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清华不辨是非的讲话不利于团结稳定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彭清华于1月31日在“港岛各界2012年新春酒会”上就凤凰网挑唆一些港人围攻孔庆东事件发表讲话，称：“最近，个别内地学者发表了一些不当言论，我们对此深表遗憾。这些言论不仅引起了许多香港市民的不满，也受到了许多内地民众的批评。”
彭清华的这个讲话是不妥当的。
这个讲话不辨是非，颠倒了是非，看似息事宁人，实则姑息纵容了别有用心者，并不利于国家民族的团结。
一，地铁冲突，内地母子不了解情况吃东西，被告知后即行终止，事情平平常常，谈不上违法不违法。
香港乘客劝告中不依不饶，从公民素养角度讲低于内地母子。但争执双方并未越过正常生活摩擦与公民素养范畴。
香港媒体和政要就此事大讲香港法制，有点文不对题。
摩擦所折射出的内地与港人间的矛盾，是一个社会现象，问题复杂，不宜就事论事。
二，香港地铁乘警无理将幼弱母子粗暴赶下列车，是严重违法行为。
就事论事是严重违法，而且还表现出贱视内地游客、不能平等待人、严重的残余殖民奴役意识。乘警理应受到社会舆论审判，在媒体上向受害母女道歉，相关地铁公司应给与纪律处分。
这是旧中国十里洋场租界内洋人和红头阿三对待“华人”的做法，彼时司空见惯，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后，这种殖民地式的歧视不应该容忍其继续存在。
不是标榜法制吗？愿港府就此设立专案，从头至尾，认认真真地“法制”一下吧。
三，，“内地学者”并无“不当言论”，而是凤凰网等港媒“故意歪曲，居心叵测”十分不当。
孔庆东仗义执言，针砭不良社会现象，其言可嘉，其行可懿。民间行为，语言尖刻一些，无可深责。
凤凰网恶意歪曲，拨弄风潮，煽风点火，矛头所向，并非个人，而是社会，是中联办，是国家民族。香港水军围攻中联办纯粹是生牵硬扯借题发挥，属不良政治行为。
利用霸权媒体，歪曲夸大无中生有，煽风点火制造事端，挑起街头暴乱，鼓动“颜色革命”，是帝国主义霸权势力颠覆苏联东欧的惯技，在拉萨和乌鲁木齐事件中他们也曾如法炮制。历史教训惨痛。 香港地铁事件，不过是别有用心者的又一次小试牛刀。此风不可长。
对事件的这一本质，必须保持清醒认识。
姑息迁就，不辨是非，不利于扶正抑邪，教育群众，加强团结。
颠倒是非，只会让别有用心者得逞。
四，姑息迁就和靠大把花银子买不了长治久安。
殖民奴役的残余意识不是先进文化，不应该永远供奉起来。一国两制不等于放弃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社会主义的媒体不能够老是做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文化以及形形色色宗教宣传的尾巴。
香港一些人中的优越感，以及因此产生的对内地人的偏见，是殖民文化影响继续严重存在的表现。
建议 彭 先生读读新华网的一篇文章：《冰火两重天的香港：万众瞩目的香港房产富豪与笼屋中的百万贫民》。 潘慧娴 女士的《地产霸权》一书所展示的香港，一直为我们的主流媒体所屏蔽。
香港作为殖民城市长期以来完全靠着金融中心的地位维系着自己的繁荣，它没有什么实体产业为自己创造财富，畸形的经济支撑起畸形的房地产业，从而形成了金融资本与房地产的联手统治。金融资本的利润来自对世界和大陆的剥削，房地产是倚恃垄断套在整个市民阶层头上的地租绳索。
香港多数市民所引以为傲的生存状态，不过是就是如下的“笼屋”式的生存：
2009年上半年，约有17.9%市民，即在700万香港人中有近124万香港人属于低收入或贫穷家庭。低收入家庭中有10%的人居住在环境恶劣的笼屋。笼屋就是在香港一些老街区的旧楼，一些房间隔成一个个像火车硬卧般的床铺，每层床铺用铁丝网围起来，然后就当作一个房子一样租出去的所谓住宅。在笼屋中不到 3平方米 的狭小空间内最多要塞下3张出租床。一张床大小的空间，人们在里面吃、住、睡，这就是他们的家了。
造成这种机型生存状态的是1%与99%的贫富不均：
