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评朱长超的“四唯”思维
——又一篇汉奸的卖国“投名状”
网上流传着一篇名为《拉登的知音在中国》的文章，署名为“朱长超”。这位朱某根据所掌握的“民调”数据，竟然一杆子把60%以上的中国网民（后又扩大为全称的“中国人”）和6成以上的“在美华人”打成了拉登的“知音”！
（朱文称：“有将近60％的网友对于‘反美斗士’本.拉登的死亡感到伤心。网上的中国网民对拉登的评价是一片颂扬之声”；“有记者随机地在美国一些地方调查了一些在美华人对拉登之死的看法。有4成的人回答不知道此事，有6成华人认为拉登是个英雄。”）
如此说来，中国岂非成了一个恐怖主义国家；多数的“在美华人”岂非都成了恐怖主义分子！此论真可谓：妖言讹众！十足的危言耸听。
此前，本人并不熟悉这位姓朱的，从“百度”网上了解到，原来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中国思维科学学会筹委会副理事长，是一位专门研究思维问题的学者。由此，笔者不得不怀疑：这篇文章究竟是不是这位学者朱长超所写？！要么，一定是这位研究思维的人自己的思维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只要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写出这种“文章”来的。）
综观朱长超的《拉登的知音在中国》，如果从思维的角度看问题，笔者发现，通篇充斥了朱氏特有的“四唯”思维。即：唯西方的是非为“是”；唯华人的情感为“蠢”；唯中共的作为是“恶”；唯中华民族的基因为“劣”。
一、唯西方的是非为“是”
朱长超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新中国建立时，他才5岁。是一个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红领巾”，是中国共产党政权一手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也不知道是什么因素所致，竟然使这么一个接班人，“异化”成为一个“唯西方的是非为‘是’”思维模式的人。
朱长超认为，是拉登策划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如今，“他被美国从天而降的战士击毙”，“他的死，是反人类的恐怖分子应得的下场；他的死，也是人类正义的胜利。血债是应该用血来偿还的。”
朱的这话听起来不错，天经地义。然而，这只是研究问题的一个侧面，也就是从西方的立场、角度思考问题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的一种是非观。
正如朱研究员自己所主张的，“真理是多涵的，需要人们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进行探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任何事物，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加以研究，可以得到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参见“百度”网《朱长超介绍及其相关作品》）
毛泽东说得好：“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个世界上只要存在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集团，只要这些国家、民族、阶级和集团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对立，就必然会产生相互对立的情感与爱憎。
朱研究员应该懂得，拉登的产生是一种社会现象，他决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说白了，以拉登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它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主义国际政治的产物；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主义长期庇护犹太复国主义，压抑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感情的产物；更是美国霸权主义到处称王、称霸，到处插手强行干涉别国内政，到处欺侮人，搞国家恐怖主义的产物。
其实，恐怖主义古今中外历来就有，何需大惊小怪。
君不见，美国就是一个搞恐怖主义且具有这种传统的国家。先不说美国人的祖先是怎样杀绝土著印第安人，灭人国家，占人土地，或动不动拔枪向相，滥杀无辜；就连他们自己的总统林肯、肯尼迪也都死于恐怖分子之手；另外，美国任意践踏联合国宪章，随意入侵伊拉克等国家，炸死数以十万计的和平居民，直至“虐囚”丑闻，等等，有哪一件不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范畴？
