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化时代，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的合谋共治正在使数字资本主义加速剧变和扩张。在此背景下，西方左翼依托数字化、网络化催生的智能社会，发起了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了“网络共产主义”“奢侈共产主义”“法律共产主义”“资本共产主义”等替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新方案。然而，这些建基于高科技、数字化和赛博格的共产主义偏离了马克思视域中共产主义的生成轨道，将共产主义从经济社会形态置换为技术社会形态，把真正的共同体消解为虚拟的共同体，把社会化的人类延伸为数字化的科技，最终陷入技术乌托邦主义。与之不同，要建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共产主义，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视界，从智能革命回到制度革命，从资本逻辑回到劳动逻辑，从私人所有回到全民共有，在实践中不断促进共产主义因素的生成。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70多年前，“共产主义的幽灵”公开亮相，彻底解除了资本主义独霸天下的“魔咒”，点燃了瓦解专制霸权、破除资本统治和谋求人类解放的思想曙光，开启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全新进程。时至今日，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共同的思想文化遗产，已经对世界各国的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已然成为表征人类历史进步向好、世界和平大同的不可磨灭的“符号”。然而，在今天的时代，“一个幽灵，资本的幽灵，在世界游荡”。在当今世界主导性的统治逻辑中，资本逻辑不仅依然实施着扩张、霸权和宰制计划，而且还通过驱动数字—智能技术、圈占大数据网络资源、侵染人的智力和创造力，最终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霸权。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共谋”正在催生算法资本主义、认知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资本逻辑新形态。其中，“‘数字’将我们引向了数字资本主义的环境和背景”。在数字资本主义加速变革和全球扩张的时代，如何拓宽数字时代共产主义的存在空间？如何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开辟共产主义道路？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下不可回避的理论难点。基于此，西方左翼学者再次发出了惊世之语：“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网络中游荡。”与此同时，大量左翼学者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推出了“网络共产主义”“奢侈共产主义”“法律共产主义”“资本共产主义”等替代性选择，建构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产主义的新版本。那么，这些新的共产主义理论主张能否开启人的解放的全新境界？这需要我们对之进行全方位审视、多维度辨别和批判性重构。
一、生成与样态：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左翼共产主义理论的勾绘
资本数字化和数字资本化无疑是数字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而由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共同构筑的数字资本主义改变了现存的世界关系，正在把人类引向“极端事物的世界”。在此情境下，人的生产生活不断加速和剧变，人的物质活动和精神交往渐渐物化和“失控”。“今天的政治—社会世界，却是以惊人的速度越来越不受掌控。”那么，数字资本主义究竟会把人类引向何种境地？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在数字时代还有可能实现吗？对此，西方左翼学者努力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中重新激活共产主义话语，从网络技术、全自动化和一般智力共同搭建的数字化生产方式中窥见了共产主义的新契机，由此勾绘了数字时代的共产主义图景。
（一）“网络共产主义”：数字技术中的新乌托邦
英国左翼学者理查德·巴布鲁克在20世纪90年代率先发起了对网络化、数字化催生的全球资本主义“新范式”的批判。他以美国硅谷的网络技术发展为例，对信息社会及其礼品经济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网络共产主义”概念。他认为，高科技推动的礼品经济和电子通讯的发展使得传统的交互式活动大大减少，而新型生产力创造的信息和知识产品逐渐成为典型的公共品，在这种生产关系中，网络技术催生的公共品经济正在使资本主义向“网络共产主义”转变，“在网络共产主义中工作不仅更有效率，而且比数字资本主义更令人愉快”。基于数字化技术的“网络共产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网络共产主义”正在建构一个新的乌托邦式的未来，“只有采用最先进的生产关系——网络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网络生产力的全部潜力”。在巴布鲁克那里，“加州数字革命的意识形态与‘网络共产主义’有着异常暧昧的关系”。他提出的“网络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而是由社会资本、知识资本和网络技术共同建构的“知本主义”。与此相似，加拿大左翼学者尼克·迪尔-维斯福特也从资本主义网络化、数字化的大趋势中窥见了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提出了“自治论网络马克思主义”，勾绘了互联网时代共产主义的虚拟图景。他认为，信息化、数字化加速了“网络空间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这种资本主义加快了网络资源的私有化，进而导致了数字时代的“无产阶级化”，催生了“网络无产阶级”，他们是推翻网络资本主义的潜在政治主体。