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又到了迷茫的十字路口
——评《皇甫平：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紧急时刻》
今年将是一个重启改革的关键之年。面对目前的现状和困境，社会上的抱怨和诉求，风波涌起，莫衷一是。围绕改革的争论，当局的内部从没有消停过。伴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突出和频发，这种争论也从逐渐跃进到了社会公共舆论的视野。如何把这种几近停滞的改革继续下去，社会上的各种有着话语权的利益集团，都在盘算着自己本位利益的小九九，都在盘算着中共新一届领导团队的权力安排。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理念主导这种即将到来的改革，这将是一个关乎未来利益格局变动的关键性因素。
在对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的纪念中，各种为改革鼓呼的声音再一次地喷涌出来。重启改革，这几乎已成了中央和地方的一种共识了。在新年之初，温家宝再一次地来到广东，并引用邓小平当年南方谈话中的语句——“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来为那里先期探索的体制变革进行鼓呼和声援。
在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定位上，当年的这种市场化改革的教父——被称为“吴市场”的吴敬琏，以及极力鼓呼这种改革的急先锋皇甫平——也即人民日报的原副总编周瑞金，也趁着这种官方纪念谈话的春风，纷纷对此高歌猛颂一番。在接受《华夏时报》的专访中，皇甫平称：“邓小平南巡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是中共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资姓社思想的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之作，起到了挽救党、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2012年2月12日《华夏时报》）
在对改革的现实背景和基本诱因的诊断上，皇甫平认为这种进一步改革的诉求依然导源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一些主要社会问题。概括起来说，“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四是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所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赌赛了民众的上升通道。”（同上，华夏时报）
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改革能行吗？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皇甫平列举出这种社会经济转型中出现的主要困惑来为中国目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进行鼓呼，这没有错。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究竟想导向出什么样的改革，他导向出的改革又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社会上目前所存在的那些主要问题。
在对改革的阻力与指向的研判上，皇甫平是这样说的。“与20年前比，今天的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纯意识形态的‘画地为牢，’而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有些人拿出一些左的大帽子吓唬人，阻碍改革，恰恰是为了维护某些部门和一己的垄断权力、垄断资源，与民争利，甚至不惜与民为敌。”（同上，华夏时报）
这种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所滋生出来的“特殊利益集团”又是何物呢？它又是用什么杂交出来的？说穿了它就是当局中的权力精英与市场上的资本精英，通过相互的勾结和彼此的渗透而结成的一种难以割舍的利益共生体。它们通过自己很少受到监督的权力垄断资源的配置，操纵市场的价格，维护自己本部门、本集团的各种既得利益。
在这个改革的指向上，皇甫平显然是在遮遮掩掩、耍着滑头。这个邓氏改革的急先锋对先前那个“国内左的政治家和理论家长达一年的大批判”，显然还在心存余悸。就是他畏惧历史的以后问罪，而不把这种改革的指向直言出来，只要稍有一点政治嗅觉的人，就能把他的这种改革指向——即革掉政府对资源的主导性配置以及政府对那些市场巨无霸的超大型国企、特别是那些中石油、中石化之类央企的支持，合乎逻辑地推演出来。
“与民争利，甚至不惜与民为敌”，这句话中的“民”又是何物？这个民显然不是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工阶层，而实则是那种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一个代码而已。皇甫平显然是在为那些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公平待遇鸣不平，显然是在为那些民营企业进入那些国企乃至央企的经营领地鸣出一条市场准入的通道来。他心目中所导向的市场化改革，终极性的目标就是国企的民营化，即通过民营经济的渗透、混合、购并，接管和掌控那些作为全民资产的国有企业。所谓“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其实质不过是打着反市场垄断的旗号，把国企拆分、改制成民企，让民营经济一统天下；同时，仅把国有经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空壳保留下来，用以继续支撑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门面。这就是皇甫平、吴敬琏所主导的市场化改革的一个实质所在。
怎样推进这种市场化的改革呢？面对《华夏时报》记者任孟山的拷问，皇甫平指点道：“领导干部今天能否担当起改革的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同上，华夏时报）
