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水利建设多少欠账”一文有感

2011年5月31日京华时报B版首页，刊登了楚瑜(媒体从业者)同志的文章：“湖北大旱暴露岀水利建设多少欠账”。楚瑜同志以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发表的这篇文章，言正词严地谴责了这30多年来对水利设施的破坏而造成对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文章开门见山，一开头就说：“由于大旱，千湖之省湖北的沟塘湖库纷纷见底，每天用水缺口1亿立方米。全省85个县市区、1610万亩农田受旱，上百万人饮水困难。然而，由于抽水设备年久失修无法利用，一边是日渐严重的旱情，一边却是家门口的长江水白白流走。水利失修，遇涝即灾，遇旱亦灾，在水资源极为丰富、却有兴水利传统的湖北况且如此，水利投资欠债之严重可见一斑。”文章又说：“根据水利部的统计‘十一五’全国水利总投入约7000亿元，……。但和其它一些‘投入’一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比如‘三公消费’，早在2006年3月，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就在《学习时报》撰文称：‘2004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岀国三者相加为9000亿元。’2008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节目上再次确认‘三公消费’一年达9000亿元。由此比较可见，全国五年水利总额投入还不及一年的‘三公消费’”。文章最后说：“水利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2000多年前，秦臣司马错称‘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战国末期秦昭王委任李冰为蜀郡守，治岷江，修都江堰，发展川西农业，造福成都平原，为秦国统一中国创造了经济基础，而且成都人民至今受惠。”

最近，京华时报还陆续报导了淮河河床干涸的消息和照片；6月的第一天又报导了：“浙江舟山限时供水”，并报导说“今起每天供水5小时，市民抢购水桶”、“小店一天卖出千个水桶”、“水库水只能撑一个多月”，……。

更有互联网报导：“日前，中国大陆国务院罕见在一份声明中坦承三峡工程造成的诸多问题，…”。并亲聆权威人士介绍三峡工程地区已频显小地震……等险情。

以上这些消息，足以引发人们惊醒和深思：这是“科学发展”吗？这样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能继续下去吗？何况上述问题还仅冰山一角，又如强征土地、强拆民房造成的劳动人民由自杀，至逼到了集体自焚与反动官僚同归于尽，到三连爆炸等古今中外罕见惨案不断；环境污染已无可言谕；农民耕地被剥夺，造成上千万农民失业，这在中华民族是史无前例的；……。人们怨声载道，反动官僚所欠之债，已到天怒人怨。这不就是辛子陵、茅于轼之流鼓吹的“创新理论”、“民主社会主义”的结果嘛。

我曾在文章中讲过，科学问题要靠科学实验验证，而不是靠举手表决所能确定的，更不是靠权力大小所能审定的。科学领域更多实例证明：真理往往在少数、甚至个别人手里。别说是千年科学史，即便近现代也是如此。例如毛主席提出物质的可无穷分割，被一些物理学家所耻笑，结果毛主席的观点是正确的，最终岀现了被称作毛粒子。又如已故水利专家黄万里同志关于反对建三峡大坝问题，不顾被打成“右派”而坚持真理，现在种种迹象表明，黄万里力排众议而持反对意见是正确的。又如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东风2号导弹试验成功，就是钱学森同志采纳了被众人排斥的个别人的意见取得成功的。

在当今风行“政绩工程”、连马克思主义的ABC都没有弄通而就妄谈能“创新马克思主义”等大行其道，结果只能造成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指鹿为马最猖獗的30多年，对“科学”这个光荣名词的讽刺和嘲弄己是史无前例，“王权”、霸权又死灰复燃，“民主”之类成了欺骗人民的装饰。这不仅仅表现在政治方面，例如疯狂地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发展到随意迫害人民群众，甚至在“科学”和“民主”以及“维稳”等口号下，催生了让世界震惊的迫害含冤上访人员“截访公司”和用暴力铲平了钱学森同志苦心建起的科学实验基地等等；而且在一些重大科研等项目的设置，大搞GDP挂帅、唯利是图而不计后果，例如转基因口粮农作物的推广种植，以及当前重庆正在兴建的二苯甲烷二异氰酸酯(MDI)项目，类似项目在印度已有造成十分严重的大量人员死伤的历史记录，许多同志大声矢呼应停建，然而这些呼声等于零，某些人靠“王权”我行我素。难怪许多人民面对现实“甘愿”认了：是“屁民”。