潘 女士在书中指出，香港房产业的畸形发达是造成香港现状的罪魁祸首。香港居住成本为亚洲第三，置业成本在全球大城市中高居第四，零售商铺租金更排名全球第二。比如在香港，餐饮行业有50%-60%的成本是房租。而香港“六大家族”———李嘉诚家族、郭氏家族、李兆基家族、郑裕彤家族、包玉刚、吴光正家族以及嘉道理家族代表的地产财团“透过把持没有竞争的各种经济命脉，有效操控全港市民需要的商品及服务的供应及价格”。六大地产商才是香港的控制者。根据港交所的数据，2010年5月，由这些经济巨头操控的主要上市公司，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14.7 %。几大地产商之间互相厘定协议，形成卡特尔联盟，共同提高行业进入门槛和行业集中度，打击外来竞争者。香港已经成为六大家族控制的寡头市场。
这六位房地产大亨手握着绞索之纲，牵动着数以百万计的细绳，紧紧地将香港的多数市民牢牢吊住，将他们变为地地道道的房奴。而这个香港媒体、学界、法制、文学艺术和明星文化，从武侠打斗到市民煽情，都在为这一社会结构和生存状态的合理性进行诠释粉饰，使他们安于这种畸形的奴性生存，无限景仰地将大亨奉为神明。有了这一诠释和粉饰，房奴颈上的吊索，就变成了维系民主和繁荣的幸福生存生存的保险绳。因此。一旦因市场动荡或股市泡沫破裂给他们带来恶运时，回归之前他们既不怨天也不尤人只认命，回归之后，一切困难和不幸，他们都可以千篇一律地归罪于回归。是回归使他们失业，是回归使他们的房产和股票贬值，是回归使他们生活在动荡惊恐之中，总之，一切不好都因为回归。这就是媒体打造出的香港式的思维。于是，在媒体的煽动下，“七一”式的游行、中联办示威等等，就成为向中央政府施压以换取更大支持的百试不爽的有效方式。而别有用心的幕后操纵着，则从一次次有效煽动中尝足了甜头。
中国业已开放，在中外交流中香港的优势地位早不复存，若论在国际金融中的作用，香港远逊于上海，因此，要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就离不开中央的扶持，大把花银子。为了大局，一定的扶持是必要的。但是，把维稳维系在大把花钱上就错了。政治上一国两制，但不等于取消分裂与统一、姓资与姓社的斗争，放弃斗争投降主义，买不来长治久安。
中央政府为香港繁荣稳定大把花银子，并未按市场原则办事，而是给香港以超国民待遇。房地产是吸附在港人身上最大的气血鬼，港人认为天生合理。大陆逢春节车票就涨价，叫按市场规则办事。不知香港同胞想过没有，香港的淡水全靠大陆供应，如果大陆也像香港的房地产商一样，凭恃论断将淡水价格提高十倍，那香港人也得喝水。其实香港自恃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全靠着大陆人民顾全大局的无私支援扶持。二者交往并未处处按市场规则办事。可这些不光被媒体遮蔽了，而且媒体还人为地制造别有用心的误导。
“争床位”与“炒楼”问题就是如此。既然实行市场经济，港人与内地人在趋利避害的权利方面应该是平等的。美国人不断加大力度鼓励中国富豪移民，无非让贪官污吏和先富阶层多从中国挖走几个钱。对这一下三滥的做法，未见港媒有什么仗义执言的抨击。内地人到香港生孩子，充其量不过是这一普世生存准则的实践罢了，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炒楼更是市场行为，既然允许国际金融大鳄操纵香港股市，难道能够不允许大陆资本到自由香港去炒楼吗？
正常的市场行为，但媒体的误导下，就成为香港同胞的一根敏感神经。
理不辨不明，要敢于坚持真理，理直气壮地宣传社会主义，宣传爱国主义，理直气壮地批判分裂主义和别有用心的误导言论。凤凰网和地铁乘警，用上世纪3年代十里洋场殖民者对付华人的办法对待内地的妇孺乘客以及为此仗义执言的学者，他们不仅不道歉，而且恶意歪曲，搬弄是非，扩大事态，给中央政府施压。不讲是非，以姑息退让的方式买平安，这一次事件也许摆平了，但抑善扬恶的结果是姑息养奸，与加强团结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附：
