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十月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台湾独立」运动可谓达于顶峰﹐此后的「台独」诉求﹐渐失其动员号召的力道。一九九六年三月的总统大选﹐旗帜鲜明地高举「台独」大纛的彭明敏仅得到二百二十多万张选票﹐遭到惨败﹐「台独」气势大挫。民进党的「美丽岛」﹑「新潮流」两大派系与施明德等其它要角在熜统大选前﹐见外有中共飞弹示警﹐内有民众对台独的疑惧﹐已知「台湾共和国」的主张势不可为﹐为谋生存发展﹐乃调整策略﹐与国民党谋求联盟﹐与反「台独」的新党和解﹐企图藉「中华民国」式的实质独立﹐取代不切实际且易立即招来战祸的「台湾共和国」。但这种转变无法为脱离现实的所谓「台独基本教义派」接受﹐遂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从台独阵营分裂出去﹐成立「建国党」﹐并严词抨击民进党背叛台独立场。
自民进党通过「台独党纲」后﹐一九九一年底的第二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即受重挫。一九九六年的总统大选败象之惨﹐更是前所未见﹐这反映了多数台湾民众对「台湾独立」运动的不信任与恐惧。民进党主流势力警觉到若不改弦更张﹐则永无执政机会﹐且有祸台之虞。
这种形势的转变﹐可由岛内与岛外因素分别剖析。从岛内来说﹐台湾经济数十年来在安定中成长﹐鲜见大幅波动﹐社会经济秩序一直维持基本的稳定﹔政治上﹐自蒋经国掌权后﹐刻意加速提拔台籍干部﹐推动「本土化」政策﹐并因应反对势力的挑战﹐在内外压力下进行政治改革﹐在一九八八年过世前完成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等自由化政策﹐而李登辉继位后﹐更一一接纳反对势力所提出的国会全面改选﹑省市长民选﹑总统直接民选等主张。国民党政权经过民主化﹑本土化的洗礼﹐其权力基础已完全紫根于台湾。过去国民党靠国家暴力维持统治﹐中央政权主要由大陆籍权贵把持垄断﹐并未经台湾民意的认可﹐于是构成「台独」运动攻击的把柄﹐也是「台独」运动藉要求「民主」为名﹐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依据。但是随着自由化﹐民主化的政治转型﹐「台独」以「民主」之名夺权的策略已逐步被化解。尤其「台独」为了想利用多数暴力﹐加速革命建国的步伐﹐高喊「台湾人出头天」﹐将省籍矛盾无限上纲﹐大肆煽动「台湾人意识」﹐形成所谓的「台湾人情结」﹐化为「台独」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李登辉出任总统后﹐势单力孤﹐为了巩固权位﹐不惜利用「台湾人情结」﹐结合民进党﹐共同斗倒党政军系统中的大陆籍权贵﹐终得尽揽大权于一身。李登辉在台湾政治市场上﹐取得「台湾人牌」的正字标记﹐成了正宗的商标代理人。「台独」经营多年的品牌竟让李登辉坐收渔利﹐在总统大选中大挫老牌台独彭明敏﹐令台独深有「恶紫之夺朱也」之憾。而就在激进派「台独」大搞省籍矛盾﹐强以台湾人建国意识之际﹐常表现出强要以闽南语为「国语」﹐斥责﹑谩骂不说或不会说闽南语者﹐动辄以「中国猪滚回大陆去」辱骂甚至殴打具中国意识者等等「台独法西斯」行径﹐也令许多民众反感﹑嫌恶乃至恐惧﹐认为他们的本质与蒋氏国民党没有两样﹐讲「民主」是假﹐搞「台独法西斯」是真﹐不值得支持。而内部派系恶斗与浮现腐化病症使其道德形象下堕﹐令民众离心﹐犹其余事。
就岛外而言﹐中共再三警告﹐只要台湾宣布独立﹐必以武力保土卫权﹐使数十年来未经战乱的民众﹐恐惧「台独」会引来兵灾﹐破坏长期安定的生活。再者﹐中共自一九七九年后﹐实行经济改革﹐对外开放。作为台湾经济主力的中小企业由于资本小﹐技术低﹐缺乏研究发展能力﹐无法提升産品层次﹐加以台币汇率上升﹑工资增加﹑地价高涨等岛内不利因素﹐在大陆﹑东南亚国家也纷纷采取劳力密集的加工出口经济后﹐国际竞争力大幅下降﹐于是纷纷将産业移往大陆寻找第二春。台湾原有的加工出口主力産业如鞋﹑伞﹑玩具﹑灯饰﹑纺织等几乎都已转至大陆生産﹐以投资带动贸易的方式为台湾赚取巨额的外汇。近几年来﹐每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都超过百亿美元。台湾出口的主要市场已由美国转为中国大陆﹐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度大为增加。两岸如果因「台独」而兵戎相见﹐大动干戈﹐台湾经济必将崩溃。再说﹐两岸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打破过去数十年的隔绝状态后﹐所谓「看不见也摸不到长江﹑黄河」因此産生不了中国感情﹑意识的论调自然不攻自破。两岸在经济﹑文化关系日益密切后﹐「台湾意识论」与「命运共同体论」的基础逐渐受到侵蚀。「台独」主张之日益失去客依据是理所当然的。
