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国”就是一种非理性情绪吗？
——兼评中央党校博导解读出来的“骂国”现象
6月27日 的官媒《人民日报》以“骂国”现象为题，发表了一篇中央党校博导解读时下社会不平心态的文章。该文认为“网路上经常能见到针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尖锐言论。这些非理性情绪的滋生及蔓延应引起足够的警惕。”为什么要警惕这些非理性情绪的滋长呢？该文的接着提醒到“一些人用仇视或敌视，而不是用审视的目光去看待这个社会的一切，把自己的骂声向四周传递，以期获得更大的共鸣，他们为骂而骂，为挑战而挑战……他们只是大肆渲染不满的情绪，一味吸引更多的关注。当这类骂国者开始极具示范效应，迎合了大众宣泄心理的时候，当他们不但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而且也还会被人称作社会的脊梁和良心的时候，恐怕民主的社会也不能等闲视之。”
不能等闲视之这种“以骂国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情绪”。作为全文的一个主旨，这种忠告式的提醒当然是对的。因为只有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这种社会情绪的疏导化解，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消除这种社会情绪赖以滋长的根源，也才可能更好地维稳当前这个矛盾重重的社会。
问题是这个中央党校的博导却采取了一种“非敌即友”式的斗争思维，而把这种“针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尖锐言论”统统斥之为一种“非理性的社会情绪”。这个定位是一个要害所在。因为一种社会情绪一旦被贴上“非理性”的标签，就可能“被封口、被噤声”，就可能被政府以“敌我矛盾”的解决方式加以管制。
针对“针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尖锐言论”，都是在用“仇视或敌视，而不是用审视的目光看待这个社会的一切吗？绝对不是。两者在逻辑上也绝对不能等同起来；否则，就会重犯某种类似反右“扩大化”的历史错误。在这些尖锐言论中，也绝对不乏一些善意的批评和中肯的建言。它们大都导源于我们这个社会阴暗面或官场丑恶行径的有感而发，把这些东西怒骂出来，并非像那个党校护短的博导所斥责的那样，只是“为骂而骂，为挑战而挑战，一味吸引更多的关注”，把这些东西怒骂出来，完全是为了震慑这个社会中的各种腐恶势力，完全是为了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压力，而促成党和政府对这些社会腐恶势力进行力度更大的整治和打击，完全是为了多视角地透视我们这个社会所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它们所骂出来的不乏我们这个社会的“过”，也不乏我们这个社会未来变革的线索。即使这样的尖锐言论，以“骂国的社会情绪”出现在网路上，说到底也是一种旨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善意的国骂，又岂能统统斥之为一种洪水猛兽上的“非理性情绪”呢！
一个谆谆教导学员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研判社会问题的党校博导，一轮到自己赤膊上阵解读这些负面社会现象时，却就忘记了马、恩等老祖宗的告诫，而自觉不自觉地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护短式的采用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把这种骂国现象统统斥之为一种“非理性情绪”，这岂不是自打嘴巴。
这个喉舌式的党校博导，只知道痛斥这些骂国现象的非理性，而却看不到它的理性和价值。如果是故意为之，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护犊子的心理在作怪。这样的护短，看起来是在爱国爱党爱政府，然而实则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因为短越是拚命地护，由它导源出来的问题就会越积越多，等到积重难返的时候再寻求解决，其成本和代价也就越大。病越养越重，短越护越多。有病就要治，有短就要改。只有把短改掉了，由其所导源出来的问题才可能不断减少，社会才可能更好维稳。闻过则喜、知错则改。只有用这种豁达、包容的心胸对待这种刺耳难听的国骂，才可能把各种隐患性的苗头问题或群体性怨恨妥善地化解掉，才可能找到党执政为民的真正抓手。
骂国要分清性质。敌视党和政府的言论，当然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样的言论是颠覆性的，它的目的是推翻我们现存的制度。批评党和政府的言论，应该是允许的。因为这样的言论是建设性的，它的目的是促成党和政府改掉自己的短、铲除社会的恶、强大自己的国。这样的骂国是我们这个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只有这样的骂国声势浩大起来，才可能震慑住我们这个社会的各种腐恶势力。这种骂国是党和政府的一种体制外的反腐同盟军。
骂国还要看清骂的内容和实质。该骂的就应该允许骂，不能一股脑儿地禁骂。
