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美国”走向何方？
鉴 明
（一）
1960年10月2日，伊拉克《文明报》载文说：“中国在各方面表现了它的伟大，其中最伟大的一点是戳穿了‘纸老虎’的本质和促使‘纸老虎’的失败。”
对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非常确切的鉴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刚熄，灾难深重的各国人民还未及喘口气，美帝国主义就挟其“胜利”之势，一手拿着原子弹，一手握着美元，打起“自由”“民主”旗号，发动“反共”“冷战”，挟植法西斯余孽，勾结各国反动派扼杀人民革命斗争，意欲把全世界变成由它“领导”的“自由世界”。
中国首当其冲。
怎样认识和应对这种形势？怎样认识和对付美帝国主义？——这是摆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的首要问题。
历史早已确凿证明：是毛主席最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套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与美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的“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
这一点，无数论著已经细说端详，毋需赘言，仅举两例。
一是，1954年12月11日，他同缅甸总理吴努谈话时说道：
“我国是一个大国，原因就是人口多，地方大，但是并不强。吴努总理去看过我们的汽车厂，我们连一辆汽车都出不了，此外连一架飞机都不能造，那末强在哪里呢？但是，即使我们再弱，美国要把它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也是不行的。过去我们在延安，就没有屈服过。在解放战争中，我们也曾把侵入我们地区进行间谍活动的美国人逮捕起来。不论美国多强，能产多少钢，能出多少辆汽车和多少架飞机，我们也是不会屈服于它的压迫的。对于友好的国家，我们的态度像兄弟一样。对于压迫我们的国家，只要它们一天继续如此，我们就一天也不屈服。”（《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93页）
二是，1963年8月9日，他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的交谈。
舍马克说：“我们独立不久，非常珍视我们的独立，我们自己要负起责任，确立我们自己的人格。过去很长时间内我们是被支配者，现在我们要做历史的主宰。过去西方殖民者不把我们当做人，只把我们当做东西。”
毛主席随即回应道：“他们只看到东西，因为东西有用。人能够为他们生产财富，所以才有用，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用了。现在我们不为西方国家生产财富而而自己生产财富，所以它们就天天骂我们，特别是美国。你们的主要斗争对象不是美国吧？我们的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英、法、意、西德要排到后面去。美帝国主义在我国周围建立很多军事基地来包围我们，这是你们知道的。”（《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99页）
毛主席还说道：“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假如：第一条，美国把台湾交还给我们；第二条，联合国让我们进去，赶走蒋介石；第三条，取消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做起生意来；第四条，两国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国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我们的武器不多，没有原子弹，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赞成全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世界人民才会安宁，我们自己也才会最后得到安宁。你们不信吗？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同上第501页）
毛主席在世时，新中国就这样一路走来，促成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令人神往的大好局面。
1989年4月，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败》一书中，赌咒共产主义在21世纪灭亡，预见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指导思想必将蜕变，中国将演变为“商业共产主义”，而“商业共产主义可能会演变成腐败的共产主义。”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此前，“共产主义似乎在乘胜前进。”“虽然美国在20世纪已成为最强大的世界大国，美国的生活方式也散发出无与伦比的巨大魅力，但人们却普遍而不公正地认为，美国在进行一场防御性的阻击战，企图徒劳无益地阻挡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
也正因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不仅在中国人民心目中，而且在全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历久弥新，至今依然。
还记否，号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
（二）
事实反复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与时俱进”、见风使舵、按需“创新”、心比天高的精英。对他们曾经参与并热烈赞颂过的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历史，他们不仅善于健忘，而且是彻底否定的。中央党校那位沈教授就一语透了底：“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使中国走入了绝境”。虽然迫于形势，出于“应景”之需，有时他们不得不说些“好话”，那也是言不由衷，言不及义，更主要是为了衬托他们自己的丰功伟绩。
这帮子精英信奉的是唯心历史观，“是英雄创造历史”。在他们看来，是他们，只有他们，再加上万不可少的美国人，才是创造当代世界历史的动力。正是有赖于“总设计师”的精心设计，他们推行的“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才改变了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面貌。
现在，我们已经得知，“总设计师”在1978年末写了一个提纲，其中一句是：“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搞一段资本主义”（但不知为什么，精英人士欣喜若狂地发现和公布这个提纲时，又独独隐去了后一句）；又在1979年初访美时答问曰：“跟着美国的国家都富强了”。这就是他“设计”的“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蓝图的纲，也就是郑必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领导层的新理念”的要旨，贯穿于此后中国一切内外政策和举措的指导思想。
而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军人物之一的郑必坚，2005年6月奉命去美国游说“和平崛起”时，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对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中央关系的十点看法》（见《郑必坚论集》下卷），则是堪称“经典”。他从“理论”高度，概括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领导层的新理念”，强调指出：“如果看不到中国领导层的这些顺应世界潮流的重要理念、核心理念，就会对中国在21世纪的根本走向发生严重战略误判，其结果将会犯历史性错误。”他还第一次公开响亮地宣告：“来自全球化时代两国利益的深度捆绑和互有所求，中美双方形成了轻易拆散不开的利益共同体和利害共同体。”
总之，从1979年“跟着美国”开始，到和美国“深度捆绑”；继“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又提升为美国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再发展到而今的“同舟共济”“携手并进”，向着“志同道合”奔去：这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美关系进程的粗线条。
1954年10月9日，毛主席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讲到他的一个怀疑道：
“像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为什么要跟着美国走，而印度、印尼、缅甸和北欧的一些国家却不一定跟着美国走呢？我看这是因为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把它们的利益套在美国车子上，美国火车头下一个命令，它们不得不服从。印度、印尼、缅甸和北欧的一些国家没有把它们的利益套在美国车子上，或者套得不紧，因此没有必要跟着美国走。”（《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6——167页）