谈到这里，再回来谈水利。多少年已不回南方，今年清明节，由京到沪，目睹了多年不见的淮河、黄河和长江。按理正是南方人称惯了的桃花水汛期。可今年这三条重要江、河且不见潮汛。反看到淮河河滩干涸，长江水位低到了我从没见过的低。我的老家是靠长江南岸仅10华里的江南鱼米之乡。历来长江两岸大多人民是饮长江水长大的，尤其1958年大跃进，全民大兴水利，江南大地建成了当时被誉为“河网化”的大小水利工程，使长江两岸广阔天地改造为旱、涝保收的丰产地，饮长江水长大的人就更多了。可是30年后的当今，“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美景将渐去渐远。现在不仅江水污染不能饮用，更有河网化被破坏，已不再旱、涝保收。而正如前述报导：旱也灾、涝也灾。更严重的是鱼米乡、江河遍地的曾被人们歌颂的“好江南”，且要喝数百米深的地下深井抽出来的水。然而，这种灾难性的地下水大量开采，还在用农村也喝上了自来水大唱颂歌，让人听了啼笑皆非，“好江南”己不再。互联网有文章报导，大跃进时期人们战天斗地，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而建成的举世闻名的红旗渠，也惨遭破坏，人们不得不靠挖深井地下水活命。我倒要问：这就是“以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吗？但不知颠倒是非、指鹿为马何时休？一年“三费”消耗，比全国五年的水利投资还多2000万亿元，如此“懂经济”、“懂科学”的反动官僚腐败问题，还将持续多久？

恽仁祥

2011年6月1日

湖北大旱暴露出水利建设多少欠账

■资本论

□楚瑜(媒体从业者)

由于大旱，千湖之省湖北的沟塘湖库纷纷见底，每天用水缺口1亿立方米。全省85个县市区、1610万亩农田受旱，上百万人饮水困难。然而，由于抽水设备年久失修无法利用，一边是日渐严峻的旱情，一边却是家门口的长江水白白流走。水利失修，遇涝即灾、遇旱亦灾，在水资源极为丰富、且有兴修水利传统的湖北况且如此，水利投资欠账之严重可见一斑。

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指能为不特定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或服务。如国防、公路、义务教育、公共福利事业等。特点是一些人对这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它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某些人对这一产品的利用，不会排斥别人对它的利用，具有非排他性。由于这些特点，公共产品一般由政府或公益性社会团体提供。显然，水利建设属于公共产品，其利国利民的属性决定了它理应成为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领域。

现在算算水利投入账。先看总投入。根据水利部的统计，“十一五”全国水利总投入约7000亿元，是“十五”的1.93倍，其中中央水利投资达到2934亿元。乍一看，中央和地方水利投入数字十分巨大，但和其他一些“投入”一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比如“三公消费”，早在2006年3月，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就在《学习时报》撰文称：“2004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三者相加为9000亿元。”2008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节目上再次确认“三公消费”一年达9000亿。由此比较可见，全国五年水利投入总额还不及一年的“三公”花销，水利投资是存在不足的。

再看具体投入方向。根据公开的官方信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水利建设主要投资集中在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如三峡、小浪底、南水北调等世纪工程。但是，近几年的洪涝灾害集中反映了中小型水利工程的缺失，及现有的病险水库维修不足；防汛抗旱工程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而且从这次旱灾暴露的情况来看，延伸到农田的节水灌溉工程、排涝导流沟渠等微小型工程、水利设施要么没有、要么年久失修，可见历年的水利投入还未落到实处、细处。

再看看水利欠账后果。据《武汉晚报》5月26日报道，由于抗旱提灌设备老化，使湖北抗旱情势更为严峻。全省现有抗旱灌溉泵站20000多处，大多为中、小型泵站，九成以上建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一座泵站机组的使用寿命，最多只有25年。湖北绝大多数泵站，眼下实际处于超期服役状态。有水利专家伤心地说：“目前流经湖北的长江水，利用率太低，95%以上白白流走。”

长江左岸最大的支流汉江也是湖北境内的大河，但汉江沿岸老化的泵站，在罕见的大旱中“一触即溃”。湖北省水利厅人士举例称，天门市一座抽水泵站，刚开两天便损坏。更多的泵站因损坏、零件短缺，根本无法开机。另一个例子也显示，天不降水，江河有水又用不上，让地处江边的“中国淡水渔业第一市”、文化名城荆州水产养殖全面受灾（据新华社5月29日电）。

水利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2000多年前，秦臣司马错称“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战国末期秦昭王委任李冰为蜀郡守，治岷江，修都江堰，发展川西农业，造福成都平原，为秦国统一中国创造了经济基础，而且成都人民至今受惠。如今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的复兴，我们有理由在重大的基础设施上投入更多，在涉及子孙后代安身立命基础的水利建设上更严肃认真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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