欧洲各大国，有哪一国历史上没有搞过种族恐怖主义（诸如排犹运动等等）？
连以色列建国何尝不是采取恐怖主义方式并得到西方的支持？（1946年8月，后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理的贝京，他所领导的恐怖主义团体，就策划炸毁了耶路撒冷最大的高层建筑——达比都国王饭店大厦——英军司令部所在地，把英国统治者搞得焦头烂额。1947年2月，英国只得把巴勒斯坦的统治权交给了联合国。同年，几经周折，在美、苏两大国的支持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分割案”，让以、巴分别立国，这就是联合国的181号决议。）
可见，恐怖主义实质上代表了一种政治势力。既如此，对不同的恐怖主义，不同的人们和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它必然持不同的立场、态度和爱憎。
恐怖主义是一种被扭曲的斗争方式，它往往危及无辜，与革命人道主义相悖，历来遭到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列宁就不认同他哥哥靠少数几个人以暗杀沙皇的民粹主义的恐怖行为，从而走上革命道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靠的是对广大革命群众的发动和觉悟，决不靠少数人的恐怖活动。中国政府历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更反对对恐怖主义持双重标准。
拉登恐怖主义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种扭曲形式的反映，他的死引起世界各地人民的不同反映：有欢呼的，高兴的；自然也会有同情的，伤心的，这很正常。有些中国人（包括“在美华人”）出于对巴勒斯坦与阿拉伯人民的同情，感到他是阿拉伯民族的反美“英雄”，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朱长超手里掌握的两个60%的所谓“民调”，是绝对不可信的。这是西方妖魔化中国、妖魔化华人的表现，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蔑！因为中国就是个国际恐怖主义的受害国！本人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就是个坚决反对恐怖主义的人。据我的抽样调查，中国百姓至少有95%以上绝对是反对恐怖主义的！
朱长超作为一名学人，只许世人与西方一起欢呼，而不许人们有任何不同的反映？这正常吗？这是“唯西方的是非为‘是’”思维的必然结果。
二、唯华人的情感为“蠢”
朱长超身为中国人，奇怪的是却对华人充满了一种莫名的“仇恨”。在《拉登的知音在中国》一文中，从字里行间处处表露出对中国人的痛恨。他恨中国人不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观”，狠批中国人的愚蠢，认为中国人的认识连“孩子”都不如。他写道：
“作为人类，是有着很多共同的理念的。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区分是基本清楚的。这些人类共同的理念，就是普世价值。”“就是一个幼儿，也很早就接受普世价值的熏陶，法学家问一个年幼的孩子，抢人家东西好不好，他说不好。问杀人好不好，他说不好”。可是，“我们有些同志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反对普世价值观，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地批判普世价值观”，强调“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价值观，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这才造成“对拉登这样的恐怖分子的得手鼓掌欢呼，对他的死亡表示惋惜和同情，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朱长超恨“在美华人”具有一种“中国特色的心理”。他写道：
“美国现在是这些华人的祖国了，那些世贸大楼的死难者，也是他们的一国同胞了。炸自己的国家，害自己的同胞，应该多少会感到气愤吧。但是，这些华人却一点也不感到气愤。拉登炸他们的国家，杀他们的同胞，他们置国家和同胞于不顾，却对加害于国家和同胞的拉登表示崇高的敬意，支持拉登在自己的国家搞恐怖活动。这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
“当调查者问，‘你既然支持拉登炸美国，为什么还要成为美国人呢？’这个60多岁的美国华人回答说，‘不当美国人怎么拿养老金呢？’对一些华人来说，美国的养老金是要的，不拿白不拿。拉登策划爆炸世贸大楼，他也是支持的。如今，拉登死了，他是痛心的。当然，如果让他回到中国，他是不愿意的。这就是一部分中国人的心态。”
