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讨论解放思想前置性问题的第二篇，从现代性危机出发，论述实事求是对现代性危机的克服与超越，以及实事求是原则之于解放思想的先决性关系。全文732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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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性”的研究是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显学，韦伯、涂尔干、吉登斯、哈贝马斯等大家的论述层出不穷，相关文献汗牛充栋。仅是讨论现代性为何，现代性思维为何，就可以搞出诸多大部头的论述。所以，我在这里开宗明义，直奔主题，基于历史简单说明我对现代性的理解。
哈贝马斯
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和机器大工业的产物，现代性思维是现代社会实践的产物，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现代社会。
现代性思维，首先表现为一种基于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思维原则，在这种原则的推动下，现代思维面对自然时表现为科学思维，在面对社会时表现为推进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为核心的价值理念。现代性思维是强力而有效的，这套理念不仅造成了西方在思想上的霸权，同时也成为了钳制发展中国家的有力思想武器，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不公平交易的全球化体系下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成为唯一具有潜力重塑世界局势的国家。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同时也是引入马列主义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那么，就必须看到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包含着超越西方现代性思维的“硬核”。在现代性遇到严重危机的今天，我们就必须更加深入地来讨论这一思想原则的哲学机理对现代性思维的超越。
当然，我们既然在这里尝试讨论实事求是原则对西方现代性思维的超越，就需要将两者放在同一个维度上进行比较，那么文章中就难免出现用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术语来讨论毛泽东思想的段落，可能会导致某些同志不快，在此先行致歉。
第一重超越：基于实事求是思想原则，反对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和理论优先原则
从实事求思想原则提出的历史过程来看，这一思想原则的第一论敌，就是普世主义和理论优先原则。普世主义和理论优先原则是西方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其关键在于强调西方思想和理论的普世性，他们认为，只有西方的理论是普世的、合法的，西方理论之外产生的任何知识都是非法的。
在现实的革命斗争当中，毛主席认为，任何号称普世的理论和价值，都需要放到现实的革命环境中（地方性）受到检验，而现实革命实践经验（地方性的知识）同样有必要从经验上升为理论，成为整个理论体系当中合法的组成部分。
普世主义是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石，它几乎贯穿了整个西方思想史，而从未改变。普世主义是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概念，认为宇宙间的一切地方都遵循上帝的法则，简单的理解就是法则（Law）是宇宙运行背后的秘密，所以普世主义必然是以一个既定理论为中心的体系。
托马斯·阿奎那等经院哲学家认为存在一种自然法（Nature Law），既是宇宙中的自然规律，同时这个法则也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普遍道德法则。在近代欧洲启蒙运动中，普世主义达到了高潮。伏尔泰、卢梭、康德等思想家提出了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他们认为这些价值是理性和人性的共同基础。当今，普世主义仍然是西方的重要思想资源，从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概念的提出和被西方思想界用作重要的舆论武器，就可以看出其在整个西方话语体系当中的重要地位。
普世主义最大的缺陷在于只承认西方理论体系产生的知识，而否定将西方理论体系之外的经验和教训上升为知识，从而加强了理论体系本身的“霸权”，阉割了后发文明从自我实践当中产生理论的能力。坦率地说，普世主义在自然领域是一定道理的，如果宇宙只存在一种物理学规律，那么在物理学意义上，普世主义的确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这个规律被基督教思想家非法的推进到了社会实践当中，认为只有西方文明体系产生的理论才是知识，而后发民族所产生的知识是非法的。
这种思维本质上是服务于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扩张，基督教神父们正是在这种强横的逻辑下，迫害异教、烧死女巫、屠戮各个殖民地人民。这种逻辑也随着启蒙思想传播，播散到了各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经过改头换面服务于西方殖民。正因如此，只要是接受了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思想的人，往往就会成为西方中心论狂热的维护者。这一点看看我国的文科教授和翻译家的表现即可。
在中国革命历史当中，本本主义者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首先实现关心的不是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关心的是中国革命是否符合“理论”。当然，这个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而是本本主义者想象中必须维护的理论。如果现实不符合理论，那么中国的革命就是错误的，现实就必须被纠正。
毛主席所强调的实事求是思想原则，首先是现实实践优先于理论的思想原则。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实相结合，从而确保了后发文明通过自身政治实践产生理论体系的可能性。用后现代哲学的话来说就是：实践优位地方性知识优先于普世的理论。
所谓地方性知识，不是强调某些知识只能用于地方，而是说知识首先诞生于特定区域与特定实践。毛主席早年投身革命时就非常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现状，形成了对中国革命性质、特点的独到见解，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系列著作。
1929年12月，毛主席在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第一次提出要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强调“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为纠正党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毛主席撰写了《调查工作》（1964年重新发表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对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大声呼吁“注重调查，反对瞎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明确提出共产党人要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已跃然文中，这是我党历史上关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最初表述。这个思想在《实践论》当中获得其哲学的表述。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在这第一重超越当中，确立了毛泽东思想认识论的第一原则，即是实践优先于理论。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强调了人在现实实践中的评判标准，不是实践是否符合理论，而是实践是否能够成功，这是人实践和认识的第一原则。