前已述及﹐在美国与中共处于敌对状态下﹐美国的对台政策是支持「台湾独立」或「两个中国」﹐使两岸分裂以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从五○年代到六十年代艾森豪威尔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与肯尼迪的国务卿腊斯克﹐多次设法搞「两个中国」。其方法包括﹕在一九五四年磋商「共同防御条约」与一九五四—五五﹑一九五八年两次金门炮战期间﹐力促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以彻底割断两岸的连系﹙此即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金马撤军论」之由来﹚﹔要求北京承认台湾独立﹐美国则以承认北京为中国合法政府并支持北京获得联合国席位相交换。﹙Rusk 1990: 284-85; Tucker 1990﹚不过﹐这些图谋﹐都为国共双方所反对﹐在毛﹑蒋合作下遭到粉碎。
但李登辉上台后﹐即逐步推动「两个中国」政策。他放弃由国民党重回大陆主政的幻想﹐通过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接民选﹐使中华民国台湾化﹐对外则积极推动重返国民党﹐向国际宣布希望获得双重承认﹐企图用两德﹑两韩的模式处理两岸关系。呼应美国「两个中国」论的﹐其实并非始自李登辉。早在一九七二年﹐甫经十年牢狱之灾后不久﹐雷震即向蒋介石建言﹐放弃一个中国的主张﹐在台湾成立「中华台湾民主国」﹙雷震1972﹚。李登辉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实与此论有同工之妙。
本来﹐蒋介石为求得美国保护而不得不在「对日和约」中﹐默认「台湾地位未定」﹐又在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时﹐承诺未获美国同意不得以武力反攻大陆﹐就已使台湾实质上与大陆分裂﹐仅存留形式上的一个中国主张。尤其数十年来﹐蒋氏父子拒不与大陆谋求和平统一﹐偏安台湾﹐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与台湾内部政治﹑经济结构的必然发展﹐国民党的「一个中国」论就日益凸显其虚幻性﹐难有说服力﹐而成为「台独」振振有辞地攻击的把柄。李登辉正是想利用「中华民国式」的独立﹐对内凝聚「生命共同体」的共识﹐化解「台独」攻势﹐对外推动「两个中国」企求国际承认﹐将台湾问题国际化﹐摆脱两岸的内战状态﹐以便国际干预。是故﹐李登辉自九十年代后﹐即与民进党合作积极推动加入联合国。一九九五年六月更访问美国﹐大言炎炎﹑若有所指地宣称要「向不可能挑战」。而民进党在岛内也不断煽动台湾民众放胆支持独立﹐把台湾遭逢的国际困境全部归咎于台湾没有宣布独立﹐更不负责任地叫嚣台湾宣布独立中共也「不敢打﹑不会打﹑不能打」。然而﹐正当李登辉志得意满地访美归台﹐犹自踌躇满志﹐陶醉于自以为胜利的喜悦中﹐中共却召回驻美大使并开始了一次比一次逼近台湾的军事演习﹐令美国愕然﹐台湾骇然﹐而国际默然。后来美国虽在台湾总统大选期间﹐出动航空母舰向中共示警﹐柯林顿却在不久后﹐承认对中国的认知有误﹐派国家安全顾问雷克到大陆访问﹐重新学习认识中国﹐以图修好。美国与中共的关系在不到一年之间出现了戏剧化的急遽转折。何以故﹖
美国与中共的关系自一九七九年建交﹐中共进行经济改革后﹐在八十年代﹐大抵处于平稳的和缓状态。此其间﹐美国为主的西方商品﹑思潮大量涌进大陆﹐在知识青年中掀起一股强劲的西化浪潮﹐终因官倒﹑通货膨胀问题的恶化而发生风波。中共又重提反对美国的和平演变﹐与美国关系陷入低潮。此后﹐美国不断以人权﹑经贸等问题对中共施压﹐并寄望中共内部亲美势力复出﹐使中国大陆出现符合美国利益的政权。但江李体制下的中共却对美国持不妥协态度﹐美国面对综合国力增强﹐政治上却不甘雌服的中共﹐满怀戒慎恐惧﹐于是右翼保守人士在政界﹑学界﹑新闻界泡制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倡议恢复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尤其自一九九○年东欧﹑苏联的共党政权相继垮台﹐倒向西方之后﹐中共成了美国最不放心的对手﹐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问题上屡生摩擦。