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中国不需要“第二次‘南巡’”

中国不需要“第二次‘南巡’”

——郑永年“为什么中国需要第二次‘南巡’？”一文质疑

郑彪

举世瞩目的党的十八大召开已经进入倒计时。这次会议的任务、使命和意义极为重大，对此国内外各方面的诉求和期待差别很大，但理解都同样深刻：敌对势力以为新自由主义大势已去，惧祸之将及；广大人民群众以为社会主义的天下大归可见，天意所在，延颈举踵，惟恐节外生枝。也正因为如此，越是进入倒计时，国内外各种媒体各方人士都纷纷建言，国际方面，以美国背景的建言颇为频繁，也颇具玄机。1月1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又发表知名学者郑永年《为什么中国需要第二次“南巡？》一文，颇具代表性。近年来颇有些影响，在国内低调纪念“南巡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日子里(目前限于学术界，最高规格的研讨会由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一个学部牵头举办)，选择了这样一个重大的题目向中共进言，其观点、背景和意图都不可小觑。

文章自称表达了“海内外很多人对中国的感觉和忧虑”，这个“感觉和忧虑”是基于一个基本判断，即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以来中国似乎又回到“北京风波”之后，改革不仅在倒退，而且“中国改革的旗子要倒下了！”“中国社会又一个回归，回归到需要改革，但前途又渺茫的时期。”所以，结论是：“中国因此需要再一次‘南巡’，不仅拯救改革，拯救社会，更是拯救执政党。”哇塞！ 问题提到如此高度，不是没有道理，党的十八大确实负有“拯救执政党”乃至拯救中华民族的的历史使命，但是的感觉却靠不住：中国的道路愈来愈清晰，中国的命运愈来愈由中国人民自己把握，前途也愈来愈明朗，何“渺茫”之有？那只是某些人的感觉。感觉错了，基本判断也错了，药方更是开错了。中国有关方面纪念“南巡讲话”，为的是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应对挑战，但是，时过境迁，党的十八大在即，已经完全不需要通过“南巡讲话”的形式来解决党内分歧和争论问题，20年来的发展和改革实践也极大地丰富了“南巡讲话”的思想，所以中国已根本不需要“二次南巡”。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但是作为以美英为思想背景和地缘政治背景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竟然作如此建言，其动机和用心令人不寒而栗。

一、关于“南巡讲话”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全面分析和评价“南巡讲话”不是本文的任务，这里只能根据郑文加以探讨。

郑文说：“未来的历史会告诉人们，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或者‘南方讲话’，是中国当代改革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里程碑。人们今天所看到的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都是和‘南巡’密切相关。‘南巡’的意义在哪里？简单地说，它解决了当时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难题，即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改革路线的执行。”“南方讲话”的确是当代中国改革史上重要的事件，但似不能冠以“最重要”，因为不能超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人们今天所看到的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都是和‘南巡’密切相关。”此话既不全面，更不准确：不全面，是因为不仅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而且其发生的“所有问题”，似“都是和‘南巡’密切相关”；不准确，是因为与十七大报告不符，报告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至于说“‘南巡’的意义”在于“解决了当时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难题，即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改革路线的执行”，也不对。首先，改革路线的确定，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早在八十年代初已经确定。郑文回避了基本路线，指的是经济改革的“市场路线”，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成为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主导思想。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执政党的基本路线，并表示要一百年不变。”关于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和经过，刘国光同志有专文加以说明，并引用江泽民同志在解释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表述时说：“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计划性的问题。”问题出在实际上这个提法为此后理论和政策上进一步削弱和取消计划，偏向市场的发展和改革倾向开闸放水，政治上被新自由主义“钻了空子”，这也是“南方讲话”始料不及的后果。至于说“一百年不变”之类的话，的确是一些中国领导人表达政治决心的一种习惯用语，也是一种中国语言习惯，对此过于叫真就迂腐了。还是人民群众说得好：“刚说‘不变’了，又来文件了”。所以，“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政治家最精于此义，“一百年不变”，借用邓公的话：“哪有这回事？”

