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两难”

话说“两难”　　

前不久在武汉讲，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都超过了预期，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讲“两难”已经不是一次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在7月10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也说当前经济运行虽然总体良好,但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他一连讲了6个方面的“两难”。这是普遍的观点，还有提出12个“两难”的。总之，自政府工作报告中讲“两难”以来，这个词的热度越来越高，渐渐地有点烫手了。　　

最近发行了一本书，叫《七个“怎么看”》，教人们怎么看住房难、看病难等等问题，从认识上开导民众。“两难”，反映了领导者现在的心境，不是难，是“两难”，就是这也难，那也难，怎么做都难。我认为，关键问题不是叫民众怎么看，而是领导们心中的“两难”，领导们心中的“两难”解决了，现在民众所遇到的难自然就化解开了。　　

我认为不是任何信心都能战胜困难的，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怎么可以对它有信心，对资本主义经济有信心，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信心又何从建立？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大概是毛泽东讲的，我认为世界上没有真正“两难”的事情，即使“两害”吧，也可以“取其轻”。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世界总是要发展的，因而发展之路总是存在的，我们应当下功夫去找，而不是仰天长叹“两难”。毛泽东说，“人总要有一点精神”。要有藐视困难、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精神。　　

看了所谓6个“两难”，实际上都不是什么“两难”，而是选择问题，有的是道路选择，有的是政策策略选择，有的是手段选择。现在，拿刘树成说的6个“两难”来简单说说。　　

“宏观调控政策松紧度的把握出现了‘两难’。”这实际是保增长与防通胀的矛盾何为主的问题。市场经济，凯恩斯的宏观控制理论、混合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政策，都是预定地要在这二者之间摇摆：在经济不景气，失业率高的时候，就放松银根，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这以后一定会产生通货膨胀，那时候政府又收紧银根，财政从紧，再后来，不是滞涨，就是危机又来了，于是又放松银根，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没有句号，这是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不可抗拒，变化的只是频率和烈度。现在资本主义老了，自身免疫力低了；货币刺激就如使用兴奋剂一样，剂量越来越大，副作用也越来越大，而疗效却越来越小，松也不好，紧也不好。“两难”就是这么回事。

　　“房价调控‘两难’”问题。也就是控房价与保经济增长的问题，这本身是个伪命题。我在前面已经反复说了：你增加住房供给不就不“两难”了吗？供给增加了，一方面保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房价也就自然下来了。增加住房供给有什么难呢？我看没有什么难，人民有需要，国家有能力。现在之所以产生“两难”，就难在政府把它当做摇钱树，国家、地方、银行、开发商以及附着在这些上的人等等，都想从它上面摇下更多的钱，心思用在这上面，没有用在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上。所以说，这是个伪问题，不是控房价与保经济增长有矛盾，是控房价与国家、地方、银行、开发商利益的冲突。如果国家真的是以人为本，真的要发展经济，就不会有这个“两难”。

　　“收入分配改革中的‘两难’。” 刘树成说“要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要提高居民收入。但这将增加企业的成本,企业刚从危机中缓过来又面临新困难。更重要的是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怎么分好“蛋糕”,很难。”这里的两个“提高”大概是指增加工人工资。我看问题不是工人增加工资，企业经营会发生困难，而是增加工人工资，资本家不干。中国为什么成为世界加工厂，主要是劳动力价格低，如果提高劳动力价格，企业利润低于其他国家，投资者就不会在中国投资，要跑到其他国家去。许多精英攻击国有企业工资高了，但并没有说它使国有企业发生了困难，而是说国有企业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这说明这个“两难”的根本原因，不在提高工资，而是所有制问题。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工人的收入和企业的效益是成正相关的；而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里，资本的利润来自对工人劳动果实的剥夺，对工人剥夺太厉害，工人就要闹事，出社会问题；对工人剥夺低于资本平均利润率，资本家就不干。“两难”其实是斗争，看谁斗得赢谁。

　　“物价调控面临“两难”。” 刘树成说“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节能减排,有必要对原来比较低的资源价格进行改革。但当前通胀压力较大,社会非常关注,要把握好力度,否则助长物价上涨压力。”这其实也是收入分配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收入分配改革中的‘两难’”，是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资在分配上的矛盾斗争，“物价调控面临“两难””，则是资本利润与土地地租的分配矛盾与斗争，这两个“两难”，都是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间的斗争。

　　“人民币汇率面临‘两难’。”这个问题是资产价值化和走外向型经济道路产生的恶果。在上个世纪，中国理论界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占有对象应当“理解成生产资料的价值形态”，“这意味着由国家政府占有的那一部分国民财富将以实物形态转化为价值资本形式，从单纯生产要素的地位中解脱出来”；我们的政府就按这些所谓理论家的意见进行改革。结果是中国的人力和物质资源都变成票子，但是没有成为“价值资本”，而是越来越多的活钱变成了外汇存放在国外，现在成了烫手的山芋。现在的中国，就象马季相声中贷款给“王八公司”的银行，生害怕那一天“王八公司”经理喝酒醉死了，这样地把自己绑架在美国经济上　　

是的，“升值过快,将面临出口形势恶化、农民工就业困难的压力,也容易将来一旦有风吹草动贬值也会过快,币值大起大落。如果不升值,国际上的压力大。持续小幅上调也容易造成热钱大量流入。”但是事到如今，这个问题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我在2008年1月就提出：“我国是最大的美元储备国，因此美元贬值的损失也最大，但是在美国金融危机中，中国对于美国的影响力，也迅速放大，中国应当利用这种影响力，获得补偿。如，美国应当与中国合作；此前美国禁止向我国输出的科学技术，不准我国进入的美国产业，我国都可以要求美国开放。不要忘记，美国曾经用抛售英镑迫使它的盟国按它的意志来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我们可以不落井下石，但中国不是救世主，现在也当不了救世主，为缓解美国金融危机作出的牺牲，有权要求得到美国相应的其他方面的补偿，市场经济要求等价交换。”前几天中国政府申明不会把外汇变为政治工具，我看这是宋襄公之仁，自己束缚自己。外汇问题适度政治化，不失为反抗美国压中国外汇升值的一种非常手段。我认为，外汇升值的“两难”要进行权衡，必要时中国政府要敢于鱼死网破，不被美国绑架。敢于直面美国政府：或者是美国政府解除中国投资美国企业和对华出口限制，这是根本的解决，尽快把死钱变为产业资本；或者是你美国不要拿汇率来压中国。我肯定，只要敢于直面美国，结果不是中国“鱼死”，而是美国“网破”。中国鱼一定会突破美国网争得自由！

　　“外贸出口面临‘两难’。”提出这个“两难”，说什么“一方面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大浪潮过去,世界经济复苏,要借机扩大出口。另一方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目前看是小风小浪,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大风大浪,外需形势不容乐观。”我认为表明政府在调整结构上动摇不定，见不得利诱，经不起困难，见利（实际上借机扩大出口，把资源变死钱不是利，是害，是把自己套得越来越紧）就想上，遇难就想退，忘记了自己定了几年的“两转变”的大政方针。外贸的关键问题，首先是进出口平衡，决不能继续出超；并通过各种途径和办法，减少外汇储备，使它回落到合理的水平上。　　

写得很长了。总之，“两难”问题的实质，不是两难，而是选择。深层次的原因，是道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