由此，迪尔-维斯福特预言了一种新的共产主义方案，即告别信息革命的乌托邦承诺，走向“控制论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是对后福特时代资本数字化、劳动非物质化的理论反思，它主张“‘非物质劳动’是反抗全球资本的关键组成部分”，强调作为“非物质劳动”对象化的“网络无产阶级”是激活共产主义的真正潜在力量。同样，美国左翼学者乔迪·迪恩旗帜鲜明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及其背后的数字技术逻辑。她认为：“今天，随着资本主义的实际吸纳过程转向自身，它正在使自身变得更糟。数字资本主义的垄断集中、不平等加剧、国家受制于市场，正在导致一种新封建主义的诞生。”新封建主义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两种模式的交叉重叠，是数字技术私有化、数字资本平台化以及数字活动被智能算法强制征用的结果。在迪恩看来，如果说帝国主义是资本的集中、垄断和金融寡头的横行，那么新封建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帝国主义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重现，是复杂的数字、通信技术、信息网络的集中和垄断，是脸书、推特、苹果、微软等国际数字资本寡头的霸权。它加剧了全球的不平等，扩大了数字鸿沟，刺激了基于网络幂律分布的生产，催生了新的等级制度。迪恩认为，数字资本主义的这种封建化趋势将会使处于网络金字塔顶端的人受益，最终会再次加剧全球对抗，造成新的强制和剥削，而“要直面或避免这一局面，需要为共产主义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斗争”，需要激活数字时代的共产主义。
（二）“奢侈共产主义”：全自动化的高科技前景
西方左翼学者亚伦·巴斯塔尼在其著作《全自动化的奢侈共产主义》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并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建构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后人类”共产主义图景。他认为，根据《大纲》尤其是其中关于“机器论片段”的论述，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利用机器取代劳动力，不断用技术代替畜力和人力（体能和认知劳动），这种替代趋势使技术处于永无止境的“试验”状态，促使资本家不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从而创造了一种用机器替代工人的“永无止境的自动化循环”。巴斯塔尼指出，尽管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意味着剥削和痛苦，但在新的替代性社会中则意味着解放的潜力。他特别提到，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社会，随着物质和技术基础的不断夯实，人类终将摆脱“稀缺”和“匮乏”状态，进入“奢侈”和“富饶”的王国。巴斯塔尼系统地解读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勾绘，认为马克思视野中的必然王国是由“稀缺性”定义的世界，而自由王国则是由“丰裕”表征的世界，在那里，智力劳动与体能劳动的差别逐渐消失，工作更接近于“玩”，“这也意味着，在一个拥有更大集体财富的社会，所有的基本需求以及创造性欲望都将得到满足。这时奢侈便出现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斯塔尼强调共产主义是奢侈的。实际上，“奢侈共产主义”表达了一种高科技共产主义倾向，它依赖于全自动化技术以及信息、劳动力、能源的永久便宜，建立在无限丰裕的基础上。这种共产主义是一种后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形式，充满着强烈的乌托邦倾向，因为“共产主义需要技术基础，但仅有高科技是不够的”。不过，巴斯塔尼并不承认“奢侈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前景。他指出，“全自动化的奢侈共产主义不是一个永恒的伊甸园蓝图”，它是开端，而非终点。“奢侈共产主义”反对理想主义和人性乐观论，想象了一个比现实世界更繁荣、更富创造力的虚拟世界，其实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
（三）“法律共产主义”：后现代的另类现代性方案
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聚焦当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转型和数字化生产，通过批判全球化和数字化共同营造的“帝国”，推出了其后现代的共产主义方案。哈特和内格里认为，在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属于形式吸纳，即处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阶段，而“后现代资本主义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资本对社会的实质吸纳阶段”，亦即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阶段。在此阶段，资本的增殖方式和劳动的形态均发生了转变。从资本的视角看，由于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加剧发展，“资本从依赖大型产业转向依赖新的生产形式，包括非物质和自动化的劳动形式、灵活和不稳定的雇佣关系以及越来越多地以文化和媒体来定义的商品”。在此背景下，资本不再以外部吸纳为主导形式来获得统治权力，而主要通过内部吸纳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循环，最终“实现了梦寐以求的独立”。从劳动的视角看，由于数字化、网络化的普及，“劳动正在变成非物质劳动，其中包括智识劳动、情感劳动、科技劳动以及赛博格劳动”。劳动形态的变化促使物质生产转向生命政治生产。由此，哈特和内格里认为，后现代资本主义向数字化、网络化生产的转型和扩张正在创造新的反抗力量和共产主义潜能，而“法律共产主义”就是替代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另类选择。所谓“法律共产主义”，就是以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为背景，对支撑和构成资本主义的法律与经济机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提出不同于现存状况的另类社会组织形式。在哈特和内格里看来，现行资本主义法律是极权主义政体的漫画版，它妄图编织新的统治网络去销蚀人们的反抗意识，利用法律意识形态去围困新出现的对抗者的主体性以及劳动者的大众智性，而当下社会生产的主体或当事人就是“诸众”，它的集体性就是“法律共产主义先验图式中富有生气的力（force）”。实际上，“法律共产主义”是对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主张建构一种扬弃私有制的大同世界，这种共产主义被哈特称为“共有的共产主义”，亦即共同性共产主义。“‘共同性’是一种起始的现实，由此出发，一种新的共产主义计划成为可能。”哈特和内格里强调：“法律共产主义被视为一种整体的批判，同时也应被视为内在性的批判。”作为一种批判策略，“法律共产主义”是对后现代资本主义及其法权关系的批判，但这种批判最终陷入了无策略的空洞呐喊。