他批“中国人真是个非常讲究实际的民族。他们喜欢在美国居住，喜欢拿美国人的钱，但是恨美国，而且支持、同情甚至崇拜炸美国的恐怖分子头子拉登。”
朱长超更恨中国的“官员”。他狠批中国人在世贸大楼被炸时，“不仅普通的小百姓们高兴，当官的人们也高兴，中国当时一群官员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正在美国访问，看到了拉登策划的双子星座大楼坍塌，虽然中国人据说是有5000年文明的礼仪之邦，这些人又是三个代表兼国家栋梁，因为兴奋得冲昏了头脑，竟顾不上外交礼仪，高兴得设宴举杯庆祝。”（不知道朱研究员是亲见的，还是道听途说的？）
朱长超也恨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以亲历者的见闻狠批道：
“9·11”事件发生时，中国“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也十分高兴。那一天，我正在上海的一所夜大学上课，班级同学的那股高兴自然无法形容，就是那位教授，也兴高采烈得很。中国人难得有得意忘形、溢于言表的快乐，那一次真是忘形了，他们的高兴是发自内心的。真要感谢拉登同志，让有些中国人难得地高兴了一会。真要感谢拉登同志给了他们一幅良药，义务地为他们进行了一次心理帮助，让他们大大地高兴了一番，立时变得神清气爽、精神抖擞起来。”
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到“在美华人”，从中国的“官员”到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均一无例外地被朱研究员狠批了一遍。他批中国人没有“人性和理性”，恶狠狠地诅咒他的同胞，都是“恐怖分子”：
“拉登的知音在中国。有些同志老是批评中国的教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看，培育了这样一大批敢恨敢爱的人，这实在是不容易啊。怪不得那位诺贝尔资金获得者也会夸奖中国教育的伟大成就呢。”
朱长超的爱憎是何等的鲜明，他的情感是完全与中国人对立的。他高高地站在西方殖民主义“优秀民族”的云端，以蔑视东方野蛮民族的心态来发泄自己的情感，只是他这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全是西方霸权主义文化的爱憎，是一种“唯华人的情感为‘蠢’”的爱憎。
三、唯中共的作为是“恶”
朱长超在分析中国人为什么不接受“普世价值”，以致变得那么“蠢”的时候，充分体现了他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仇恨。他以“反共义士”的口吻，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历史，彻底否定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
他颠倒黑白，不讲抗日战争结束，美国片面扶植蒋介石打内战，妄图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的客观事实。却指责中国共产党长期对人民“进行的是仇美、反美的宣传”；
他不讲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华战争，出兵台湾海峡，强行阻挠中国僑民解放台湾，并兵临鸭录江边，不顾中国的严正警告，公然轰炸我安东神圣领土的历史事实在先。却反诬中国出兵朝鲜，进行神圣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不义之战，是中国人愚蠢受了共产党的骗；
他攻击“中国近代史上有相当深厚的暴力传统，由此形成了暴力崇拜心理”彻底否定中国人民的近代革命史；
他攻击30年代“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部分革命军队以清查AB团为由，莫明其妙地枪杀成千上万同是革命队伍里的干部和战士”；
他不讲叛徒出卖革命同志，严重危害革命事业的史实，却攻击“上海霞飞路上，在周恩来和康生的指挥下，一个晚上，将叛变的顾成章一家包括年幼的孩子十一口全部杀死”；
他攻击“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反右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后，他又上书中央，要求将大批右派分子监禁，甘肃夹边沟劳改营中，3600多右派分子，活着出去的不足400人；这个集中营，虽然没有爆炸声，也同样地令人恐怖”；
他攻击“中国的暴力传统实在太深厚了，它变成了无形的文化，散布在空气中、土壤里，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暴力熏陶下的一些中国人，无形之中接受了这种传统、这种价值，他们喜欢阶级斗争，喜欢文攻武斗，喜欢将想象的和制造的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要‘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个传统与本拉登的行径有异曲同工之妙。”好了，这里，朱长超已直接把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比拟为搞国际恐怖主义的“拉登”集团了！
