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菜：花花们愿意解决“卑微请求”吗？

 花花们是带路党们的又一戏称，因为这些二到家的患者自以为头上顶一个花环就可以变成天使,他们的无知总是为中国青年带来强烈的喜剧感。别的不说，仅仅他们的标志与他们那种民族自虐心态高度一致的联系就充满了喜感：一位网友感叹说，花儿的英文译音“扶老二”多么生动形象的展示了这些带路党那种软弱无能不争气的状态啊。（在洪帮主赴王府井打酱油那天，一个花花特意以一个二得不能再二的姿态伸出俩手指以表明自己是正宗的二。）　　

确实如此，这些花花们的确是软弱无能不争气的，以至于幕后主子都被连累得灰头灰脸的。花花们的软弱是来自于经济实力的不足吗？不是，单是专项活动经费就有38万美元；是来自于缺乏声音传递渠道吗？也不是，外有CNN、VOA、BBC这些据说是最NB的媒体，中有轮子的BX、大妓院、民猪吱春等等反华反共网站，内有南方、野鸡、TX等等主流，别的不说，仅仅伴随着洪博培就有一百多长枪大炮的摄影记者；是缺乏精英主导吗？还不是，有那么多以参与政治来提高自身声望的“文学家”、“经济学家”、“艺术家”、“意见领袖”、“异见人士”，甚至能评个球的大眼都变成了他们的大嘴炮，阵营不可谓不大，火力不可谓不猛，唯一可惜的是这些jy都是那种躲在地下室迎接“革命”的理性经济人。　　

有资金、有媒体、有骨干，甚至还有洋大爷亲自到场打酱油，为何还是落得徒惹笑柄的下场？无他，皆因其理论完全就是那种与最广大底层人民群众利益水火不容的。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一种规律，那些理不直的自然气不壮，也就只剩下扮弱者用煽情手段的份。花花们所谓的“最卑微的请求”更是十足的体现了这一规律。　　

问题在于，花花们真的想要解决他们“最卑微的请求”吗？他们是无法真正提出解决办法的，因为正是他们私有化、市场化、司法独立等等主张造成了他们“最卑微的请求”的成因。倘若是真心的，要解决他们“最卑微的请求”，毛泽东和他们口中的毛左早就给出了解决方法，而这个解决方法恰恰是他们最为极力反对的。　　

他们装腔作势的说，他是一个农民，能不能让他的孩子不再做农民。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工业化起于毛泽东时代，在那个时代，有世界上最快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也就有了世界上最快的农民向工人平稳过渡的进程。至于所谓的能不能自由决定在责任田里种什么，更是体现了这些花花们对中国农业惊人地无知。中国早就不存在行政力量控制农民自主决定种什么的问题了，曾经一度遍及农村的撂荒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那么，中国农民无法决定自己种什么的罪魁祸首是谁？是资本，是那些控制着粮棉油市场的资本家们，是那些控制着种子市场的资本家们。他们敢向资本家们提出这个“最卑微的请求”吗？在农业集体化时代，集体的土地上种什么根据国家计划，可以确保农民的收入稳定增长，而自留地上，则是充分的给予农民种什么的自由，这些都是有明确的文件以政策的形式固定下来。至于所谓的征地、补偿问题，更是花花们崇拜的明晰产权、市场经济实施之后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土地被征更是当地农民梦寐以求的好事，因为征收了土地，国家会相应的把一大批村民转为在建厂矿企业的职工，而一个工人养活一家五口人是毫无问题的。　　

