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显示：中国应对边界争端表现灵活性》，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5月3日报道。该报道援引2005年的一项研究说，尽管中国有时言辞挑衅并且非常重视领土完整，但它实际上在解决边界争端时一直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报道指出，中国没有因为实力增长而变得较不愿意就争议领土作出妥协。相反，在上世纪90年代，尽管当时它的实力在迅速增长，它却在8起争端中作出了让步。由此，该研究得出结论说，中国为国内稳定感到担忧时，它更可能在领土争端中作出妥协，但是目前的情况似乎不是如此。
我们知道，美国之所以要接二连三地在中国周边挑起领土争端，是为了通过制造地区动荡破坏该地区的发展环境，由此迫使国际资本投向美国，为美国主权债务危机埋单。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不仅要求中国及周边国家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一起保持僵硬的应对方式，而且还要求这些争端一直无法解决——无论是中国依靠自身实力来摆平这些事，还是中国向领土争端方做出让步，从而消除争端。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需要控制这些争端起伏的节奏，以便美国对事关各方反复敲诈。因此，对美国而言，中国政府之前在边界争端中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也就是中国政府违背常理地作出让步的那种做法也是不符合美国目前的核心战略利益的。
因此，美国媒体之所以要考古，那只是因为美国现在日益感觉自己无法按自己预先设计的节奏来操控中国的边界争端问题。因此，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成了当务之急。所以，我们不要想当然地以为美国媒体这一旧事重提的做法是为了夸赞中国政府应对领土争端的能力，恰恰相反，美国此举实际上是表明它正在深究能够让中国陷入动荡的办法。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根据中国政府在改开时期应对边界问题的做法得出一个结论，即当中国政府为国内稳定担忧时，它更可能在领土争端中作出妥协。然而，研究者也自相矛盾地指出，中国在改开时期实际上处于实力迅速增长的阶段。由此，这个让美国人无法理解的现象出现了。
由于根据美国公开的标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而且这种正确性表现为它能够增强中国的实力。然而，根据美国当下的战略再平衡理论，中国实力的增长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战略利益乃至核心战略利益的地步，因此，根据上面的那个逻辑，美国理应反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可是，美国方面现在从各个层面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恰恰是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由此，美国以及中国的汉奸国贼们不仅日益无法解释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而且，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也日益为中国人民所发现。
根据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我们则能发现如下问题。如果中国在改开时期真是处于实力迅速增长的阶段，那么为什么中国还要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作出让步呢?如果中国政府只是因为对国内稳定感到担忧而对外作出让步的话，那么其一，说明改开之前的中国，也就是经过了所谓十年文革的中国并没有陷入崩溃的边缘，相反，国内十分稳定，否则按照这个美国研究报告的结论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敢于在改开伊始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试想，如果中国当时真是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的话，那么根据美国人的那个研究结论，中国理应在中越边界问题上向越南作出让步才对。其二，在中国官方的报告中，始终都能看到这样的逻辑，即之所以“发展是硬道理”，其中一个道理就在于发展促进稳定。那么既然美国认为改开时期的中国的实力处于迅速上升阶段，换言之，这个时期的中国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那么中国又有什么不稳定可言呢?既然越发展越能促进稳定，那么为什么迅速发展的中国反而要在领土问题上对外作出让步和妥协呢?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的吗?