一些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该不该骂？一些地方政府在城市的拆迁与土地的开发中伤农坑农、与民争利、蚕食民权，该不该骂？一些政府官员生活糜烂、微博开房、包养情人，该不该骂？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买官卖官、收敛钱财、背叛家庭、寻花问柳、包养女人，该不该骂？一些地方官员在招商引资中出卖国家利益、私吞国有资产、中饱个人私囊，该不该骂……如果这些东西都以其影响党和国家的形象为由而不允许国人骂出来，那些政府官员的贪欲、淫胆岂不更加嚣张？社会民怨岂不更加横生？如果能够通过这种中国特色的“国骂”，而把这些贪腐官员的贪欲、淫胆给骂得“阳痿”起来，这难道不是一种国家和人民的福音吗？
骂国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舆论监督。现在社会大众的骂国，说穿了就是在骂社会的腐恶、官员的贪腐、正义的缺失、道德的沦丧、人性的泯灭。其火力和矛头的主要指向就是官员的贪腐、骄横以及它们生活的糜烂。社会大众骂官员的贪腐骄横、生活糜烂，我们的这个党校博导就给其扣上一顶“骂国”的帽子，并贴上非理性的标签进行恐吓，这实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红色恐怖”行径，这实则就是在打压这种骂国的监督作用。
允许揭短式的骂国，这在民主的社会实则就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西方民主社会的选战允许并保护这种候选人之间的互相揭短和批评。通过这种互相揭短式的骂战，每个候选人都必须谨小慎微自己的公众形象，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必须严格自律。稍有闪失，就可能被自己的竞争对手抓住而一击翻盘落败、并声名狼藉地退出这种公开的竞选。在西方的民主社会，有谁见到它们那里的官员敢像我们这里的父母官这样肆意挥霍公款吃喝玩乐、包养女人。它们在这种允许互相揭短式的骂战中不敢如此妄为。因为它们一旦违了规、犯了戒，就过不了“生活节操”这一关，就会被它们的选民所唾弃。所以，在这种民选的社会里，互相揭短式的骂国，对政府的懈怠、对官员的贪腐，实则就是一种最严厉、最无情的社会舆论监督。一个民主的社会，并没有把这种骂国当作一种“洪水猛兽”式的非理性情绪，而是通过“公民的言论自由”这种制度予以保障。
中国历史上也并不缺乏这种骂国者。慈禧太后的卖国求荣、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袁世凯的“二十一条”对日和约、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少挨国人的骂了吗？当时的骂国言论就其尖锐而言远非现在可比。我想每一个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能够作出中肯的判断。按照我们这个党校博导所开列出来的定义，当年的那些针对政府的尖锐言论，毫无疑义地都应被划归到这种“非理性情绪”的范畴。如果按照这个范畴进行逻辑推演，当年中共痛斥蒋介石政府的对外妥协与对日寇侵占东北、华北的不抵抗政策的尖锐言论，也肯定要划归到这种非理性情绪的范畴中去。试问，当年执着正义、一心救国的中共，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不该骂出这种“非理性”的尖锐言论吗？它基于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不断通过自己的尖锐言论，逼蒋抗日有错吗？谁能说中共的这种骂国不是实实在在的正义之举，不是为了实实在在的救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蒋介石的抗日、乃至全民族的觉醒就是中共通过自己的这种特殊的“国骂”给骂出来的。这种能够促成国家民族进步的骂国，难道不是最实实在在的救国吗？论骂国的本事，新文化运动的棋手鲁迅绝对都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佼佼者。鲁迅的杂文集实则就是一个以骂国为主要内容的写真集。他的杂文又有哪一个不是指向社会的腐恶、政府的黑暗、国民的堕落的。鲁迅在民国时代拿着政府财政发放的薪俸，而干着骂国的事儿，如果按照我们这个党校博导的归类，也应该属于“那种命苦在政府、点背怪社会，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的人”。试问我们的这个党校博导，难道鲁迅的骂国也骂错了吗？难道我们这个社会不需要鲁迅这样的社会脊梁义愤填膺地骂国了吗？
挨骂固然是一种很痛苦的事儿，但能从这种骂国声中检讨过失、吸取教训、改过自新、积极向善，这却更需要一种道德君子的雅量和包容万物的豁达胸怀。面对不绝于耳的国骂，我们只有洗耳恭听、痛改前非、真心向善、全心为民，才可能减少这种国骂之声，才可能重新赢得社会民望。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诚心诚意地通过网络这个平台，接听这些刺耳难听的国骂之声，认真梳理这种国骂出来的各种社会腐恶行径，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要从解决那些滋生社会民怨、牵涉到群众切身利益的细小事情抓起，通过一个个坑民伤民问题的解决，通过一个个共产党员吃苦在前、惠民争先的细小行动，逐步化解和疏导这种群体性怨恨情绪的滋长。要谨记住这样一个真理，化解群众不满情绪的最根本办法莫过于帮助它们解决伤及到它们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
2011年6月30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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