花花们作出楚楚可怜的样子提出孩子学费的问题，这更是令人笑掉大牙。因为，在他们口中“万恶的毛泽东时代”，学费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词儿，小学和中学的学生每学期的全部学杂费大约是一个普通刚上班的工人月收入的十分之一，农村学校则只有书本费。如果上了大学、中专、技校，非但不收费，还有补贴。高中也有一定数额的生活补贴，即使是那个以造谣为讨好洋大爷之大礼的杨继绳也在其秽文《墓碑》中不小心提到他在浠水县一中读书时候国家有口粮补贴，他还是把自己的口粮省下带回家。而造成孩子们上不起学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恰恰是花花们热捧的市场经济原则，所以有了教育产业化，所以有了花花们膜拜的砖家称“穷人孩子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至于所谓毕业即失业问题，这在毛泽东时代简直是天方夜谭。在现阶段要想就业，花花们“最卑微的请求”恐怕对资本家们说才能找对人。关于复退、专业军人的就业问题，也是同理。　　

花花们其他的“最卑微的请求”对比毛泽东时代都是可笑至极的事情，如什么住房、强制堕胎、通货膨胀、黑砖窑、暴力截访、粗暴执法等等等，这一切，哪一样不是当局信了花花们信奉的精英理论、“先进文明成果”的改开时代出现的？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哪一样不是和花花们称为“开明”的“改革家”力推的政策有关？　　

应该说，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和私有化程度成正比。在一些尚未彻底私有化的领域，群众意见最少，花花们也很难提出“最卑微的请求”。那么在彻底的私有化了的领域，花花们“最卑微的请求”就更加的悲情了，因为是要死人的。　　

比如，花花们“最卑微的请求”说“能不能让商家不要在我吃的东西里头加地沟油、加吊白块、加苏丹红、加甲醇、加毛发酱油？大人也就罢了，能不能让商家不在我孩子奶粉里加三聚氰胺，能不能不在我孩子的奶粉里面加皮革蛋白粉？”，这些事儿在毛泽东时代存在吗？有出现的可能性吗？花花们口中的商家为什么没有“道德的血液”？无他，皆因是理性经济人也。而这些商家为何受不到惩罚，这又恰恰是蒙花花们热衷的司法独立、程序正义所赐！　　

特别有意思的是，王立军的议案提出要对那些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行为实行严刑峻法，要对不法资本家以故意杀人者故意伤害罪论处杀无赦，要让不法企业不法商家倾家荡产一场空。这应该是解决花花们“最卑微的请求”最有力的措施吧！不过，如大家所想一样，花花们所推崇的精英们对王立军这个“毛左”提出的议案仇恨万分，纷纷指责这是“违背现代法治精神”的“邪恶议案”。　　

事实上，倘若把花花们的主张彻底贯彻下去，花花们“最卑微的请求”远非现在这么一点点。　　

花花们强调，要彻底的市场化，要彻底的私有化。在中国的抢盐风波出现之后，花花们兴奋不已，齐声赞颂日本国民的“淡定”，怒批中国体制问题，猛轰中华民族劣等。令他们可惜的是，正是由于盐业是难得地保留下来了的毛泽东时代的国家专营，所以，一日盐慌迅速被平息。倘若盐业也是如花花们所主张的那样私有化了，理性经济人的盐商们会平价调拨食盐平息市场恐慌吗？他们只会是按照“市场规律”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甚至还会为了促成花花们的“革命”而刻意制造恐慌。到那个时候，花花们是不是还要来一个“最卑微的请求”：能不能让我们耗尽积蓄才能买上一点点盐？能不能让我们尝尝咸是什么味道？让我们的孩子吃上一点点盐，哪怕是工业盐也好？　　

在刘志军贪腐案发后，花花们兴奋的鼓噪“国营体制是贪腐的根源”，铁道部要私有化，并且把春运一票难求等等全部归结于铁道部没有“市场化”。倘若铁道部私有化了，花花们恐怕又会有很多“最卑微的请求”：“我是一个外地打工仔，能不能让不因春节回家的一张火车票用去了一个月的薪水？”，因为在铁道部国营的情况下，30年来，普客票价基本就没有涨过，而市场化了的汽车客运想必大家都是很清楚的；“能不能不要坐在火车顶上？能不能让我在火车里享有坐椅子的尊严？能不能不让我在火车行进途中不会因没有抓紧把手而掉下来摔死？”，按照花花们私有化的理论，也许火车票很容易买到，但是只会是用花花们眼中的“民主”方式解决，比如花花们不敢提的“民主国家”印度，要知道，“民主”的印度普客里面都是不设座椅的，而火车顶上坐满了衣衫褴褛的平民也是一道靓丽的“民主”风景。

