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其他地方是否也这样，在中国，确实立场可以左右一切，事实只是立场的俾女，可以随立场的变化而任意涂抹黑白。最近舆论界的一大怪现象是：虽然孔庆东早已辟谣所谓“收重庆百万课题费”是子虚乌有，却至今还有人拿此在说事，似乎非得将此整成什么污点或罪证不可；反之，虽然茅于轼从美国方面获得25万美元已是铁的事实，却似乎没有人提及这种“利益输送”——难道美元成了越南盾？按价值而言，25万美元比100万人民币只多不少；如果课题费是个问题，可以成为污点和罪证，奖金又为什么不能呢？
无须查证，就不难想象在所谓“弗里德曼奖”的背后，有某些基金会的影子。美方让茅于轼获奖的意图也很昭然：此前用诺奖在中国制造了一个政治领袖，今番再用弗奖制造一个精神领袖，目的同样是两个，一是竖立一个标杆，让其他人看到奋斗的目标；二是立起一面旗帜，把力量团结起来，凝成一股绳。
遗憾的是，美方找的这两个人都是足以让人笑倒大牙的人物，由此我很怀疑美方负责这事的人，心理上是否有什么怪癖？那位诺奖得主就不用说了，其人品早些年就已经被他的战友们骂得狗血淋头，他本人也通过所谓的“独白”，承认了自己的卑鄙无耻。这个人的底子是如此之黑，以至于那些想扯“诺奖”虎皮把大旗竖起来、而又稍稍顾及点脸皮的人，也只好这样为他辩护说：这些年晓波有了很大的改变。
茅于轼的情况有所不同。早些年，当他还是一个学术个体户时，其思想还是颇有理性的，一些经济学的小文章，也确实起到了普及作用。但随着天则研究所的创立，茅于轼开始扮演领袖角色，并且与西方建立起经济联系。在内外两股力的推动下，茅于轼开始朝着一个极端的方向越跑越远，再也不看两边的路况；所谓“学术研究”，也不再顾及现状与事实，或者只是选择性地专门搜括某类事实。一个人的思想，确实是会受到立场的左右，所以有些人在国外时爱中国，回到中国不久又开始爱美国；反之亦然。道理很简单，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感受和承受着这个位置上的利害得失，对信息的接受很容易有着固定的取舍性，思想也易产生相对的偏向性。
时至今日，相信已经很少有人还把茅于轼当作一个学者，他与其说是经济学家，不如说是经济学活动家。中国的经济学活动家，左有杨帆，右有茅于轼，相映成趣。客观说，茅于轼的表现比杨帆专一得多。由于至今还没找到买主，杨帆这些年一直是在随风左右摇晃；而茅于轼却早已认准一个主义，一头扎进去百折不回——从这个意义上说，25万美元给他是得其所哉，这确实是他应得的。从人品而言，比之柳红揭露的那个“无廉耻”， 茅于轼更可令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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