朱长超虽然是中国人，然而，在灵魂深处早就把自己变成生活在美国的美国华人中“更为美国”的美国人了！其所以如此，确实是其“唯中共的作为为‘恶’”思维作祟的结果。
四、唯中华民族的基因为“劣”
朱长超攻击中国人，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新中国，攻击毛泽东、周恩来（连被右派人士奉为神主的邓小平也不放过），他攻击中国近代史，直至攻击整个中华民族，最终就形成了一个“唯中华民族的基因为‘劣’”的思维。他以诅咒式的预言写道：
“拉登的死亡，本来是正义的胜利。但是，却激起了大批中国知音的同情和愤怒。这里包含着许多重要的信息，可能影响着未来中国的走向。”
在朱研究员看来，中国人所以会那样的“冥顽不化”，不愿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最终只能从种族优劣论上去寻求答案。
朱长超说得很直白：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完全是中国人“具有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心理基因”造成的。
何谓基因？生命体遗传信息的基本单位是也。物种基因是物种的基本属性，它可以遗传，但却不会改变。
何谓“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按照朱文的思维逻辑，那就是：与西方文明“普世价值观——“真善美”相对应的“假丑恶”，具体的说，就是：“恶”、“暴力”、“杀戳”、“野蛮”。
联系起来，既然中国人的“劣质基因”不会改变，那么，中国人的“恶”、“暴力”、“杀戳”、“野蛮，也就永远不会改变。由此，朱大研究员断言：
“第一，中国存在着法西斯化的社会基础”；“第二，中国存在着创造本拉登式领袖的良好土壤。”那又怎么样呢？据说，很危险。
因为，“一些缺乏理性、崇尚暴力、热衷破坏的人群，是法西斯主义的强大的社会基础。”“对拉登这样的恐怖主义者先是欢呼他的爆炸成功，后是哀悼他的死亡，而且人群是如此之多，这是拉登式人物最好的培养剂。拉登式人物具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者。文革中的抄家、关牛棚、火烧英国领事馆，正是由这样一类人创造的。前几年，有位姓朱的将军声称，中国准备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毁于核战争，但是也要将美国东部的所有大城市进行核攻击。这种言论，也是本拉登式的。”
“什么样的土地适合生产什么样的庄稼。领袖作用于人民，人民也创造着领袖。中国人既然那么喜欢和怀念本拉登，他们的这种心理倾向会通过千丝万缕的途径塑造和选择与之相匹配的领袖。那么多民众喜欢本拉登，他们就有可能选择本拉登式的人物，或者创造出那样一种人物来充当他们的领袖。这就如德国造成了希特勒一样，本拉登是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和阿拉伯文化造就的”。最后，他公然威吓中国人：
“从对本拉登的态度看，中国国民的现代文明素质相当低下，还根本搞不懂或不承认普世价值，还分不清公平和歧视、正义和邪恶的区别。一个与世界文明的步伐极不一致的国民群体，他们能创建现代化的国家吗？能与世界大家庭长期和睦的相处吗？能使中国成为世界大家庭中受人尊敬的文明的一员吗？我看有点难。”
朱大研究员的结论无非就是一条，那就是把中国打成“恐怖主义国家”，让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像进攻伊拉克那样对中国发动入侵！甚至更进一步，把中国人彻底消灭。除此以外，岂有它哉！
本来，就是有那么几个中国网民，在网上发表一些西方人不愿听的几句“不同声音”，居然引来并非美国人的朱长超这么大的反感，直至写下《拉登的知音在中国》这样一篇长文，进行声讨，确实令人不可思议。
不过仔细想来，也不奇怪。当前，在美国一超独霸世界的国际形势下，不少政治投机分子，看“准”了形势，在卖国主义思潮的泛滥下，国内正在形成一股“争做汉奸”、“提早投敌”的逆流。试想，如果是一个老老实实做学问的学者，在当前能有多大的“出息”？只有敢于提早献上“投名状”的人，敢于做一个出卖自己灵魂的人，敢于歇斯底里式的反共，敢于否定自己国家和民族，敢于否定自己祖宗的中国人，敢于声讨所有中国人（包括声讨“在美华人”）的人，才能一鸣惊人！才能被外国主子看上，才能被高价收买，并最终“成名”！这就是真正的结论。
附奇文一篇：
拉登的知音在中国
朱长超
2005年，我在美国游学，寻访了本拉登策划的世贸大楼被炸后的废墟遗址。只见往昔高入云端的巍巍大楼，被恐怖分子炸成了一堆废墟，废墟还没有完全清理完毕。我看着废墟，想着那灾难发生时的惨烈情景，想着大楼里的三千多来自世界各地生命的戛然而止，不禁感到邪恶的恐怖分子之可恶可恨。任何稍有人性和理性的人，都会对遇难者表示同情，对恐怖分子的暴行感到切齿之恨。