美国于是又有意利用台湾这颗棋子来与中共作对。李登辉与民进党误以为中共既着力于经济建设﹐又面临邓小平将逝的接班问题﹐必不致轻易对台动武﹐更何况他们认为美国与中共不睦﹐一旦有事﹐美国这个总后台大靠山也必将出兵保护台湾。这就是一九九六年之前﹐李登辉与民进党何以敢捋中共虎须﹐屡屡向中共「一个中国」政策挑战的原因。然而﹐中共在一九九六年的飞弹演习中﹐向美国﹑台湾与国际社会明确表示了不惜与美国一战解决台独的决心﹐而国际社会却未见强烈反应。美国虽有遏制中共之心﹐眼见中共护士卫权之心坚决不可动摇﹐欧亚各国又无共同遏制中共之意﹐美国若与中共正面冲突将得不偿失。过去美国之所以处心积虑地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主因之一即不愿卷入中国内战﹐避免与中共发生全面战争。今日在势单力孤之下﹐当然更不愿冒巨大损失之险﹐为了台湾与中共一战。在评估得失之后﹐唯有改弦更张﹐由遏制中共转而与之积极交往。甫卸任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斯弗已公开宣称﹐美国不应幻想将美国价值观加诸中国大陆上﹐明白表示了这一看法上的转变。
美国与国际社会对中共态度的转变主要是由于自七○年代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化。
首先是美国经过多年的对外插手干预﹑参战﹑对内实施大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国力耗损过巨﹐不堪负荷﹐造成贸易﹑财政双赤字与日俱增﹐连年居高不下。自七○年代后﹐国势已日渐衰落。反之﹐日本与欧洲的德法等国则在战后既获美国经济援助﹐军费负担又大多转嫁给美国﹐经济因而得以快速增长。九○年后﹐欧洲市场的统合更见成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由战后初期的美国霸权﹙hegemony﹚转化成美国﹑日本﹑欧洲三足鼎立的争雄﹙rivalry﹚局面。
再者﹐中共自一九七九年后放弃了毛泽东时期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挑战的尝试﹐改采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接轨的经济改革。而苏联自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积极与美国和解﹐至八○年代后期冷战终止﹐一九九○年东欧﹑苏联共産政权更相继垮台﹐引进资本主义。美国对社会主义遏制的战略可谓已经大功告成﹐社会主义国家既纷纷解体﹐两大阵营的对峙即不复存在﹐没有共同的敌人﹐原先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也就无从巩固。
最后是中共的经济改革﹐自一九九二年后﹐加速融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成为整个体系发展最快最大的市场﹐世界各中心国﹑半外围国无不争相抢食。中共非但不再是毛泽东时期令资本主义国家畏惧的洪水猛兽﹐中国大陆反而成了各国竞相奔赴的投资乐园。各国非但不可能再与美国联合遏制中共﹐法国﹑德国﹑日本等甚至还可能利用美国与中共交恶﹐在中国大陆获得庞大的商机。面对欧洲﹑日本各中心国家的垄断资本﹑跨国公司大举进军中国大陆﹑美国的垄断资本自然也全力抢进﹐唯恐丧失先机﹐在世界市场竞争上落于下风﹐当然也就不会允许美国政府与中共关系恶化﹐以致阻挡财路﹐故而必然要对美国政府施压﹐要求改善与中共的关系。美国政府在此新形势下﹐若还想重施遏制中国的故技﹐只能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注定要失败。
中共在一九七○年之前﹐受到美国遏制政策的影响﹐经济被封锁﹐于是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钩」﹙delink﹚﹐实行自力更生政策﹐因此而自行发展出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基础科学上打下深厚的根基﹐并拥有了一些世界先进的高科技﹐科技研究发展的潜力十分雄厚。以中国大陆市场的广大﹐技术潜力的雄厚﹐配合充沛的各级人力﹐多样的资源﹐极有可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一个新的中心国。