人类实践，是知识的“本原”。知识来源于基于现实成功的实践，即一个“对象”从实践当中产生出来。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一定会相当地赞成，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对象性（Vergegenständlichen）真理，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当然，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验证了这一原则的正确性。
坦率的说，实事求是这个思想原则并不是没有缺点，实事求是强调在现实实践当中发现事物的规律性，实际上指出所有的知识都是地方性的，那么很可能存在着一种走向相对主义的可能。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原则的提出，则指出了一条最弱意义上的普遍主义理论，从而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共同形成了理论论证的闭环。
第二重超越：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作为中间环节，统一了科学理性和道德理性
理性分裂成为纯粹理性（即关于科学的理性）和实践理性（即关于道德的理性）是当代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特点，这是基督教意识形态崩溃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两个思想运动的产物。
这一思维特征造成现代性思维只强调科学理性，而无视道德目的的现状，最终导致当代欧洲社会系统性的危机。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要求主体回到具体的历史情景当中，在现实的政治抉择当中，通过实事求是实现科学理性和道德理性的重新统一。
实践理性分裂成为科学理性和道德理性是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产物。在前现代思维当中，科学理性和道德理性是统一的，或者用更加哲学的话来说，就是认识论和伦理学的统一。古希腊哲人认为，美德即知识；中国古代哲人认为，知行合一致良知；基督教也有相似的论述，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且至善的。
但是随着中世纪末期基督教意识形态的解体，科学理性和道德理性先后从基督教意识形态母体中剥离出来，但却形成了绝对的分离。从伽利略到牛顿，以科学为核心的思维将自然从基督教意识形态当中分离出来，逐步成为以当代物理学为核心的科学理性体系。
比之科学理性，现代性思维视野下的道德理性不仅难产，而且先天不足。宗教改革冲破了基督教的樊篱，个人主义在市场经济当中野蛮生长。现代政治的本质是围绕市场形成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为核心的价值理念。这个过程并不需要道德理性，而只需要各方基于利益精算的政治哲学。
这一点在德国哲学史上表现地特别清晰，从康德开始，基于科学的认识论哲学体系特别发达，而对于道德理性的哲学研究却日渐枯萎。所以，现代性思维影响下的政治不需要关于道德的理论，不需要考虑文明的前途，而只需要在市场上的精算。科学在狂飙突进，经济在迅猛发展，但是政治水平却裹足不前，这就带来了欧洲文明系统性的危机。在政治上，这种危机表现为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在思想上，这种危机表现为斯宾格勒、尼采、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的著作。
尼采
毛主席面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危机，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作为中间环节，统一了科学理性和道德理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理性对西方现代性思维的第二重超越。
所以毛主席首先强调，在面对历史进行决策时，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历史的能动主体依据现实情况和科学理性进行抉择，才能作出正确决断，才能真正意义上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并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奠定思想基础，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期间又从思想路线的角度，不仅系统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而且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
其次，基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走群众路线，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实现了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只解决了科学和历史理性相结合的部分，如果仅仅只强调这一条，这样的科学理性是无主体的，干枯的理性。相反，毛泽东思想的理性观，是植根于中国历史和人民的。
毛泽东思想有中国哲学的种子，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直接的来源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思想渊源，更进一步是中国传统哲学民本主义的思想。但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而是根本的超越。
关于这一点相关论述颇丰，我们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历史有规律，但是很难说有目的、有终结，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主体的选择就必须为自己确定自己的目的。那么，革命党以人民的利益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自身统治的科学性依据和合法性基础，则有效链接了历史理性和道德理性。
毛主席将人民的利益视为自身奋斗的目标，将人民的力量视为自身力量的源泉，两者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系统，从而真正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当然，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不能自命自己是人民，也不能自命自己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必须基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通过走群众路线，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人民疾苦，才能真正说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三重超越：用事实求实克服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是一种现代病，它是现代性思维的必然结果。从当下的角度看，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给予了当代人克服虚无主义的思想武器。
现代性政治是基于保护弱者和平民权利的政治，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却几乎不思考如何培养引领社会发展的强者这一问题。所以，现代性政治是一种庸人的政治，资产阶级不再像以前的统治阶级那样强调自身的美德，而是猥琐的躲在“自由法治”的背后，贪婪地剥削人民。