今年，策划这起恐怖事件的领袖本拉登终于遭到了历史的报应。他被美国从天而降的战士击毙。并随即用航空母舰按照伊斯兰教风俗进行了海葬。拉登的生命结束了，拉登成了历史人物，被定格在历史上。他在临死之前，还在紧张地策划着恐怖活动，不过，他被美国战士打死以后，就再也不能从事恐怖活动了。他的死，是反人类的恐怖分子应得的下场；他的死，也是人类正义的胜利。血债是应该用血来偿还的。
然而，拉登之死，在中国竟引来了一片叹息声和同情声。
凤凰网针对本.拉登之死所作的一项网上调查显示，竟然有将近60％的网友对于“反美斗士”本.拉登的死亡感到伤心。网上的中国网民对拉登的评价是一片颂扬之声。有人说：「向始终站在反对帝国主义一线的国际英雄致敬！」有人说，「拉登的存在对中国是有一定益处的。因为他牵制了美国，使美国不能全力对付中国，因而更利于中国的发展。如果没有拉登了，没有萨达姆了，美国又会找下一个对手。很可能他们下一步会找中国、朝鲜的茬。一个私人组织，硬是把世界头号强国折磨了这么多年。拉登也算得上英雄了，也值得世人瞩目了。盗也罢，侠也罢，任历史评说去吧。」有些中国人认为拉登开创了领导一个组织与世界上一流强国对抗的历史，开创了不用常规武器将一个国家拖入灾难深渊的历史，因此，在他们的心中，拉登是英雄。看来，用一句中国人常用的话来说，拉登的朋友遍天下，一大半朋友在中国。王勃曾经写诗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拉登离中国虽然遥远，他在中国却拥有如此众多的知音。中国人中竟有那么多拉登的崇拜者敬仰者同情者，这实在是出人意外。如果拉登同志地下有灵，他也可以以此告慰自己了。
在中国这块长期受到中国特色的文化熏陶和八股式教育的土地上成长的华人，同情和怀念拉登；在那些漂洋过海到美国、并加入了美国籍的华人中间，也不乏对拉登怀有深深好感的人群。有记者随机地在美国一些地方调查了一些在美华人对拉登之死的看法。有4成的人回答不知道此事，有6成华人认为拉登是个英雄。由此也可见拉登在他们心中的位置不低。美国现在是这些华人的祖国了，那些世贸大楼的死难者，也是他们的一国同胞了。炸自己的国家，害自己的同胞，应该多少会感到气愤吧。但是，这些华人却一点也不感到气愤。拉登炸他们的国家，杀他们的同胞，他们置国家和同胞于不顾，却对加害于国家和同胞的拉登表示崇高的敬意，支持拉登在自己的国家搞恐怖活动。这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当调查者问，“你既然支持拉登炸美国，为什么还要成为美国人呢？”这个60多岁的美国华人回答说，“不当美国人怎么拿养老金呢？”对一些华人来说，美国的养老金是要的，不拿白不拿。拉登策划爆炸世贸大楼，他也是支持的。如今，拉登死了，他是痛心的。当然，如果让他回到中国，他是不愿意的。这就是一部分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真是个非常讲究实际的民族。他们喜欢在美国居住，喜欢拿美国人的钱，但是恨美国，而且支持、同情甚至崇拜炸美国的恐怖分子头子拉登。
相当多的中国人对拉登的崇敬几乎是一贯的。十年前，拉登发动911事件的时候，那个恐怖的场面被中国看到了，有些中国人像是过节一样地快活。他们真比中国进入大平盛世还要高兴，比自己长了三级工资还要高兴，也比时逢每年三月召开两会的盛事还要高兴。那股高兴劲简直无法形容，更无法理解。不仅普通的小百姓们高兴，当官的人们也高兴，中国当时一群官员组成了一个代表团正在美国访问，看到了拉登策划的双子星座大楼坍塌，虽然中国人据说是有5000年文明的礼仪之邦，这些人又是三个代表兼国家栋梁，因为兴奋得冲昏了头脑，竟顾不上外交礼仪，高兴得设宴举杯庆祝。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也十分高兴。那一天，我正在上海的一所夜大学上课，班级同学的那股高兴自然无法形容，就是那位教授，也兴高采烈得很。中国人难得有得意忘形、溢于言表的快乐，那一次真是忘形了，他们的高兴是发自内心的。真要感谢拉登同志，让有些中国人难得地高兴了一会。真要感谢拉登同志给了他们一幅良药，义务地为他们进行了一次心理帮助，让他们大大地高兴了一番，立时变得神清气爽、精神抖擞起来。
拉登发动的恐怖活动，炸死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人，其中也有一些人是中国人。尽管中国有同胞被拉登的恐怖袭击夺去了生命，不少中国人还是为拉登的恐怖事件大声欢呼。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真是一种比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精神还要伟大和宝贵的精神啊！把反人类的屠杀者看成英雄，自己的同胞被杀了还向屠杀者欢呼，看来，他们是拉登的真朋友。拉登的知音在中国。有些同志老是批评中国的教育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看，培育了这样一大批敢恨敢爱的人，这实在是不容易啊。怪不得那位诺贝尔资金获得者也会夸奖中国教育的伟大成就呢。
