人敢说不是来自原乡祖居地。因此，所谓「中国化」，不是未来，而是当前之事实;无需编造，因为已是本质。
倒是反课纲动员中所呈现出来的，对于日本殖民时期之温存眷恋，相对令人好奇。甚至「日据」、「日治」之用语，慰安妇是否「被迫」……都可以在争议之列，放眼全球，台湾可谓绝无仅有。像台湾这样对殖民主魂牵梦萦的，举世仅见。
日本大阪有一座博物馆，人称PeaceOsaka，「和平大阪」，以收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关事物暨民众记忆而知名。其导览前言是这样写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以及其他东太平洋地区人民所承受过的巨大痛苦，日本必须负起责任……对于韩国和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期间所受到的巨大伤害，我们同样不能卸责。」这是日本有识者对于军国主义，对于殖民罪责的警醒之语。他们很清楚，和平，必须建立在对战争伤害的反思之上。
战争、殖民，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压榨欺凌，这当然是人类历史上伤痛的一页，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国家，对于殖民战争的描述，occupy、invade…，是最基本的动词，唯独在台湾，「占据」、「侵略」成为教科书上禁忌的用语。
台湾有一派本土论述，雅好夸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之功绩，以反衬旧中国之落后，并据此得到一个简单有效的结论：国民党入台，造成台湾现代化的障碍。
长老教会牧师的勋章
放眼四海，凡是以武力强占他人土地，榨取异族人力暨自然资源以利自我发展的侵略行为，皆与法西斯暴力一样，受到破坏人类文明的谴责。台湾却彷若世外之地，自我开发出一套对于殖民统治的美好想象，并且坚定而勤恳地在任何场合，包括教科书，矢志为殖民主做出忠诚的辩护。
如是奇诡的，具有台湾特色的殖民史观，看似荒谬，却是浸浸然成为本土主流。
Why?我们不得不问，台湾社会这一套独特的、悖离于世界史常识认知的殖民史观，究竟从何而来?究竟是什么样的独特力量，得以引领这一套史观，进而成为本土历史诠释的霸权?
「我想每一个人都会同意，所谓的成功殖民，就是人民发自内心对新政权臣服，以及新环境能够引导社会道德明显改善……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那些勤勉、机敏且具有影响力的福尔摩沙民众，已经开始感觉到他们确实受益于日本的殖民。我曾与一些反叛份子交谈过，我发现他们的反抗都是起于纯粹的无知，另一些人则是因为热爱冒险，不愿每日脚踏实地的工作，因而『起身抵抗政府』。」
这是甘为霖《台湾笔记》中的一小段，写于日本殖民初期。甘为霖本名WilliamCampebell，苏格兰人，英国长老教会牧师，1871年奉派到台湾宣教，1917年离台，返英退休。他在台期间，曾获日本官方授予「勋五等双光旭章」及「勋四等瑞宝章」。
再看另外一段，记述1895年日军登陆台湾之后，自北而南，逼近台南府城之场景：「他们一路南下，不断遭遇民众的抵抗，最后所有日军会师在台南府之前……当时台南府内有三位传教士，经由我们居中调停，日军才得以兵不血刃，和平街收这座城市。我们很幸运能担任这样的角色，因此得到了双方的感激。我们主要关切的，就是这种新的局势会如何影响福尔摩沙的宣教事务。就这一点而言，我很高兴地说，我们现在的景况比以往中国统治时代好多了，不管是人民或新统治者皆然……日本官员即使不是基督徒，也相当了解：与中国的异教相比，基督教更有助于推广文明、秩序和启蒙，而这些正是他们打算在此地推展的目标。」
这是另一位长老教会传教士巴克礼的记述。巴克礼原名ThomasBarclay，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Glasgow)，与甘为霖是小同乡。巴克礼牧师1875年抵达打狗(今高雄)，宣教地以台南为主，是台南神学院的创办者。于今，台南市文化中心对面有一片宽阔的绿地公园，即是以他为名。
1895年，台南府城抵抗激烈，日军准备巨炮轰城，巴克礼和宋忠坚(DunconFerguson)两位长老教会牧师主动求见乃木希典大将，接引日军入城。日本明治天皇为此授予五等旭日勋章。
本土论述中的文化霸权
长老教会的事业在台湾顺利开展，根据巴克礼1900年发表于纽约《基督宣教会》(EcumenicalMissionary Conference)的文字，日本刚接管台湾时，「领受圣餐」的信徒，全岛大约三千到四千人。到了2015年6月21日，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在台湾各地同步举办「庆祝宣教150周年」大会，光是在高雄巨蛋举行的场子，就有一万五千名信徒参加。民进党的高层领导，从党主席蔡英文、高雄市长陈菊、屏东县长潘孟安、以及南部现任诸多立法委员、前行政院长张俊雄……等人全程恭敬参与。
蔡英文更在致词时，大力肯定长老教会自1970年代以来即积极推动的「台湾住民自决」。她更高度推崇巴克礼对台湾的贡献，强调：「我们要把巴克礼牧师与上帝立的约，当作自己的约!」最后，对着巨蛋中仰首企盼福音的长老教会信众，她激亢地宣誓，要以巴克礼为最高典范，她说：「在这里，在各位的面前，我也要与台湾人民立约……我必将奉献所有，让台湾人充满荣耀!」
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情境，这样的崇隆誓言，足以见证长老教会在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面向的巨大影响力，当然也足以见证其在本土论述中的文化霸权。
长老教会入台传教已达150周年，在台湾社会扎根一个半世纪，信徒广众，自有其成为文化霸权的基础。只不过，长老教会的史观、认同，从甘为霖和巴克礼的记述中可以看出，皆是以有利于宣教布道做为出发点，而这却又在战后延续成为台湾本土「殖民有功论」者的认知基础。台湾悖离世局常理而独树一格的殖民诠释，其根源在此。洋教士传给我们的历史，于今就是独派指定的教科书。
林深靖：台湾学者，INTERCOLL(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Intellectual)亚洲地区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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