冰火两重天的香港：万众瞩目的香港房产富豪与笼屋中的百万贫民
新华网http://forum.home.news.cn/thread/92641431/2.html
:光大张续灰 于2011-12-27 17:35:54发表
内地人一谈到香港，脑海中立刻就涌现出民主、自由、繁荣、发达等字眼。经济学人们眼中的香港则是自由经济的典范，如弗里德曼、张五常等。在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中，香港连续16年获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系。
李嘉诚、包玉刚等人在大陆简直被视作神，自由经济市场诞生的资本之神。就像《巴菲特阴谋》一书中所揭露的，他们与巴菲特一样，成为万众瞩目的偶像，是财富与成功的象征。去年在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香港特首曾荫权和李嘉诚都前捧场，李嘉诚的风头却远盖过曾荫权。
但遗憾的是，无论是港英政府时代还是现在，香港既不民主也不自由—以前是英国政府现在是地产商决定一切香港事务，香港人只能靠边站（参见香港电影《金钱帝国》、《跛豪》、《五亿探长雷诺传》与《世界金融五百年》一书）。而那些以香港为典范的经济学人们要么是先天不具备后天也无法培养出经济分析的能力，要么是以服从某些经济学派教条来为自己辩护实质上是因为其论据、论证与观点跟某些实业界利益相一致，他们的观点不具有实践与应用的价值，所谓国无恒敌则亡，仅从研究规范角度来看具有某些从侧面推动其他经济学派学术进步的价值。
2010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李嘉诚居全球第14位，李兆基次之，排第22位，郭氏兄弟排名28。与此同时，香港基尼系数高达0.433，仅次于中非共和国，比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还要大。2009年上半年，约有17.9%市民，即在700万香港人中有近124万香港人属于低收入或贫穷家庭。低收入家庭中有10%的人居住在环境恶劣的笼屋。笼屋就是在香港一些老街区的旧楼，一些房间隔成一个个像火车硬卧般的床铺，每层床铺用铁丝网围起来，然后就当作一个房子一样租出去的所谓住宅。在笼屋中不到 3平方米 的狭小空间内最多要塞下3张出租床。一张床大小的空间，人们在里面吃、住、睡，这就是他们的家了。
为什么香港会变成这样？《地产霸权》一书为我们找到了答案。该书潘慧娴曾任新鸿基地产集团创办人郭得胜的私人助理达8年，后又加入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的地产企业嘉里建设，担任高管负责土地及物业的估价与收购，并参与规划及契约修订的工作。 潘 女士2003年移民加拿大后，还曾于加拿大卡加利市任职于石油土地收购代理公司，并负责宣誓专员工作，及于多伦多从事地产发展业务。她用两年时间写就并自费出版本书英文原版《土地和香港的统治阶级》（Land and the Ruling Class in Hong Kong），被《加拿大书评年鉴》选为2007年度学术书籍评选奖。
潘 女士在书中指出，香港房产业的畸形发达是造成香港现状的罪魁祸首。香港居住成本为亚洲第三，置业成本在全球大城市中高居第四，零售商铺租金更排名全球第二。比如在香港，餐饮行业有50%-60%的成本是房租。而香港“六大家族”———李嘉诚家族、郭氏家族、李兆基家族、郑裕彤家族、包玉刚、吴光正家族以及嘉道理家族代表的地产财团“透过把持没有竞争的各种经济命脉，有效操控全港市民需要的商品及服务的供应及价格”。六大地产商才是香港的控制者。根据港交所的数据，2010年5月，由这些经济巨头操控的主要上市公司，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14.7 %。几大地产商之间互相厘定协议，形成卡特尔联盟，共同提高行业进入门槛和行业集中度，打击外来竞争者。香港已经成为六大家族控制的寡头市场。
