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社会管理创新，纠正冤假错案

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必须纠正云南揭批查制造的冤假错案，给受害者以生活出路。

——致十一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的

公  开  信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于2月19日开班，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研讨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

“社会管理及创新的目的，“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

胡锦涛总书记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讲得多么好啊！他说：“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人民群众，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人民利益为重，以人民期盼为念，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我们急切希望能在云南落实。”

根据胡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我们向“两会”呼吁：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必须纠正云南揭批查运动派性和权力相结合制造的冤假错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中发（1982）9号文件，给揭批查受害者以生活出路，解决社保、医保等生存权利。我们对社会管理最最不满意的是：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规定的，对揭批查申诉案件“不受理、不复查、不纠正，错了也不纠正的‘三不政案’。

为了进一步使“两会”代表、委员了解云南揭批查制造冤假错案的情况，我们第13年向“两会”再报告如下：

原云南省委副书记李启明同志，1984年在《红旗》杂志第22期发表了《要敢于解决领导班子中的派性问题》文章指出：“有少数同志，包括高级领导干部，至今没有摆脱派性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带着派性观点看人处事；有的仍然热衷于搞派性，甚至陷了进去，不能自拔。

派性和权力相结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危害了党的团结统一，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得到贯彻。”李启明副书记是在揭批查运动期间，从外省调来的，目睹云南揭批查派性和权力结合的危害，发表了此文。

一

云南省委派性和权力相结合，把“文革”中的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帮派体系”，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中共云南省委机关报《云南日报》1979年2月23日社论称：“云南清查、粉碎了‘以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以把持军政大权的那么几个人为后台的帮派体系’”，《社论》明白无误地宣布了，云南不是清查有牵连的人和事，而是站在派性立场上，把“文革”中一派群众组织打成了有后台、有头目的“帮派体系”，以派划线，借揭批查运动之机，打击迫害从中央委员到基层工人、农民。用极其残酷的专政手段，实行派性报复、镇压。

云南揭批查不是清查有牵连的人，而是“一桩桩一件件地清查‘文革事件’”，据云南官方出版的《云南五十年大事记》第293页记载，云南“调了2万多名干部，用了八年多时间，清查了‘文革中发生的重大事件1816起’”。强加给一派，成为“帮派体系”的罪名。全省各地将150多万人弄进“学习班” 审查 ，交代‘罪行’，受到批判、斗争；使15万多人受到党纪、政纪，开除公职处理；5万多人被判刑，其中判死刑2人；审查中被打死、逼死、逼疯达1000多人。

例如：

二《云南日报》主编批判派性，被撤职。

《云南日报》主编夏雨同志，根据邓小平“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文革’中的两派群众组织都是错误的”的讲话精神，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了几篇《‘文革’中两派都是错误的》的评论文章。“文革”中省级机关的一个派头头，已成了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的王兴田，看了火冒三丈说：“什么两派都是错误的，不是思想糊涂，就是别有用心。”王兴田拿了评论文章，找到省委副书记普朝柱，大发雷霆说：“要查一查，这些文章是谁写的，这个观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一定要严肃处理……”

省委副书记普朝柱到《云南日报》社，得知是主编夏雨写的，省委立即撤了他的职。夏雨同志把情况反映到新华社，新华社报告了中央，中央领导批示：“此人太出格了，不宜担任省委两部长职务。”本来是“三种人”，理应清除出领导班子，但派性和权力相结合的云南省委，把王兴田调到昆明市委当了市委书记。

云南省委始终坚持一派是正确，是清查运动的领导者，另一派是 “帮派体系”、 清查对象，这样的组织路线、思想路线的人把持了执政地位，势必变本加厉利地镇压不同观点、意见的干部、群众，巩固其窃取的权力，这也是云南社会矛盾长期以来，不能化解的源头性、根本性问题。

三．强迫群众签名，“要求枪毙杨秀杰、罗庆明”。

云南玉溪揭批查运动中派性和权力相结合，残酷镇压群众的手段，是举世罕见的。

杨秀杰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玉溪地区江川县民政科干部，罗青明是中学体育教师，都是转业军人，都建立过军功。因为观点不同，揭批查被关押审查、刑讯逼供、严刑拷打，遍体鳞伤，批斗大会上都无法站立了。为了“粉碎”他们，派性和权力结合的县委出一“妙招”，“发动群众签名，《强烈要求枪毙现行反革命、帮派骨干杨秀杰、罗庆明》。

他们动用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权力规定：“凡在《强烈要求枪毙现行反革命、帮派骨干杨秀杰、罗庆明》的“万民折”上签名的，生产队分配及各户口粮照发，凡不签名的，就是支持现行反革命，不给口粮。”

对政府、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干部、群众，在工厂劳动的工人规定：“凡不在‘万民折’上签名的，不发工资，停止工作，彻底交代、审查与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关系”。在此胁迫下，谁敢不签名啊！？江川县《强烈要求枪毙杨秀杰、罗庆明》的“万民折”，就成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依据”，杨、罗就死于派性和权力结合的“万民折”。

没有判决书，没有上诉期、没有核准等等法律程序，在枪毙杨秀杰的前一天夜里，县里派人到杨家，要求其妻子曾琼仙签字与杨秀杰离婚，曾琼仙不同意，县里的人威胁说：“不离婚，就要斩草除根，签不签？”，并规定说：“明天就要枪毙杨秀杰了，你们不准出门，也不准去收尸……”曾琼仙为保护其几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仅13岁），只得忍辱、忍悲、忍气签下名。杨秀杰、罗庆明被枪毙后，至今家人都不知其尸骨何在。这是惊天的谋杀大案，死于派性和权力结合的法西斯专政。