（四）“资本共产主义”：“一般智力”的当代实现
西方左翼聚焦马克思在《大纲》中对“一般智力”的论述，并结合数字—智能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提出了内生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主张。保罗·维尔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生产资源已经涵括在马克思所论及的“一般智力”之中，即作为客体化知识力量的“一般智力”已然成为直接生产力，这意味着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正在共同塑造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即“资本的共产主义”。在维尔诺看来，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在当代的实践和普及助推资本主义进入后福特制阶段，而“后福特制是资本的共产主义”，它正在为共产主义创造着新的实现形式。与维尔诺的观点相似，斯拉沃热·齐泽克也聚焦当代资本主义的智力生产和数字劳动，提出了内生于资本主义的新的共产主义假设。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强化了对公共领域的控制并使其私有化了，个人的交往方式被脸书私有化，软件被微软控制，搜索引擎被谷歌垄断，而要掌握这些新的私有化形式，人们应该批判性地改造马克思的概念装置，特别要重审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因为“马克思没有设想过一般智力本身私有化的可能性”。由此，齐泽克强调，当下的共产主义就是要共享那些被私有化的一般智力和公共领域，既包括对外部自然的共享，也包括对人类自身生物遗传的共享，更包括对知识产品和文化的共享。同时，他也注意到数字网络对于促成基于共享的共产主义具有重大意义：“互联网天生就是‘共产主义’的，是社会（化）知识的实体化。”在他看来，数字网络化生产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充分条件，共产主义还应该以私有化资本的共享和共有为基础。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齐泽克呼吁人类应该摒弃私有化资本对医疗资源的控制，采取“协调一致的反应”，“正如在军事行动中应该共享信息并充分协调计划一样，我提出的今天所需的‘共产主义’亦是如此”。针对数字资本主义对人类“一般智力”的圈占和控制，齐泽克一再呼吁：“共产主义不是可能的选择，而是唯一的选择。”
二、误区与诊断：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左翼共产主义理论的困局
当代西方左翼学者聚焦“新媒介”“新智能”和“新技术”共同催生的生产方式的新变化，以数字资本增殖依托的新载体和数字劳动呈现的新形态为突破口，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弊病进行了批判性检视，对数字时代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全景式图绘，尝试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进行重建，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共产主义内蕴的理论立场、价值关怀和解放效应。然而，当代西方左翼把数字化生产导致的产销合一、自由劳动和基于算法的按需分配当作共产主义的本质，他们推出的基于高科技、数字化和赛博格的共产主义，归根到底是技术进步所造就的资本主义的“改良版本”。这些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已经偏离了唯物史观内蕴的共产主义的生成轨道，陷入了数字乌托邦“幻景”。
（一）理论根基的倒置：从经济社会形态到技术社会形态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形态中的远景，但决不是海市蜃楼般的幻象，也不是数字化、网络化编织的虚景，而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在唯物史观的宏观历史逻辑中，共产主义是内嵌在社会形态之中并指向人类未来的更高的阶段，即社会历史的高阶形态。它决不是“头脑的猜想”，而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从理论上看，共产主义是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必然产物，但西方左翼却基于技术社会形态推出了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版本，这种共产主义已经与马克思的经典共产主义相去甚远。
从理论基础看，只有将共产主义置于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根本坐标中，才能真正理解其生成和实现。在社会形态的构成要素中，经济形态是基础，技术形态则是内嵌在经济形态之中并体现其发展水平的“子形态”。马克思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经济的社会形态标定了物质生产特别是与之直接关联的生产关系的基础性作用，即由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意义。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的社会形态标定了人类社会从低到高的宏观发展逻辑，即体现为“自然史的过程”，而内嵌在经济社会形态之中的“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共产主义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这种基础性的经济因素表征着共产主义是蕴含巨大生产力潜能的社会，由于它的“丰裕”极大超过了“稀缺”，“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因此，经济的社会形态是认识和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核心标尺，也是理解共产主义的理论坐标。