早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被资产阶级所取代的封建贵族，就嘲笑资产阶级低贱和无耻。如果不相信的话，诸君可以看看美国“萝莉岛事件”。资产阶级强调科学理性，强调法律规则，反对克里斯玛型的政治伟人，甚至反对具有历史能动性和道德选择能力的社会精英。所以，尼采会指出社会中绝大多人不过是庸人，海德格尔会说我们生存在被“常人”包围的世界当中，而这个由庸人和常人组成的社会，最终整个会滑向系统性的虚无主义。
坦率的说，当代人并不真正掌握科学理性，他们掌握的是科学理性的劣化版本计算理性，这种计算理性和市场经济的利己主义结合才是当代人思维的基础。自胡塞尔起，西方思想家视科学理性为洪水猛兽，认为科学理性是当代社会困境的来源，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思想方案。
但实际上，科学知识的掌握分为两个过程，一个是生产知识的过程，一个是学习知识的过程。科学共同体生产知识的过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性。而绝大多数人都是经过学校学习掌握科学知识，在规训中，科学如何由科学共同体产生的实践历程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唯一有价值的就是精算和考试。
而这种精算又和人们日常的市场经济实践相结合，使得整个社会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利己主义者。这些利己主义者在面对现实历史变化时显得尤为迷茫，一方面他们缺乏必要的道德思考，另外一方面他们面对历史和道德时，总是感到无比的困惑不安，只有否认道德的存在，否定他人依据道德理性进行的道德抉择，他们的思维才能正常运转，所以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必然会迅速变成虚无主义者。现代性危机的程度越深，虚无主义者就越是大行其道。
最近社会上开始谈论起解放思想，然而这个话题下面珠玉与泥沙俱下，很多精致利己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声音鱼目其中，借着解放思想的大旗发表各种陈腐私货和奇谈怪论，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我们说前面说到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是当代人克服虚无主义，超越现代性危机的思想武器。那么，一个必须要承认的事实前提是，当代，不论以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还是以西方哲学界和左翼思想界的观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现代性危机都是在不断加重，而不是减弱的。
那么显然，进行新一轮解放思想的目的，必然是为了使我们远离现代性危机，而不是向它靠近，那么解放思想也必然建立在对当下的现代性危机进行实事求是的判断基础之上，不然思想就成了无源之水。
回到前文论述的现代性危机产生原因。第一个问题是基督教意识形态式的普世主义与理论优先原则，第二个问题是科学理性和道德理性分裂，第三个问题是计算理性和市场经济利己主义导致的虚无主义。
面对这三个问题，欧美思想家们提出的认识观念与解决方案林林种种，却往往都止步于象牙塔和著作中，难以真正实践。
究其原因，任何一种试图解决时代危机，改变社会轨迹的思想运动，都必然要回答这种思想是为了谁的发展而解决问题。在中国的近现代史而言，这一问题的答案必然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发展而解决问题。在西方而言，平等，民主等原则的主体本来也应当是西方语境下的“人民”。然而，现代性危机下，西方社会已经无法回答“人民”到底是什么。
这有两重原因，第一，西方社会的阶级意识被身份政治对立和复杂阶层属性高度分化，统治阶级不希望多数群体具有基于阶级的“人民”身份共识，普通人往往也遗忘或不自觉地背离了“人民”这个历史主体。这导致哪一种思想，都无法找出一个有明确意识的历史主体去落实践。第二重原因是基于全球化利益链条上端的西方，已经背离了历史主体的身份，变成了阻碍发展的因素，广大亟须通过变革获得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才是“人民”这个主体。
那么，今天的我们，如何以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历史和实践中回答谁才是人民，什么才是“人民”这个历史主体，就决定了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抗和解决现代性危机，克服历史虚无主义。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厘清人民的概念，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解放思想才是真正为了解决问题而进行的思想运动。
在中国的近现代革命史中，人民这一概念始终有清晰的定义。然而正如刚才所说，当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意识被身份政治对立和复杂阶层属性高度分化。我国在高速发展几十年之后，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免面临同样的情况。
回顾毛主席的群众工作经验，始终脱离不开几个原则：
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在调查研究中走群众路线，强调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高度结合，强度基于调查研究，进行历史决策，实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毛主席这些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做群众工作，引导群众运动的方法早已摆在那里，但今天的我们，面临复杂的社会阶层意识也已经不能照搬先辈们的经验，只能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其中学习方法，吸收养分，探索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实践。最后，总归是要实现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统一，寻找提升人们在科学和道德两方面理性融合的思想方案。将实事求是作为认识世界的途径，同时也将之作为任何历史抉择的先决条件，最终实现对现代性困境的超越。
尾声
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迁入岳麓书院，校长宾步程手书了《汉书》中的一句成语——“实事求是”，悬挂在岳麓书院讲堂。此时，毛主席正寄住在岳麓书院的半学斋，从宿舍打开窗户，就能看到书院的匾额。
在日后的革命岁月里，无论是对农民运动的亲身实地调研，还是被撤职后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毛主席始终从中国国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并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名篇章。毛泽东思想与革命队伍一同壮大，印证毛主席对于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执着。1943年11月，在延安的中央党校，为了给学员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全校师生参加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党校的同志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题写的正是——“实事求是”。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今天，历史召唤着我们去创造世界和改造世界，我们更有必要领会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的深刻意涵。在创造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在世界的历史当中留下我们中国无产阶级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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