四．从两份“判决书”，看云南执政、执法

            中共东川市委文件

                 刑字（1979）185号

       关于杨松年伤害案的处刑决定：

经中共东川市委常委会议1979年12月1日研究认为：杨松年在“划线站队”期间，殴打27人，其中3人致残，并利用权力，贪污公款960元，与伤害罪合并论处，据此，决定对杨松年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中共东川市委员会（公章）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四日

对反革命犯罗廷祖的决定

经县委常委会1978年4月21日会议研究决定：对现行反革命犯罗廷祖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中国共产党普洱县委员会（公章）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这两份判决书的共同特点，所判杨松年、罗廷祖刑的，都不是《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而是当事人所在地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委。党委发“判决书”判刑，是违宪、违法、依党代法的违法行为。

撇开杨松年否定其犯罪的申诉，从中共东川市委刑字（1979）185号刑事“判决书”看，如此“判决书”，不是仅此一份的偶然，此“判决书”之前，已有184份，此判决书后又有多少？云南揭批查判刑的过程，是以单位成立的派性“专案组”搜查、拼凑、编造“材料”，党委判刑，法院盖章。

1979年12月，是《刑法》、《刑事诉讼法》在1980年实施的前夜，为了突击抢判，连法院盖章都来不及，由中共东川市委直接下判决书就更“便捷”了，大概就是这个“理由”吧？其执政低能、执法无知，镇压人民凶残。

从中共普洱县委的“判决书”看，“判决书”内容共计42个字，不要任何犯罪事实，普洱县委常委“任命”罗廷祖为反革命，马上判处六年有期徒刑。这就是普洱县委派性加权力相结合的“依法判处”。

五．派性和权力相结合，推翻党中央的决定

云南揭批查问题严重，群众反映很大，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中组部长宋任穷，把云南省委安平生书记、李启明副书记找到北京，对云南问题胡耀邦批评说：“云南的揭批查与党中央的做法不一致，中央已经在批判“两个凡是”了，云南还在搞揭批查；中央已经开展“真理标准”讨论了，云南还在搞揭批判，中央已经开展整党了，云南还在搞揭批查。云南搞揭批查，尤其是把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帮派体系，是非常错误的，中央本来想下个文件，要云南省委纠正揭批查的错误，讨论考虑再三，还是把你们找来，由你们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比较主动。”

安平生、李启明回昆后，省委决定在连云宾馆召开省委扩大会（地书会）。安平生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和对云南揭批查的批评，并代表省委作了检讨。通过中央指示的学习，提高了认识，省委秘书长于佐同志发言说：“把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帮派体系’的做法，省委是错误的”，他还揭发了一些问题；有的同志也作了检讨；有的人推卸责任；也有人顽固抵制；在快要统一认识，解决问题时，陷入派性不能自拔的人，搞非组织活动，偷偷将会议文件、发言、简报拿邓小平堂弟邓小初家，要邓小初立即拿着资料进京找邓小平，向邓小平讲述了会议情况说“云南要翻烧饼了”。邓小平听了说：“问题要解决，但不能翻烧饼”。

邓小初向省委汇报后，派性和权力相结合的省委，只传达了“不能翻烧饼”的一句话。传达贯彻中央精神、纠正云南揭批查错误而召开了40多天的省委扩大会，在没有人宣布散会的情况下，一轰而散，不了了之。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于佐同志，因在会上按中央精神讲了真话，揭发了省委的错误，立即遭到打击，撤掉了他的职务，领导找他谈话，给他两个选择：调到省人大财经委员会工作；或到中央党校学习，于佐选择到省人大财经委工作。报到时被拒绝说“我们人大不要‘叛徒’”。于佐同志欲哭无泪。省委又将他派到中央党校学习，学成回来后，省委一直不安排他的工作，直到离休。

派性和权力相结合的云南省委，贯彻党中央的决定的会议，竞敢半途而废，不了了之！执行党中央决定的干部，就要遭打击迫害，全省那么多的干部群众受冤……。李启明副书记看透了云南省委派性和权力相结合危害性、严重性，写了《要敢于解决领导班子的派性问题》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上，与派性作坚决的斗争。不久，他也被排挤走了。

最后，我们要求全国人大、政协，敦促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三不政策”，按中央政法委决策部署，“全力推进涉法涉诉信访积案清理评查工作”，对揭批查申诉案件清理评查，做到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不错不纠。顺利完成信访结案清理、评查、终结程序。只有公平正义，才能和谐稳定。

我们要求全国人大、政协敦促云南省人民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中发（1982）9号文件，对揭批查受害的涉诉人员、双开、清退人员、被判刑、处理的农村干部、群众，给以生活出路，解决社保、医保的生存权利，只有解决生存问题，才能促进和谐稳定。

在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还清久拖不决的法律债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实际行动，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只有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才能和谐稳定。为2012年党的18大召开，创造良好环境。

最近，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同志接受专访时指出：“  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愈演愈烈，打着维权的旗号，借机插手人民内部矛盾，蓄意制造各种事端”，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恳切要求全国人大、政协，要切实加强监督各级政府、部门，负责任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落实好党的各项政策，做好新形势、新时期群众工作，不要让西方反华势力有任何插手人民内部矛盾的机会，否则，就会帮助敌人。

致信人：李树林  安矩祥 黄传华

包亚芳  马守良等

2011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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