从现实境遇看，由技术社会形态催生的智能社会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西方左翼把共产主义等同于由技术社会形态催生的智能社会或信息社会，这是对共产主义本质的误读和曲解。与经济社会形态对人类社会的综合性、全局性塑造不同，技术社会形态是基于科技的革命性作用而对人类社会进行阶段性塑造。比如，当代人类处于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爆发式发展的阶段。从技术的社会形态来看，这一阶段属于智能社会；从经济的形态来看，这一阶段则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并存的阶段。当代社会的技术性特征显然与马克思构想的共产主义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尽管巴斯塔尼宣称“全自动化奢侈共产主义并不是那些充满幻想的诗人们的宣言”，巴布鲁克强调“生产力的持续增长，最终会破坏现有的生产关系”，齐泽克呼吁“资本主义已在催生共产主义的潜能”，然而他们勾绘的以脑力劳动、高科技、智能生产为典型特征的智能社会，仅仅是后工业时代基于技术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仅是工业社会的现代版或升级版。智能社会在本质上还算不上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只不过信息、知识和高科技构成了其最主要的结构性特征。
（二）本质意蕴的消解：从真正的共同体到虚拟的共同体
共产主义是真正的共同体而不是虚拟的共同体。共产主义是人类共同体演变历程中表征美好社会和大同世界的自由王国，它不是西方左翼鼓吹的“奇点前景”和“救赎图景”。从本质上看，共产主义是在超越虚幻的共同体的基础上生成的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在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在资本共同体中，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方面深受国家（资本权力的体现）这一虚幻共同体的统治，“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另一方面深受资本这一抽象物的统治，在其中不断物化。由此，马克思认为，以政治国家为代表的虚幻共同体和以资本为代表的抽象共同体都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桎梏，这两种共同体在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而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就是超越“虚幻的抽象共同体”，最终走向“自由的真正共同体”，因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因此，共产主义就是对虚幻的国家关系、资本关系和人的关系的扬弃，是超越阶级冲突和社会两极分化进而实现人类解放的真正的共同体。相较而言，西方左翼建构的数字时代的共产主义依然是资本统治下的抽象共同体，是由资本驱动的网络技术建构的虚拟的共同体，尽管这种共同体“提出了典型的共产主义要求（取消工作、解散国家等）”，但并没有摆脱虚拟资本的宰制，也无法遏制数字帝国的霸权逻辑，因而依然是“‘后现代’数字资本主义”或“‘虚实结合’的高科技社会”。
共产主义是“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而不是虚拟人的生存条件。共产主义代表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人的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正义之路。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这充分说明，共产主义使人获得真正人的人格和自由，个体克服了利己性，不再为个体生存而斗争，人的个体利益与共同体的利益达成了一致。相较而言，西方左翼推出的共产主义并不是“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而是数字时代虚拟个体的生存条件。如果说唯物史观视域中共产主义的主体是真正的人，那么西方左翼推出的共产主义的主体则是实体人与虚拟人的综合。比如，哈特和内格里认为，后现代共产主义的生产主体是“没有器官的身体，没有本质的人类，赛博格”，他们关注多样性阶级和网络虚体的生命政治；齐泽克强调数字时代的人类游离于“虚拟/象征大他者与实在数字大他者”之间，共产主义就是使人不再被异化的大他者纠缠，但他却把虚拟人视作革命的潜在力量。西方左翼把共产主义的政治前景锁定在虚拟网络空间，考量无实体的主体的生命政治，关注虚拟人的自由、解放和生存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真正人的未来命运。
共产主义的真正主体是无产阶级而不是网络大众。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然而，在资本逻辑控制的社会，人彻底脱离了自己的真实本质，变成了资本及其权力控制下的非社会性的人和“非政治的人”，变成了无产者。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要以无产阶级为政治主体并且“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最终使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获得解放。然而，西方左翼把共产主义的主体由无产阶级改换为网络大众，从而使共产主义的真正主体变得虚无缥缈。比如，迪恩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产主义的真正主体并不是无产者，而是寄存于数字资本主义宏大网络系统中的群众，是网络幂律分布的长尾，即她所提出的“剩余之人”；齐泽克则将数字时代的符号阶级称作共产主义的革命主体，强调数字时代“‘因特网贵族’与‘用户无产者’之间的新的阶级抵抗代替了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哈特和内格里则建构了后现代实现共产主义的“诸众”，即“一个开放的、包纳性的社会群体”。显然，西方左翼论证的共产主义的主体已经脱去了无产阶级的外衣，代之以宏大的网络大众作为虚幻的主体，它们不仅失去了革命性，而且还丧失了作为革命者的政治身份。
