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不是社会和谐的音符
正当人社部频频放出即将延迟退休年龄的口风，“精英”们为其大肆推波助澜，不断嚷嚷“和谐”、“盛世”，人均寿命延长，健康状况好转，退休年龄须与国际“接鬼”之时，媒体一则信息却让人大跌眼镜。据央广新闻报道，我国每年大约有60万人“过劳死”。老夫闻此，不禁仰天长叹：呜呼，这岂不是对当今“和谐”、“盛世”的绝妙讽刺。
啥叫“过劳死”？顾名思义，即因超负荷工作，身心长时间处于亚健康状态，且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和治疗，在生存压力的强迫下，不得不坚守岗位，死顶硬抗，终因积劳成疾，最后突然来了个总暴发，一命呜呼哉。
可能在“精英”、“专家”眼中，“过劳死”们都是些SB，除了拼命上班工作之外，啥都不懂。既不懂享受每周双休，也不懂享受五一、国庆大假，就连节假日三倍的加班工资都不懂得如何向老板讨要。明知身心长时间处于亚健康状态，就是不愿意放下手中的工作，进行调养生息。比如去风景名胜欣赏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或外出散步、钓鱼、休闲，放松一下心情，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或享受享受海滩明媚的阳光、和曦的春风等。明知疾病上身，也非要坚守工作岗位，不愿意去医院检查治疗，死顶硬抗，直到一命呜呼，悲哉。
老夫不知道每年这60万“过劳死”中有多少是官老爷或“精英”，想来应该还是有的，虽然可能为数极少，俺仍要向他们表示深切的哀悼。但在俺脑海中浮现更多的，却是数以亿计的打工仔，想必他们当中的“过劳死”一定不在少数，其中既有令人羡慕的白领阶层，也有血汗工厂中每天工作十几小时，几乎从无休班的打工一族，当然更不乏当年几千万下岗职工中就业无门、生活无着，仅靠从事低端劳动获取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生存的40、50人员，我想他们才是“过劳死”中的真正主角。
每年60多万人“过劳死”，显然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悲剧，也不能说是偶然，更不能以“小概率事件”来搪塞了。问题的关键是，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过去，“精英”们喜欢把所有社会问题都归结于体制，认为一切弊端都是体制造成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行，要改成资本主义；公有制不行，要改成私有制；计划经济不行，要改成市场经济；集体经济不行，要分田单干；“大锅饭”不行，要“拉大收入差距”；和谐共富不行，要引进“丛林法则”……。这一改，竟然改了三十多年。而今，国有企业贱卖了，集体经济解体了，资本市场建立了，“大锅饭”打破了，贫富差距拉大了，丛林法则盛行了……，却改出了贪官污吏振惊中外；改出了贫富差距世界第一；改出了富豪一掷千金、挥霍无度，穷人离乡背井、打工为生；改出了新的“三座大山”；改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改出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正在指望资本家血管中流淌“道德的血液”时，却传来每年发生60万人“过劳死”的悲剧，这个问题上，却鲜有听到“精英”们平日那滔滔不绝、振振有词的高论，不知他们一贯大张旗鼓四处嚷嚷的“人权”、“民主”、“自由”等都躲到哪里去了。本蜗牛认为，这倒真的应该从体制上去找找原因了，因为每年60万人“过劳死”决不是社会和谐的音符，更不是太平盛世的标志。
说到这儿，让俺想起了一则故事。一天，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先生在大街上碰到一位大腹便便的富豪。该富豪恬不知耻地玄耀说：“肖伯纳先生，我一见到你那骨瘦嶙嶙的身材，就知道你一定是个穷鬼”。肖伯纳先生反唇相讥曰：“富豪先生，我一见到你的肚子，就知道我们贫穷的真正原因在哪里了”。
肖伯纳先生的回答，可谓一语中的。西方经济学泰斗亚当·斯密先生说过，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以上的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
透过每年60多万人“过劳死”的悲剧，让人不禁联想到富士康“十三连跳”那血肉模糊的身躯；联想到血汗工厂中被大火活活烧死的年青生命；联想到黑砖窑中那呆滞无助的眼神；联想到黑心矿主为获取最大利润置生命安全于不顾而被活活掩埋的尸骨，联想到为了一套住房不得不节衣宿食透支几十年未来的叹息，联想到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低收入下咬紧牙关任人盘剥的无奈；联想到“开胸验肺”、“无理上访”、“神经病”、“刁民”、“穷鬼”、“弱势群体”等，这一切其实都指向了一个根源——私有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妄图靠资本家血管中流淌“道德的血液”来求得和谐，无异于与虎谋皮。
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丢弃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治国法宝，放弃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在私有化的道路上狂奔得太远了，若再不回头是岸，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必将中华民族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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