郑文接着说：“路线确定之后，执政党就有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执政党很快就进入动员状态，聚集改革力量，实施改革政策。‘南巡’之后，由地方领头发动了一场激进的分权运动。1980年代也有分权，但其幅度和广度都比不上‘南巡’之后的分权。‘分权’释放出来巨大的改革和发展能量，有力有效地冲击了旧的体制，在很多方面破坏了旧体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和制度基础。分权当然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但如果没有分权所产生的诸多问题，旧体制还是会继续牢固不动。正是因为旧的体制受到冲击，执政党因此进入了改革旧体制和建设新体制的阶段。” 这里说的主要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泛私有化、泛市场化改革浪潮，用郑永年在以往文章中的说法，是90年代的中国成为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在政策层面，这种盛行于美国学术界的经济学说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对美国自身的影响。中国在包括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教育等等方面的产业化和各种变相私有化要比美国更为激进。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方面在美国利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都没有实现，但在中国却得以实践。有人说，在整个90年代，中国是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这并非耸人听闻。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诸多负面结果，直到最近三五年，有关方面才开始在政策层面加以纠正。”（郑永年：《要预防中国思维的美国化》，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8月21日）这段话的言外之意：“南方讲话”的实践后果，导致中国落入美国的新自由主义陷阱。上引郑文的“肯定”文字和2007年的这段“否定”文字相对照，不免自相矛盾：既然90年代即“南方讲话”之后，中国成为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落入了美国的陷阱，甚至比美英等国都更激进，“造成了诸多负面结果，直到最近三五年，有关方面才开始在政策层面加以纠正”，今后中国理当如国际社会在理论上大批新自由主义，实践上继续纠正其“诸多负面结果”，才是正途。

至于郑文又说：“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思想在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转变成为制度。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的，包括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等等。更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制。‘抓大放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所看到的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是没有这一过程，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出路。通过1990年代的改制，中国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经济结构，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在对外经济方面，领导层也在强大的民间民族主义压力下，在‘狼来了’的惊呼声中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从制度上和世界接轨。”对这段话，已经没有必要展开分析，将持续多年“闷声发大财”的私有化浪潮轻描淡写为“出现了一些问题”，而且说没有国有资产流失“这一过程，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出路”，是何言欤？是否在鼓动新一轮私有化运动？（请注意，近日已有人造势，要求取消历来半军事化管理的铁道部，改为所谓“总公司”，实为一种带路党观点）又说“通过1990年代的改制，中国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经济结构”，这真是惊人的判断，众所周知，“结构调整”已经是中国政府执行多年而收效有限而需要继续加大力度的政策。一个知名学者，何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如此？

二、关于“改革让中国与中共摆脱困境”和“需要确定与执行新改革路线”

众所周知，持续了两年多的全社会第三次改革争论（2004-2006）表明，由于中国社会已然分裂为阶级，经济改革已经失去社会共识。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来的政策更是加大力度在调整经济改革的方向，深得民心，而某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如医改等，前几年已经由卫生部公开宣布为“照搬美国模式”而失败。中外无数事实表明，改革是一柄双刃剑，改得好是自救，改不好是自杀。究竟是自救还是自杀，关键在于改革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