（三）价值追求的错位：从社会化的人类到数字化的科技
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共产主义以全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追求。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市民社会是产生人的异化和社会两极分化的总根源。在市民社会中，人的财产同人分离，发生“转让”；人的情感发生疏离；人的劳动变成异己的活动，劳动产品变成他人的占有物；人的类本质、自由、意志、能力等发生物化。市民社会是异化、畸形的社会，是人的发展的羁绊。马克思通过批判市民社会，赋予了“人类社会”以实践意蕴，并以改造世界为思想坐标和行动路标，开拓了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正义和人的解放的共产主义道路。他强调：“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共产主义本身就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它以“人类社会”为价值追求并不断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
与马克思的致思逻辑相异，西方左翼试图建构一种技术主导的数字社会、智能社会，并将这种社会看作共产主义性质的。其实，无论是巴布鲁克提出的“网络共产主义”，还是巴斯塔尼提出的“奢侈共产主义”，抑或是哈特、内格里建构的“法律共产主义”，甚至是齐泽克呼吁的“数字共产主义”，都是基于后现代高科技发展对新的社会样态的描绘。西方左翼提出的各式各样的共产主义都是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技术基础，但这些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嵌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的，即这种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是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的“联姻”，它们的“结盟”并不能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社会”，因为共产主义必须破除资本逻辑的霸权和宰制。正如大卫·哈维所言，“新技术（如互联网和社会媒体）许诺了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未来，但在没有其他要素变化的情况下，新技术却被资本纳入了新的资本剥削和资本积累模式”。因此，真正的共产主义必然要以人的解放和建构“人类社会”为目标，而不是以高度数字化的科技为目标建构技术型社会。试想，如果高科技社会导致了技术性失业、社会排斥和人的异化，使人们的数字鸿沟无限扩大，那么这样的社会又何以称得上是共产主义社会？
三、破解与超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产主义的生成逻辑
当今人类进入了资本与技术合谋统治的“控制的社会”，与这种社会相适应的是“控制学和电脑”。特别是在数字—智能技术狂飙式发展和数字资本主义加速变革的时代，数字剥夺和算法监控把人类主体引向了“24/7式的资本主义”之中。人类究竟如何摆脱数字资本主义的宰制逻辑？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产主义究竟有没有可能实现？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应该像西方左翼那样“醉心于当代乌托邦理论，认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会解放人类”，而是要回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视界，从智能革命回到制度革命，从资本逻辑回到劳动逻辑，从私人所有回到全民共有，在实践变革中促进共产主义因素的生成。
（一）从智能革命回到制度革命：共产主义的制度生成
当今人类正处于数字—智能革命加速推进的时代，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即“加速”与“剧变”，而推动人类社会加速剧变的核心驱力是资本与技术，可以说，“科技提供了让事务量得以增加的条件”。特别是在当下人工智能呈现指数级发展的背景下，西方左翼抓住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提出了基于数字—智能技术变革的共产主义设想，认为数字化不仅能够带来共享性和共同性，而且“也意味着基于共同性的生产能力的强化”，这能为共产主义提供新的契机。同样，西方左翼认识到，数字—智能革命还能促进生产力极大提高，能使“稀缺被丰裕所取代”，进而使人们的社会生活更加趋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愿景。实际上，在唯物史观视域中，共产主义并不排斥高科技。比如，恩格斯曾指出，科学技术“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列宁也指出：“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共产主义需要高科技作为基础。然而，共产主义并不等于高科技本身。对于实现共产主义而言，仅有技术革命和智能革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高科技一旦被资本圈占和裹挟，一旦使“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那么这样的高科技带给人类的普惠效应和共同福祉就会大大降低。因此，在数字—智能革命时代，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既在于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力的普惠性，更在于要建构一种能够管控高科技的社会制度，即实现技术革命与制度革命的双重统一。反观当下，人类要在数字资本主义霸权时代创造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前瞻性判断，即必须“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否则，智能革命终将进一步加固数字资本主义的统治根基。