在药家鑫案热议中，热衷于“基督的宽恕精神”、“罪犯也有人权”、“程序正义”的花花们在央视采访播出之前，硬着嘴嘟囔了几句被民意淹没了的“宽恕”“人权”“司法独立于民意”“喊杀的是暴民心态”“现代法治精神”“不杀药家鑫可以使受害人家属得到更多赔偿”“因受害人抵挡的两刀不能算数”等等，直到央视播出了稍微有点倾向性的采访，那个评个球的大嘴才终于找到了位置--嘴炮开火的的位置，全然忘记了南方为杀人者的辩护、韩寒为70码的辩护。花花们方才恍然大悟的开始停止了普世价值的喧嚣。那么，倘若如叫嚣扑屎价值、基督精神的那帮花花们所愿，如此恶毒的杀人者免死了，花花们是不是又要“最卑微的请求”：“能不能不让我的电动车被小轿车撞到？即使你撞倒了我能不能送我上医院？即使不送我上医院能不能不说我记车牌是不要脸？即使我是不要脸的能不能让我自己去医院？能不能不拿出专业凶器的长刀刺向我？即使刺向我能不能刺那么多刀？”。事实已经很快的回答了对“基督宽恕精神”膜拜不已的花花们，据称为药家鑫的师妹李颖已经公开宣布“我要是他的话我也捅”。而毛泽东时代的司法制度和“毛左们”的主张恰恰能解决花花们“最卑微的请求”，“毛左们”主张司法不能独立，司法必须尊重民意，法律不能成为精英们玩弄的器物，对影响极其恶劣的要“平民愤”，还有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制度性的保障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分子会受到公平的惩罚，受害者会得到公平的抚慰，有犯罪倾向的人会受到震慑，还用得着花花们去“最卑微的请求”吗？　　

花花们最最“最卑微的请求”要是用到那些被美军“王师”打死打伤的利比亚反对派头上是最合适的，“能不能让我带完路后留下腿”，虽然这件事情在我们看来确实是充满了喜剧感--“路带了，腿没有了”。但是倘若按照花花们的主张，同样的喜剧和悲剧必定在中国反复上演，一如抗战时期，并且对除了花花们之外的所有中国人来说绝对是悲剧。　　

正因为花花们的主张无一不是造成中国人民悲剧的脚本，所以花花们发出的“最卑微的请求”才形成强烈的喜剧感。而所有能解决他们“最卑微的请求”的方法--毛泽东思想、“毛左”们的主张又是如此的为之所不容且切齿仇恨。因此，花花们从来就不是想要解决他们“最卑微的请求”，这些最卑微的请求根本就不是他们所能代表发出的。他们不但不想解决，而且非常害怕并一直在努力阻止中国政府解决他们“最卑微的请求”。重庆实施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原则的政策后，那些“最卑微的请求”逐步成为虚构故事，而花花们对重庆的疯狂撕咬，足以将其卑鄙的心态暴露于阳光之下。

　 花花们明明想推翻共产党，却又矫情地作祈求共产党“能不能不把我送进监狱”，和那个自称的花花的组织者的徐某一个德性--人家在法拉盛街头碰见他逛街问他为何不回国“推翻暴政”，他回答说要共产党“给我言论自由”。你都公开要颠覆人家又装作可怜兮兮地要人家保证不抓你，这就是花花们的“革命”，也是花花们的“安全革命”心态。撇开政见之相左，其人品的下作也让人感觉花花确实是一群扶不起的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