郑文说：“‘南方讲话’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智慧的结晶”，“这一改革智慧主要表现在邓小平的政治判断上。邓小平认为，苏东共产主义政体解体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因为那里的政权无能推行经济改革，不能为人民提供经济成果。经济改革不能推行而导致了政权的解体，因此改革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执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20年来中共高层已经形成非常深刻和成熟的看法，需要与时俱进。这里是想说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为什么经济改革难以推行下去呢？这里既涉及到经济改革的策略问题，更涉及到政治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在1980年代也强调要通过政治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但没有成功”，今天“中国仍然需要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仍然需要政治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不仅是要推动经济发展，更是为了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就是要实现这些目标。要确保这一路线的实施，政治是关键。近年来，人们为中国的改革提出了‘顶层设计’这个新概念。但实际上，这个概念早就存在，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出来。邓小平推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在中央层面进行，他当时强调‘谁不改革谁就下去（台）’。这种政治意志促成了高层的转型，很快从1989年之后的保守转型到积极进取。十四大之后，执政党很快形成了一个旨在改革的强大的领导层。高层有了政治意志，有了改革共识，余下的就是执行问题了。在这方面，执政党从地方上寻找到了动力，从社会寻找到了动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决定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是路线和执行两大因素。较之其它任何政体，共产党最强大的优势在于在路线确定之后，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促成政策的执行。”这段话的真实含义，是希望党的十八大开成十四大，再次确立市场经济路线和目标，为此，“政治是关键”；其逻辑是“南巡讲话”解决了这个政治关键，且在中央层面以“谁不改革谁下台”来推动高层政治意志转变，“而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执行，正是今天的中国所最需要的。今天，中国在很多方面也面临类似“南巡”前的状况，有一些方面形势则更为严峻。方方面面的改革要不止步不前，要不没有突破口，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在政治层面，无论在党政官员那里，还是在社会群体中，人们对改革缺少有意义的共识。缺少共识是有代价的。在政府层面，人们只知道什么不能做，但不知道能够做什么、如何做。在社会层面，各种具有意识形态化的思潮（大多是进口而来）泛起，不仅没有为人们厘清改革的方向，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困惑。” 为此，今天需要有人出来“第二次南巡”。

郑文出于“中国改革的旗子要倒下了”的杞人忧天，呼唤将中国改革提升到政治路线的高度，以实现新的“重大的突破”，据说“社会改革在政策层面已经进行了多年。如果从十六大确定算起，已经有十来年了。不能说没有做，能做的也做了，就是没有重大的突破。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都是如此。没有突破口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把社会改革提升到政治路线的高度。尽管提出了包括诸如“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社会改革的目标，但没有把这些整合成为一揽子社会政策，就像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执政党的政治路线一样。在社会政策没有被提高到政治路线的情况下，政策的执行及其力度肯定会出问题。没有改革的共识，哪会有改革的执行力。”路线一词，中国已经多年不用了，实践证明，路线及其斗争确实存在，而且极为重要，所以郑文也重拾路线一词。但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执政党的政治路线”，这种提法没有中共文献的根据，因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一个中心”受到挑战，发生争论，故领导人有“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非正式提法，值得注意。

说到经济改革，郑文特别关心国有企业，说“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中国的‘华尔街’问题，大而不能倒，挟持政府的经济政策。”中国的国有企业就是“不能倒”，与“华尔街问题”的性质风马牛不相及，岂可相提并论？中国政府的某些政策是被谁人挟持？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还是与之穿连裆裤的特殊利益集团？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人民群众自有公论。至于说“我一直强调，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模式是两个极端的模式，美国是“（市）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而中国是“（政）府内市场”(market in state)，就是说，美国的政府是必须服从市场原则的，而中国的市场必须服从政府原则的。在美国，如果市场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政府失去对市场的规制，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相反，在中国，如果政府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市场完全被政府所控制，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如果美国的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国的危机必然出在国有企业。”这段话亦无甚高论，苏联模式与美国模式可称是两个极端，中国模式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并不“极端”，这是经济学常识。“如果美国的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国的危机必然出在国有企业”，这种类比不伦不类，只能忽悠外行。诸如此类，郑文还有不少，不胜其驳。