（二）从资本逻辑回到劳动逻辑：共产主义的主体生成
纵观西方左翼提出的各式各样的共产主义方案，它们在社会形态上依然归属于后工业时代技术主导的智能社会，这种社会的共性特征就是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的合谋共治。与此不同，在唯物史观所开创的共产主义宏大愿景中，共产主义并不是资本逻辑的彰显，而是人的劳动逻辑与资本逻辑进行较量并最终取得胜利，即共产主义是人的劳动逻辑的彻底彰显。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者的生存，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只要是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就必然造成“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换句话说，只要是在资本逻辑宰制的世界，共产主义就不可能真正生成。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就是要对资本主义进行“完全的经济革命”，“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进而从资本逻辑中解放人、复归人、发展人，最终实现人的劳动逻辑。因此，共产主义并不是西方左翼基于技术进步而进行的空想和呐喊，也不是人类走向智能社会就一定会实现的“近景”。相反，从主体层面看，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弘扬人的劳动逻辑，让每个人都能摆脱资本逻辑的宰制。反观当下，数字资本主义建构的生产体系依然是资本逻辑控制的虚拟体系，数字资本主义开创的智能社会依然属于资本与技术合谋共治的社会。人类要走向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须以人的劳动逻辑驾驭数字资本逻辑，在数字化生产方式中为数字资本设限，防止数字资本野蛮生长，规避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坚持人民至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展望数字时代人类的未来，“如果技术要限制人类自由并自我膨胀，欲取代人类做道德判断，就应该制止其应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产主义在主体层面的生成逻辑，就是坚持资本为人服务，坚持技术为人所用。
（三）从私人所有回到全民共有：共产主义的实践生成
在数字资本主义霸权时代，共产主义需要解答“数字资本所有权”“数字劳动所有权”“数字生产资料所有制”等议题，而西方左翼建构的共产主义却回避了这些问题，最终陷入了“见物不见人”的虚幻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西方左翼的共产主义理论并没有关涉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引发的后果，也没有提出破除数字资本私人所有和数字技术私人占有的可行性方案。他们虽然看到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为共产主义提供了新契机，但忽略了技术进步可能造成世界的非人化发展。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产主义的实践生成之道必然要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语境，必然要关涉所有制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必然要重建个人所有制，必然要“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在数字化生产时代，要使共产主义的曙光在未来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必然绕不开数字生产资料的占有问题，即应该在实践中坚持数字生产资料公有制，“用公有化逻辑取代资本逻辑，把数字劳动转化成为数字工作”。概言之，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产主义的实践生成逻辑就是要坚持数字共享理念，积极探索和建构全民共享共有的数字生产资料所有制，推动数字技术从“属物”向“属人”、从“私有”向“共有”转变。
总之，当代西方左翼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勾绘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产主义的新样态，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注入了新元素，为人们重审和批判数字资本主义提供了新视域，在某种程度上激活了学界对数字时代人类整体福祉和未来命运的讨论。从大历史观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样态并没有改写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宰制逻辑，当今人类依然处于资本裹挟技术共同宰控和压制人的时代。相较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更加隐匿，资本的增殖方式也显得更加“人道”，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理论解答依然是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锁钥，特别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依然是指引人类摆脱剥削和异化、实现自由和解放的思想明灯。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数字-智能技术的加速变化而对共产主义进行网络化、智能化重构，认定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产主义“即将来临”；也不能因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远景”而将之虚无化、缥缈化，认定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产主义“遥遥无期”。在历史的主轴上，共产主义为人类社会标注了根本目标与方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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