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崇洋媚外”思想从何而来?

　　——漫谈近代中国社会“团团转”怪相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社会在政治上出现了一种“团团转”的怪现象，这就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百姓怕官”，这是一种常态。从历史上看，这也是所有国家的常态。大凡有政权的地方，都存在着百姓怕官的现象。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政权就是阶级压迫(管、关、杀)的工具。“官”作为国家各级政权的代表——是掌权的统治者;“百姓”，是被统治者，岂能不怕“官”?哪一天如果百姓真的不怕官了，那不就是“造反”了?

　　“官怕洋人”，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出现的特有现象。官为什么要怕洋人?说白了，因为近代中国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是洋人的奴才。

　　翻开历史，无论是清王朝的道光帝还是那拉氏;无论是北洋军阀时代的袁世凯还是张作霖;无论是国民党时期的汪精卫还是蒋介石，有哪一个不是唯“洋大人”的马首是瞻?

　　统治晚清近半个世纪之久的那拉氏，她留下的治国名言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蒋委员长的治国秘诀，对外是“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对内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近代中国的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所留下的，无不都是妥协、投降的丧权辱国杰作。

　　你明明是“天朝”皇帝，民国总统、委员长，掌管着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拥有4万万多的同胞，面对外敌，你怕谁呀?

　　就说1840、1856年那两场鸦片战争，用对军事颇有研究的恩格斯的话说，“英国人能把广州城完全毁灭，能攻占沿海一切据点，可是他们所能调集的全部兵力都不足以夺取和扼守广东和广西两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如果中国人发起民族战争来对抗他们，英国人又怎么办呢?”(恩格斯：《波斯和中国》)

　　恩格斯的结论是明确的：如果中国政府能坚持进行抗英战争，英国侵略者必败无疑。那么，中国的清政府为什么要妥协、投降，直至让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呢?

　　说到底，清代的皇帝和其后民国的统治者们，是一小撮满洲贵族和地主、官僚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统治特权和利益，根本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生计。他们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想保住自己的阶级私利，结果是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宁愿向洋人让利，妥协、投降;独独就怕人民造反，要严防“改朝换代”，故无不视百姓为洪水猛兽。

　　1840年6月，鸦片战争正式打响，英军炮击沿海城市厦门等地，北上攻下定海，仗已经打到了中国头上，道光皇帝却不敢下令对英国宣战。以后他派琦善为钦差到广州、取代林则徐，目的就是推行妥协、投降政策。新钦差大臣到了广州，得出“患不在外而在内”的结论，随即主动拆毁珠江防御工事，解散“民勇”(民兵)。1841年2月，道光帝因琦善(越权)私割香港被激怒，才对英宣战。他派出“靖逆将军”奕山(皇侄)，姗姗到达广州主持战事。可是这位将军给皇帝的报告还是：“粤兵皆汉奸，粤民皆贼党”，顽固推行“以百姓为敌”的方针!明明是洋人打上门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为什么反视百姓为敌?在琦善、奕山之流看来，凡不受其妥协、投降政策控制的任何民间反抗行为，都是“民粹主义”，都是不能容忍的。(民国时代的蒋委员长，正是继承清代统治者“传统”，难怪要推行“爱国有罪”、“攘外必先安内”的反人民政策了!)

　　西方列强为什么要侵略中国?无非就是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市场和原料基地。任何帝国主义要统治中国，都需要有为它们驱使的走狗、代理人。反之，清代皇帝和民国的统治者们，为了保持反动阶级的特权与私利，也都愿意与外敌勾结，——甘做“儿皇帝”，这就是问题的症结。近代中国，经过西方列强五次侵略战争，中、外反动派彻底“合流”，中国的皇帝、总统们，一个个都成了西方列强统治中国人民的驯服工具——洋奴!这就是近代中国出现“官怕洋人”现象的根由。

　　“洋人怕百姓”，道理很简单。洋人来到中国，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视中国的百姓为“贱民”，在中国土地上胡作非为，为所欲为。百姓忍受不了洋人的欺压，最终被迫反抗。洋人毕竟人数少，每当他们陷入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的汪洋大海时，其下场必然是可悲的。从鸦片战争期间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到1947年初由“沈崇案”引发反美示威与中国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就是“洋人怕百姓”的原因。

　　比如鸦片战争期间发生的三元里人民自发抗英斗争。1841年5月底，英军占领广州(奕山不战而降)。其后，英军四出征粮，“予取予携，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广州近郊三元里地区为害尤烈。是日，英军统帅郭富，副军需总监、陆军少校毕霞等，带领英军第36团、第37团、第47团和孟加拉志愿军的几个连，前往三元里抢掠，结果遭到三元里一百零三乡乡民的包围与袭击。据史料记载，是役，“老弱馈食，丁壮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梁廷枏：《夷氛闻记》)。双方较量结果，英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据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记载，英军有“14人被杀，120人受伤，大约有300人后因病而死”。(转引自牟安世：《鸦片战争》)

　　再以“百姓”与“洋人”冲突的焦点——近代教案为例。鸦片战争后，自1848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制造第一起教案——青浦教案起，到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1897年的曹州教案止，前后不过50年，中国大地上就发生了400多起教案!(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尽管这些教案，使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百姓”均遭“官”——清政府的惩罚)，但它同时也确实使那些“洋大人”侵略者为之丧胆。至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那更是洋大人们“灾难临头”了!

　　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表面看，三者关系是个“团团转”，但“官”毕竟是中国的执政者，是中国的统治者。因此，“官怕洋人”的客观事实，自然逐步地内化为中国统治阶级的“洋奴”意识、“洋奴”哲学，从而形成“崇洋媚外”思想。

　　马克思说得深刻;“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共产党宣言》)

　　既然近代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惧洋”、“崇洋”，直至崇尚“洋奴”哲学，那么，导致社会上出现“洋奴”的思想意识，形成“崇洋媚外”思潮也就不足为怪了。

　　“崇洋媚外”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统治阶级的一种奴才心态，是洋奴哲学的产物，它是近代中国“官怕洋人”思想的畸形变异的怪胎。

　　是毛泽东打破了近代中国社会这一“团团转”怪象!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新中国建立，毛泽东思想一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崇洋媚外”思想。特别是通过抗美援朝运动，更是在实践上批判了“洋奴哲学”，“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思想深入人心，全国人民意气奋发，出现一派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大发扬。此后，仅仅经过20几年，中国人民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旧貌换新颜：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一跃而为具有完整工业体系——能制造两弹一星到核潜艇——的世界第六工业强国!(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均经历了两、三百年的时间)

　　然而，曾几何时，巨星陨落，人民领袖毛主席逝世，中国的一切全变了：

　　“帝国主义挟着皮包回来了!”“洋奴”哲学又吃香了，汉奸、买办文人又吃香了，“崇洋迷外”思想流行了，“香蕉人”时髦了┄┄

　　否定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批公扬私”，把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下打回到昔日“一盘散沙”的旧中华;“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中国人民，再一次沦落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各自觅食的可怜虫!中国社会重新回复到几千年来的旧传统：剥削有功，造反有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究竟是什么妖精在作怪?究竟是谁在作孽?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听到否?亿万个声音在呼唤人民领袖毛泽东!

　　听到否?中华民族在呼唤毛泽东思想重回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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