最值得注意的是，郑文惊呼“政治理想主义又回来了”！其实这是一个全球现象，标志着全球政治觉醒。一方面，郑文承认“现在的理想主义已经不是80年代的理想主义了。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不同群体展现出自己各自的理想主义。或者说，现在的社会群体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诉求，不再有对未来的共识。”其实理想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好，华尔街就是因为没有理想主义，搞出金融海啸，引火烧身而“被占领”。美国就是因为理想过于自私和狭隘（罗马帝国），在国际上已经成为万人恨，或敢恨不敢言。中国人自古就有理想主义，现代更有共产主义，后来走了点弯路，差一点因噎废食，现在终于觉醒，“唱红打黑”，共同富裕，重拾理想主义，重建社会共识，实为近年来中国最大的进步之一和未来的希望所在。君不见近来中央政治局常委纷纷前往视察，连美国副总统拜登和高级智囊基辛格都纷纷前往侦察，近日人民日报更在头版头条高调宣传“重庆经验”？另一方面，惊呼“现在的一些官员一腐败就是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历任的领导人一直在强调，腐败会亡党亡国”，而在社会层面，“执政党执政的道德基础在哪里呢？尤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道德几乎是执政者之所以能够执政的基础。一旦道德基础丧失，合法性危机必然接踵而来。”所以，从政治和社会层面说，中国也“需要第二次南巡”。其实，惩治腐败早已成为党的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力度愈来愈大，相信党的十八大以后更有一番振作。综观郑文，通篇讲“南巡”，却无一字提及十八大，绝非偶然，何厚古而薄今耶？在看来，“二次南巡”似为当下中国共产党唯一可行的自救之举。真是扯淡！

三、主张“中国需要第二次南巡”的动机大有可疑

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基本背景，在国际上，是两级世界格局倾覆和美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甚嚣尘上，中国外交转入“韬光养晦”；在国内，是北京风波之后，党内外对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以及中美关系等进行全方位总结反思，总体上分歧较大，难以取得共识，为了重新启动改革，于是采取超常规的“南巡”及其“讲话”的特殊形式，尤其采取“保驾护航”的方式，这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由特殊的人采取的很特殊的做法。对于“一举粉碎四人帮”的重大事件，当年陈云同志曾指出“下不为例”（大意），有其深意，因为这个口子一开，不得了。众所周知，1989年风波以后党的工作，中央一度在意识形态领域重拾反“和平演变”政策，笔者当年任职于吉林大学苏联研究所，被教育部召集到中国人大召开全国会议，进行贯彻。“南方讲话”传达以后，市场经济大潮涌起，狂飙为我从天落，反“和平演变”，一风吹了。由于“在整个90年代，中国是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在促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大发展的同时，对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结构作用和国家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导致了一些列众所周知的严重后果，于是2000年1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提出反对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和“反对新自由主义”问题，限于历史条件，之后这些主张虽然不见下文，但是党内健康力量为此进行的努力并不稍减。到了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胡锦涛总书记再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相信这将成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的重大议题，且十八大能够解决重大问题，完全不需要节外生枝，搞什么“第二次南巡讲话”。在1992年的条件下，党内分歧难以解决，“南巡讲话”实出于无奈，这里可以套用陈云同志的话叫“下不为例”，因为这个口子也开不得。所以，“一之谓甚，岂可再乎？”中央有关方面当年很快就将“南巡讲话”修改为“南方讲话”，一字之差，含有深意。更何况，在当前条件下，由谁人来“南巡讲话”，又由谁人来“保驾护航”？众所周知，当前党内在诸如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普世价值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计划于市场的有机统一等重大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有政治分野，郑文欲挺何人？岂不是制造分裂，唯恐天下不乱？是何肺腑？由此看来，联系到有关地缘政治背景包括近半年来国内某些不寻常的动向，说郑文包藏有国际敌对势力的祸心，恐不为过。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有重大历史意义，需要继承和发展，特别是时过境迁，例如一个基本判断：“要反对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根据当时的情况作此判断是否全面和准确，且不论，至少20年后的今天，对照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报告，答案是不言自明的。3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包括足够的经验教训，相信中国有足够的智慧解决这些问题。俗话说，木匠多了盖歪房子，对于当前国内外的众说纷纭，众多木匠，相信中央自有明断。对于邓公，笔者一向多有维护，对于“南方（巡）讲话”，笔者主张放到当时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既要发扬光大其基本精神，肯定其历史意义，也要看到其历史局限，任何人都有其历史局限，限于篇幅，这里实难以展开论述。这也是当前考验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之所在，“南方讲话”有如一马蜂窝，而捅马蜂窝历来为智者所不为。然郑永年这篇文章（此公曾写过不少好文），似大有来头，且事关重大，笔者又冒傻气，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相信读者贤达不至于误解拙文，知我罪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2012年1月18日）

 附文：

郑永年：为什么中国需要第二次“南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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