可现今，偌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心甘情愿、痴心不移地主动送上门去，与美国“深度捆绑”成“轻易拆散不开的利益共同体和利害共同体”，“同舟共济”“携手并进”！自1917年十月革命后世界上有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这90多年间，在世界史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谁人见过这等今古奇观？自1976年9月，毛主席辞世后着35年间，经由“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就这样被彻底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就这样“创新”“形成”，有良知的中国人，更不用说共产党人，有谁个能无动于衷，安之若素？
这等空前的历史大倒退，这等无耻的历史大背叛，正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它们遭到了日更越盛的质疑、批判和声讨，不是势所必然、理所当然的吗？
（三）
毛主席断定：“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灭亡。”“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心甘情愿和美帝国主义者“深度捆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也是如此吗？
一位从事美国研究的专家很是坦白：“没有中国改革开放，就没有冷战结束，就没有美国独大天下，更没有我国经济规模只用三十年就升为世界第二。这个各赢互利的事实，我们今天应该看得清楚。”（5月9日《东方日报》）
海外学者郑永年同样认定：“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紧密相连，中国一坏，美国马上就坏，反之亦然，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还要买美国国债。美国是老大，老大要防止老二挑战自己的地位，要遏制可以理解，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老大和老二都是在一个体系之内，老二如果能多承担国际责任，老大维持的霸权地位就能长久一些，中美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就是这个道理。”（2011年第15期《南方人物周刊》）
因此，3月21日瞭望周刊发表郑必坚的大作《“和平崛起”第二个十年》曰：
“胡锦涛主席年初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下一个十年中美两国关系的新起点。中美《联合声明》的核心概念就是中美‘共同利益’。其中明确提到‘共同利益’和‘双方根本利益’就有八处，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
如果说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依靠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之间形成了共同利益的扎实基础；那么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将更加依靠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而成为世界发展更加重要的一部分，中美之间也将形成更系统和更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
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与世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在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走向，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果然，在5月9日第三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在华盛顿举行）上，尽管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希拉里“罕见地”“毫不客气地就人权问题向中方发难”，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依然诚恳表示：“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未来也终将证明，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中美合作的潮流。我们对此充满信心。这种信息来自于中美之间的广泛的共同利益，来自于两国人民的共同意愿，来自于历史和哲学的思考。”（5月10日《人民日报》）
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更是掏心露肝地向美国高官们陈言：“此时此刻站在各位面前的已经是一个70岁的老头了。按照道理应该回家同儿孙相聚共享天伦之乐，那么为什么还在不停的奔忙于太平洋两岸，一次一次的同我的美国伙伴们，坦诚的对话虚心交流呢？那就是要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就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使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永远成为好朋友、好伙伴，使我们各自的子孙后代幸福安宁，难道我们应当让他们失望吗？我想是绝对不能的。”
这等肺腑，美国人岂能不动心？
据报道，基辛格近时出书《论中国》。这位自称“中国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美国政治家，对记者说道：在中美之间，这么多年间哪怕偶尔会有一些困难，两国关系的整体走势是趋向合作的。目前两国关系非常好、非常牢固，更重要的是，双方都决心将继续提升两国关系。”“我新书的主旨就是中美两国必须加强合作，共同建立新的世界体系。（6月9日《参考消息》）
那个有中国血统的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8月14日在其官邸首次亮相时，一改往日“强硬“姿态，高调表示：尽管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存在差异，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可以找到共同点。“作为两个大国，我们有机会为全世界提供领导力。”（8月15日《东方早报》）
8月17日，美国副总统拜登来了。胡锦涛称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9年4月，时年37岁的拜登作为一个参议员随团访华。今年5月9日，他在第三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致词说道：“在那次访问期间，我们会晤了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并目睹当时启动的种种变化正在开始促发中国引人注目的——绝对是引人注目的转型。即使在当时也已经很清楚——巨变正在发生。……作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位年轻成员，我当时写下、表述并且相信我现在所依然相信的：一个崛起的中国是一种积极的、积极的进展，不仅对中国而言，而且对美国和全世界也是如此。”现在，他也年届七旬了，又一次不远万里，而且带着孙女来到“地球村”的东头，“投资中美关系的未来”（路透社）了。他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表示：“我们决心将两国关系确定在可以持续几十年的稳定轨道之上。”“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言，‘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将塑造21世纪，……’”（8月17日《人民日报》）
呵！尽管多少年来美国始终从方方面面打压中国，今年以来尤甚，近时的“美债陷阱”更剧。但是，“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自在”吧，中美两国还是那么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还是那么高瞻远瞩，为“各自的子孙后代”造福！这是多么令人难以想象的美好景象啊！
怪不得，“纲领性文献”“七一”讲话中，在肯定“中华民族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之余，又不知第几次地喋喋不休地展示了“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良辰美景。而与此相关的种种高谈阔论和奇谈怪论，源源不断地充塞于各类媒体，使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
问题是：所有这些，都经得起实践检验吗？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吗？
32年来“跟着美国”，与之“深度捆绑”“同舟共济”“携手并进”的中国，于今又将继续走向何方？
让我们继续“冷静观察，沉着应付”。
（2011年8月20日，寄托对魏巍老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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