屁股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一个人的立场，为什么人谋利是它的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皇甫平又在玩一种文字上的游戏了，并通过一些政治词汇的多义性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利益集团也好，人民也好，这些都是指向模糊、大而宽泛的东西。如果不把它们的指向与某些具体的社会阶层对接起来，又怎能看出这些领导干部的屁股坐在哪里，是在为哪个阶层的“人民”谋利？人民只是一个大而宽泛的概念，一个争取民心的招牌。一些人打着人民的旗号改这改那，然而真正盘算的却是自己的本位利益。这就是当前改革乱象中的一个本相。
在对姓资姓社的争论中，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所推进的那种市场化改革，显然也在讲着什么“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增进人民的利益”这样的调子，然而，这样的政治承诺在当今又实现几何，人民又满意几何呢？我想，中国目前的这种困境——贫富的过大差距、乃至两极分化，以及贪污腐败的泛滥、权贵阶层的先富暴富，也许就是一个最好的答卷吧。
若论改革的是是非非，市场派总是在拿左的意识形态以及文革余孽的阻挠说事。如果这些市场派能够反观一下自身所导向的改革，那么，就很容易反思出这样一个问题，即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所推进的那个市场化改革有没有自己的过失呢？这种改革在“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上有没有自己的过失呢？在反对全盘西化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全盘照搬人家的经营模式、管理制度呢？
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市场有着自己的效率和优势，把它引进来，并作为一个基础性的东西，以与我们原有的那种计划体制相辅相成起来，这种导向的改革并没有错。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与市场，不论对“资”还是对“社”，都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制度属性，它只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合理配置资源的一种基本手段而已。邓小平通过自己在上海、武汉、深圳等地的谈话所反复申明出来的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那些认识，也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问题是在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的吸收、借鉴上，我们的这种市场化改革却犯了一种全盘引进、全盘吸收的过失。资本主义经营管理中的一个最本质的内核是什么，那就是企业的寡头经营与收益的按资分配，这些资本精英通过自己主导企业的内部分配和某些变相的自定薪酬，以等级、落差式的薪酬方式，把整个企业的大部分经营成果都鲸吞到自己的囊中。这就是社会上的贫富差距通过市场的初次分配，也即资本精英的自主分配，而被不断拉到那种贫富两极化深渊之中的一个最深刻的根源。把这种按资分配，也即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方式，通过这种市场化的改革补充到我们基本的分配制度中来，这就是一个极严重的改革过失。
想一想，如果不引进这种按资分配的方式，不让这些企业精英自定自己的薪酬，难道他们就不能运用市场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用途了吗？显然不是这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没有自定薪酬的国有企业不照样在有效率地经营、管理着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吗？有没有效率，根子不在于这种自定薪酬的激励，而在于资源配置权力的下放和分散。
中国目前的市场化改革，自从把要素分配的图式引进来之后，就已命中注定到了这种贫富差距两极化的邪路上去了。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喊着改革口号的人，不去清算邓小平的这种市场化改革过失，却一个劲地在拿“左”的东西以及文革余孽的怀旧情绪说事，同时，也还在不遗余力地鼓呼着推动中国政改的调子，意欲从社会的上层建筑上继续稳固这一资本化的经济基础，说什么不进行政改，经济体制上的改革成果就不能保住，到头来也还是死路一条。
政改当然是必须的，但决不能再沿着吴敬琏、皇甫平之流所鼓呼的那个改革路径走下去了。中国目前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的泛滥，其根子不在于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而在于权力的不被制约、不受监督，以及政府对资源、对权力的主导性配置，而在于我们缺乏民主的机制把那些政治、经济市场上旨在寻租的权力关在一个阳光、透明的笼子里。阿克顿说得对，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如果我们不通过权力的分立与制衡，而把它的日常运作、职责权限科学地界定起来，如果我们不通过上下互通的民主把这些权力的日常运作严密地监管起来，贪污的横行、腐败的泛滥，也还会照旧丛生出来。政改、政改，其根本的指向不是别的，而只能是通过这种民主的重建去监管那些有着寻租冲动的权力。
改革又到迷茫时。改什么、怎么改，这些都是需要争论清楚的东西。不争论，而听任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主导，只能把这种改革导向新的歧途。
历史又回到了自己的原点，何去何从，这又是一个极难抉择的十字路口。
2012年3月3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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