中国人中为什么有那么多拉登的知音呢？
第一，这是反对普世价值观的成果。
作为人类，是有着很多共同的理念的。真美美和假丑恶的区分是基本清楚的。这些人类共同的理念，就是普世价值。真善美，假丑恶，全世界的人民，不问哪个洲那个种族，都有相似的认识。就是一个幼儿，也很早就接受普世价值的熏陶，法学家问一个年幼的孩子，抢人家东西好不好，他说不好。问杀人好不好，他说不好。但是，我们有些同志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反对普世价值观，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地批判普世价值观。相当多的中国人在这种反普世价值观的长期教育下，是缺乏对普世价值的认同的。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价值观，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拉登炸的是帝国主义，他们从他们的价值观出发，对拉登这样的恐怖分子的得手鼓掌欢呼，对他的死亡表示惋惜和同情，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第二，这是长期反美教育的结果。
多少年来，我们进行的是仇美、反美的宣传。这种教育，渗透在各种书籍、传媒中。举例来说，中国人在长期接受虚假信息的情况下，都把所谓的抗美援朝的起因是因为美国人发动了侵略战争。而事实是，是金日成和斯大林率先在朝鲜半岛燃起战火，但是，出于反美需要，我们向民众撒谎说，美国人挑起了战争，美国人打到了中朝边境，我们要保家卫国。这个谎一撒就撒了半个多世纪。现在还有亿万中国人这样认识那场战争。现在，苏联的克里姆林宫的朝鲜战争档案已经解密，历史已经明明白白地彰显出来历史的真相。但是，有人仍然坚持着抗美援朝的老调。甚至在中美高级会谈时，还让人演奏抗美援朝电影的插曲。因为里面蕴含了抗美的感情。在长期的反美熏陶下，美国成了老百姓心中的敌人，反美人士当作了朋友，当成了英雄。美国人是敌人，那么按照一种简单化的逻辑，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了。本.拉登就这样，成了许多中国人心中的好朋友，大英雄。一位网上专栏的文章说，“如今，这位曾经重创美国，并且令美国最为头疼的敌人却死去了。”他们为本拉登的死亡而伤心难过，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第三，中国近代史上有相当深厚的暴力传统，由此形成了暴力崇拜心理。
我们有非常深厚的暴力传统。并且把暴力传统当成是革命精神。三十年代的富田事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部分革命军队以清查AB团为由，莫明其妙地枪杀成千上万同是革命队伍里的干部和战士；上海霞飞路上，在周恩来和康生的指挥下，一个晚上，将叛变的顾成章一家包括年幼的孩子十一口全部杀死；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反右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后，他又上书中央，要求将大批右派分子监禁，甘肃夹边沟劳改营中，3600多右派分子，活着出去的不足400人；这个集中营，虽然没有爆炸声，也同样地令人恐怖；那长安街头的坦克的隆隆声和机枪哒哒的扫射声，与恐怖分子二架飞机撞击两座大楼同样令人不寒而憟。如果说有什么不同，拉登指挥的飞机撞向的是心中的敌国，而中国坦克冲向的是自己的手无寸铁的同胞。中国的暴力传统实在太深厚了，它变成了无形的文化，散布在空气中、土壤里，影响着我们的下一代。暴力熏陶下的一些中国人，无形之中接受了这种传统、这种价值，他们喜欢阶级斗争，喜欢文攻武斗，喜欢将想象的和制造的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要“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个传统与本拉登的行迳有异曲同工之妙。既然这样，他们自然对拉登的那一套很理解，很欣赏，很崇拜了。拉登的中国知音，就是在中国特色的暴力环境中成长的。
为了说明我的论点，我还可以举例说明。拉登和柬埔寨共产党的领袖布尔布特是一对难兄难弟。我们对布尔布特的态度和对拉登的态度有十分相似之处。当年，波尔波特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知音，更是一些中国领导的知音。波尔波特来到中国，是中国领导的贵宾和得意门生。他学习中国的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并且“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前进”。他和他的一伙屠杀了全国700万和平居民的三到四分之一，其中有30万到40万在柬华人也同时被杀。中国毕竟是礼仪之邦，中国人毕竟是孔孟哲学培育出来的礼仪之民，对此安之若素。全国数亿人，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表示过气愤，表示过痛恨。中国人真是世界上度量最大的民族了。而越南人却按奈不住了，为了保护越南在柬侨民，（有2万越侨被柬共屠杀）派兵攻打柬埔寨时，水深火热之中的柬埔寨人民把越南军队当成了解放者，屠杀人民很有能耐的布尔布特一伙，竟然被越南人摧枯拉朽，一下就垮台了。对于布尔布特的失败，中国人不高兴了，为了帮助柬埔寨共产党，小平同志派了几十万大军攻打到越南，直到攻下谅山才善罢罢休。可见，中国相当多的人的内心是喜欢布尔布特的，把他当成了好朋友。布尔布特是知音，布尔布特与拉登也是知音，那么，我们中的一些人自然也把拉登当成知音了。