有了经济控制力的地产商家族逐渐渗透入政治领域。这些大地产商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包括许多来自银行、法律、建筑、工程和建造业的合作伙伴，在由800人组成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中占有很席位。截至2010年3月底，六大地产商的董事在各个法定及咨询组织担任共54个职位。地产界的卡特尔将其魔爪延伸至政治体制，以巩固其经济影响力。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阶层之手。因此地产商通过对政治权利的掌控左右公共政策，提升自己的利益或惩罚性对待他人，损害竞争对手，对雇员采取高压手段。
潘 女士与我们的观点不谋而合。她在书中指出认为现在的香港实行的是新封建制度：“土地也等同于权力。大企业从物业发展和投资中获利，之后运用这些财力去收购其他的经济资产。大企业最初的收购目标，往往是公用及公共服务企业，因为这有助于财团以最低风险提升经济实力。而这些行业与民生息息相关，于是民众便要为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所需向这些垄断的大财团支付很高的成本。在此过程中政府为虎作伥，不是主动协助大企业，就是采取被动的不干预政策助长大财团的优势。而一旦经济形势不好，企业就会以削减开支为由，采取高压手段，裁员或迫使员工接受减薪。此时，政府不是向中产及劳动阶层增加税款，就是开始征收新的税项……从历史可见，中世纪的统治者往往靠拢强大的地主，而不论回归前后，香港政府都有这种倾向……从统治者与经济财阀互相勾结来看，目前的统治者与封建时代大同小异。” 香港六大地产商家族俨如领主贵族般高悬于社会顶层，中下阶层相当于奴隶阶级，而所谓中产阶级也只不过是一群不断向地产商进贡并提供服务的属地农民。因此，我们可与说，这些大地产商家族主宰着香港人的命运。
由香港再联系到我们中国大陆的房地产业，不禁令人惊出一身冷汗。一些大陆城市的房产业与地方政府是步香港之后尘，还是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健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值得我们翘首以待。
如果走上的是香港那样的不归路，结局会不会是革命与社会大动乱？就在昨天，《人民日报》刊文指出，暴力革命无法解决社会问题。但正如《地产霸权》所指出的：“这种极端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不容于现代社会的文明。历史告诉我们，当贫富悬殊达到高峰时，受压迫者终会奋起革命，与特权阶级抗争。”恩格斯也曾讲过：“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
最后给出一个最近的关于移民的信息。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警告在海外藏匿资产的美国人，不要心存侥幸，他们将加紧追查国人海外帐户和海外资产的真实性，一旦被查出在海外藏有资产，户主将被施以重罚，严重的还会被判刑入监。按照美国通过的海外帐户税收遵从法的要求，所有想在美国经营的外国银行从2013年1月1号开始都必须向美国财政部提供客户信息，否则就被视为与美国政府不合作。美方有权拒绝其在美国开展业务，这样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想隐匿海外资产将会变得更为困难。而且根据美国税法的规定，即便放弃美国国籍，美国政府也可追溯5年，要你补交放弃国籍前五年拥有的海外资产隐匿不报而逃避的税收和罚金。靠移民来逃脱惩罚纯属幻想，但愿利益集团能够做出妥协，能让香港与中国大陆避免最坏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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