反观台湾﹐由于企业以中小型的为主﹐资金﹑研发能力都不足﹐而大型企业也多半缺乏远大的眼光与气魄﹐不肯投资于资金大﹑风险高的高科技産业﹐因而産业升级叫喊多年却成效不彰。前经济部长赵耀东就曾感慨台湾的企业主大都短视近利﹐只想赚钱﹐却不肯将赚来的钱大笔投资于研究发展﹙刘玉珍1995: 107-8﹚就以台湾列为高科技明星産业的信息业与半导体IC来说﹐到今天在技术上仍仰赖欧﹑美﹑日等技术大国。IC业最重要的八项材料中﹐有七项由日本厂商﹐一项由德商掌控﹐技术的基础研究明显不足﹐尚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阶段﹐只能在技术先进国后追着跑﹙杨丁元﹑陈慧玲1996: 202-8﹚。八○年代后﹐在技术能力不足﹐産业升级不易﹐内部市场狭小﹐而土地﹑劳力等各项生産成本节节升高﹐政府效率又不彰﹐兼且社会风气不良﹐环境﹑生活质量不佳等各项病症杂陈下﹐对台湾经济增长造成极大的伤害﹐台湾的竞争力正在下降。近年来若非与大陆进行经贸交流﹐经济早由中度成长跌为低度成长﹐从而引发失业﹑通货膨胀等社会经济难题。尤其﹐台湾在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会同时也正在发生利益的重分配。一方面是薪资劳动者会要求分享更多的经济利益﹐另一面是资本家们想扩大利润﹐而生産力增长却有限﹐双方面的利益冲突会通过政治对抗表现出来。随着经济的自由化﹑国际化﹐竞争日形激烈﹐破産﹑兼并日益增多﹐贫富差距加大﹐失业问题也必日益恶化。近年来﹐在野政党与民间要求社会福利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财政赤字有增无已。一旦産业技术迟迟无法升级﹐生産力停滞难前﹐而阶级矛盾与人民的就业生活无法有效解决﹐政权必然发生合法性危机。这在外围在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屡成严重问题﹙Prebisch 1981﹚。台湾若不能与中国大陆进行经济合作善加利用大陆的资源﹐恐将在竞争力衰退下﹐跌回外围地位﹐难再翻身。
近年来﹐「台独」论者经常夸夸其谈所谓「台湾主体性」﹐屡发仇视﹑丑诋中国﹙包括历史﹑文化﹚之语。其实从台湾战后依附于美﹑日等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才得以生存来看﹐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台湾都没有所谓「主体性」可言。李登辉与「台独」论者口中所谓的「普遍的文明价值」﹑「人权」等等﹐不过是毫无批判思考地照单全收美国贩卖的货色﹐是一种彻底臣服于美国式价值观的奴化思维。他们仰望﹑敬畏美国﹑日本等中心国家却蔑视非西方文明﹐他们无视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支持独裁政权﹙包括台湾的国民党﹚﹑搞政变﹑暗杀﹐贩卖毒品支持反共势力而国内则广泛存在的种族歧视﹑阶级压迫。对美国他们充满了谀颂之词﹐对于中共﹑马来西亚﹑乃至新加坡这些敢于批判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家﹐则反唇相讥﹐指责他们的亚洲价值观﹐视美国为文明﹑人权的「上国」﹐为美国回护唯恐不及﹐充满了奴颜与媚骨。这充分显现了攀附权贵谄上而欺下的豪奴心态﹐也很符合客观上台湾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位置。然而﹐如前所述﹐未来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新一轮的竞争中﹐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在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台湾还能继续像过去那样依附着美国﹑日本而保持地位甚或向中心跃升吗﹖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看不到这个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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