第四，事实表明，一些中国人具有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心理基因。
这种心理基因与拉登式心理有相似处，因此容易理解和沟通。这种心理基因，充分地表现于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8月，一些有着很深背景的高干子弟们，在学校里建立了牛棚，将老师们关进牛棚。他们还在操场上将自己的老师打得遍体鳞伤的，也有不少打死的。他们还上街革命，凡是出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居民，他们可以任意地抄家，任意地打人。有个个体户的妻子出身不好，被这些革命的接班人用开水浇死。在一片红色恐怖中，北京有1700多人被打死或被斗后自杀。那位“革命的”红卫兵的代表还光荣地在天安门城楼上给伟大领袖戴上了红彤彤的袖章，自己也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改名为宋要武。文革中，北京的大兴县，湖南的道县，发生过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孙子孙女（当时解放只有十七八年，还来不及产生第四代四类分子的后代，如果有，道县大兴县的基干民兵和贫下中农们，也一定会加以虐杀的）。你看，拉登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是，像他那样惨无人地道残杀无辜的拉登式的英雄并不少。如果拉登到中国来，他一定会找到许多朋友。因此，拉登在中国有那么多知音，是有社会心理基础的。对他的死，有那么多中国人表示崇敬和同情，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崇拜拉登，实际上也是肯定他们自己。
几十年来，中国人一直在极左路线的思想统治之下，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极左思想的影响。出于政治的、心理的复杂原因，文革虽然认为要彻底否定，但是却不能评说和研究，也就说不上彻底否定了。那些堆满了历史垃圾的思想库，从来就没有认真地清理过。极左路线的病毒仍然在培养基中生存着，繁殖着。这可能就是拉登的中国知音那么多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拉登的死亡，本来是正义的胜利。但是，却激起了大批中国知音的同情和愤怒。这里包含着许多重要的信息，可能影响着未来中国的走向。
第一，中国存在着法西斯化的社会基础。一些缺乏理性、崇尚暴力、热衷破坏的人群，是法西斯主义的强大的社会基础。对拉登这样的恐怖主义者先是欢呼他的爆炸成功，后是哀悼他的死亡，而且人群是如此之多，这是拉登式人物最好的培养剂。拉登式人物具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者。文革中的抄家、关牛棚、火烧英国领事馆，正是由这样一类人创造的。前几年，有位姓朱的将军声称，中国准备西安以东的城市全部毁于核战争，但是也要将美国东部的所有大城市进行核攻击。这种言论，也是本拉登式的。
第二，中国存在着创造本拉登式领袖的良好土壤。什么样的土地适合生产什么样的庄稼。领袖作用于人民，人民也创造着领袖。中国人既然那么喜欢和怀念本拉登，他们的这种心理倾向会通过千丝万缕的途径塑造和选择与之相匹配的领袖。那么多民众喜欢本拉登，他们就有可能选择本拉登式的人物，或者创造出那样一种人物来充当他们的领袖。这就如德国造成了希特勒一样，本拉登是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和阿拉伯文化造就的。把本拉登当成英雄而崇拜的人们，也有可能创造符合他们心理要求的领袖人物。
拉登之死引来了那么多中国知音的痛惜和怀念，告诉我们一个十分深刻的道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只有GDP是远远不够的，只讲GDP甚至是很危险的。GDP是需要的，但是，更需要有现代的国民。从对本拉登的态度看，中国国民的现代文明素质相当低下，还根本搞不懂或不承认普世价值，还分不清公平和歧视、正义和邪恶的区别。一个与世界文明的步伐极不一致的国民群体，他们能创建现代化的国家吗？能与世界大家庭长期和睦的相处吗？能使中国成为世界大家庭中受人尊敬的文明的一员吗？
我看有点难。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