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谈“服众”
今天(7.15)的零距离读报的内容是《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问题官员怎样复出才能服众？》
我有点新奇，因为提到了“服众”。
这个词我之所以新奇，因为我对它已经很生疏了。
对它生疏，是因为这个词已经早已被“硬道理”所淘汰，是因为多少年来，许多应该服众的事却偏偏没有谁在事前事后想到要去“服众”。
比如，企业改制把工人们创造积累的公有资产改成了几个人的私人财产，而工人们却被洗劫一空，强行“买断工龄”，被抢走了社会主义“铁饭碗”，失了业，根本没人想到“服众”。
二十一世纪退休的职工竟按九四年的工资标准结算退休工资，而干部退了休还要按级别调工资，享受着各种待遇，谁想到服众？
公仆们给自己成倍地调资，各种的补贴，把公权公款变为私有，还称之曰“阳光”;而工人多少年才调那么几十，一百，而事业单位更是几年都没调一分钱，谁想到服众？
医改把医生的刀改得锋利无比，明火执杖地勒索病人的钱财。改得人不敢生病，公仆们反正是公费医疗。谁想到要服众？
再如房改，教改，尤其是方兴未艾，中央禁令也遏止不了的强拆等等，哪一样是先服众然后才干的？
问题是，你不服又如何？不服的人是有的，那个在公安局里连杀数警的年轻人，那个杀了三个法官的人，那些打死董事长的通钢人，那些成百上千上万去“散步”、“旅游”的人们……
“问题官员怎样复出才能服众？”，太有意思了。
这个“众”把自己当成什么了？他想怎么复出就怎么复出，他要想的是怎么复出才更有利，怎么复出他们圈内的“众”心理能平衡。此“众”非彼“众”也。你以为他们要服的“众”，是指群众这个“众”么？他们需要这个众服么？你不服他会有丝毫的不自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这些观点都时过境迁被留作笑柄了。
“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环境美十分”，“市民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等等才是与时俱进的群众观念。
人民群众在资本家们的眼中历来只是可以用来榨取剩余劳动的机器。可怕的是现在特色社会主义的官员们竟也是这么想。而且还和资本家包工头勾结起来共同压榨老百姓，最明目张胆的就是强拆。这是公然挑战法和中央，是矛盾的一个飞跃。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告诉我们：阶级压迫是不需要服众的。
现在跟这些人谈“服众”，未免太天真，如此一厢情愿地自作多情是会笑得那些人肚子疼的。
曾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是“民族的悲剧”，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还在继续上演的悲剧。
判断悲喜剧也很简单,看看人民，尤其是工农的境遇就一清二楚了。
这就是逯公仆揭示的"为谁说话"的问题。
“服众”也是这样。
当他们花样百出地干着那些损民利己的事情时,他们那一帮子的“众”肯定是高兴满意得不得了,肯定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太有才了！。
这就是立场问题
“服众”,你是他们要服的众么?
“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你不服么？
10.07.15.
附文：
问题官员怎样复出才能服众
http://www.cyol.net 2010-07-15
傅万夫
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杨绍森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官员如果被行政记过，半年内不能提拔，但半年后期满可正常使用。杨绍森说，有些基层干部处分期满后，安排他们到别的部门工作，这是给干部以出路，不违背现行组织、人事规定。（《广州日报》7月14日）
随着公众对知情权、监督权等权利认知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有了更多对于法律应公开透明的合法要求。问题官员如何复出，走的何种程序，如何保证程序的公平，这些环节既是公众履行监督等权利的契机，更是政府部门赢得公众信任的良机。
“能上能下”始终是官员人事制度改革的核心价值，也是保证官员人事制度良性循环的一个重要手段。基于这种大环境，对于官员的问责制，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犯有过错的官员只能承担相应责任，不能改过自新。从行政性问责进一步走向程序性问责的过程中，官员即使引咎辞职乃至被免职，也应该可以在制度的框架内寻找复出的机会。
也就是说，官员被问责了，不代表“政治生涯提前结束了”，只要他的复出是在民主、公平竞争和法治的前提下进行的，我们都应该给予任何人同等的机会。解振华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因为松花江环境污染而辞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职务的他，在一年多后复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几年来，在这个位置上，解振华的优良表现也是有目共睹的。
公众为何总是对官员被行政记过半年后复出充满惊诧？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公众对于这种半年后可以复出的问责的效力产生怀疑，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官员出事了，借着问责的机会逃避指责，这哪是什么处分，分明是一种保护；二是官员复出总是遮遮掩掩，不够透明，难免令人质疑其公正性。
而且，很多类似问题官员复出的乱象也证实了公众的这种顾虑。比如，从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复出担任该县县长助理；到“瓮安事件”中被撤销党政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摇身一变成了黔南州财政局副局长，太多问题官员的复出方式，挑战着公众的忍耐底线，也间接考验了官员复出体制的公平和公正。
本来是一个鼓励官员勇于改正错误的激励机制，却在操作中被人为地抹上一些神秘色彩，而这种神秘结合一些不规范的复出案例，顿时就产生了一种负面作用，打击了复出程序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事实上，这种反差尤应引起有关部门在选人用人上的反思。
对于官员问责体系，我们不能只盯着“能下”而忽略“能上”，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认识。但要想让“能上”与“能下”发挥同样威力，就必须保证整个程序都是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有利于建设一个健康完善的官员考核体系。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z－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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