也正因为我们通过分析得出了自相矛盾的结论，因此，问题只能出在导致这一自相矛盾的结论得以产生的那个前提身上。也就是说，那个改革开放能够增强中国实力的假设是错误的。也只有看到了这一点，才能知道中国自改开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对外政策并没有颠覆传统理论，相反，中国的实践实际上非常符合传统理论——只有当内部政权处于不稳定状态时才会对外采取强硬立场，以便向外转嫁危机。因此，中越战争之所以会在改开伊始爆发，那只是因为改开教上台伊始引发了国内政局的大动荡，因此，为了向外转嫁危机，所以才选择对外开战。但是，改革开放的诸多政策均是以逆向民族主义为原则的，因此，对外采取强硬立场的这种民族主义色彩十分鲜明的做法必然为改革开放所不容。因此，也正因为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是导致了中国实力的增强而是帮助了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克服了历史性大危机，进而增强了西方列强的实力，所以，美国才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也正因为改革开放以逆向民族主义为原则，所以导致改开时期的中国在处理领土争端时总能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因而，并不是因为中国政府担忧国内政局不稳而对外作出让步，恰恰相反，对外作出让步恰恰是中国政府贯彻逆向种族主义逻辑的产物，而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只是改革开放政策一个必然的产物而已，也正因为以逆向民族主义为原则，所以在领土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而中国国内政局的稳定则基本上靠忽悠、安抚和镇压来完成，而从来不是也不可能靠对外让步来获得。因此，尽管美国的研究报告企图将中国在实力增长时依然对外采取让步的做法当作一种“中国特色”，进而用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来解释中国的政策，但是，这种结论只能导致之前我们分析所得的那两个自相矛盾的结果。
那么改开时期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这一事实又如何解释呢?改开时期中国实力的确迅速增长了，但是，这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增长是源自改革开放政策本身。对此，只要看看使中国实力得以增长的那些领域就能明白，恰恰是那些改革不够彻底，开放不够全面的领域才日益为共产党政府凝聚人心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相反，对外开放越是彻底的领域，其不仅对中国实力增长的贡献越小，相反还对中国实力的增长造成了越大的障碍;同样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越是彻底的领域，其对中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贡献越大，由此也就意味着其在破坏中国稳定问题上所做的贡献越大，而根据美国的这个研究报告的结论可知，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恰恰是中国政府在领土问题上对外妥协让步的原因，那么美国是否由此需要反对中国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呢?恰恰相反，美国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无一不是要加大中国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力度。
然而，美国的研究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的对外政策已经不那么符合它之前得出的那个“中国为国内稳定感到担忧时，它更可能在领土争端中作出妥协”的这个结论了。导致这个现象得以出现的原因恰恰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出卖了大量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时也极大地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而中国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决定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以及为了向外转移国内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而不得不日益对外采取所谓的强硬立场。由此使得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与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无可避免地日益加剧了，这也就是毛主席当年说，即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西方列强也是不会允许的原因所在。因为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中国民族资本——无论是公有资本还是私有资本——与外资的利益冲突只会加剧而不可能缓和，尤其是在当下这个资本主义历史性大危机时期。对美国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产生了导致其走向反面的因素，因而美国需要通过加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力度来解决这个由改革开放中产生的问题，换言之，美国需要加大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也正因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是要将中国进一步地半殖民地化，因而，符合逻辑的做法就是要中国进一步淡化甚至放弃主权意识，而这一点也与美国一贯宣传的“人权高于主权”口号相符合。而中国对领土主权意识的淡化必然导致中国在领土问题上对外采取更为灵活的立场，然而，这种符合美国利益的灵活立场并不能导致中国的稳定，恰恰相反，它只会加重中国的不稳定，而中国的不稳定——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逻辑下——则能进一步迫使汉奸买办势力更加依赖西方列强的保护，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美国要求中国加大——能够导致中国内乱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力度的做法就非常符合那个研究报告的逻辑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处理周边地区事务时的确应该保持极大的灵活性，但是这种灵活性应该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原则，进而应该以维护中国民族资本保值增值的根本利益为原则。割地赔款不是灵活性的表现，恰恰相反，它是破坏原则的表现，而没有原则性作为前提，灵活性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且，中国之所以要保持灵活性，那是因为中国周边地区的这些动荡皆由美帝国主义挑起，因此，为了争取斗争的主动权，换言之，为了不被美国牵着鼻子走，所以中国要保持灵活的态度，而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稳定周边局势的目的，进而使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破产，因此，中国的这种灵活性绝不应只体现在中国周边事务上，而应体现在全球事务上，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当美国在其他地区陷入困境之时，美国才会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灵活性。
《安倍决意修宪意在“军事崛起”》，日本《每日新闻》5月5日社论，台湾《联合报》5月5日文章，日本《每日新闻》5月3日社论，香港《成报》5月5日报道，共同社安卡拉5月4日电。台湾《联合报》在其文章中称，“美国如果坐视日本修废和平宪法，即不啻给了日本一张军事空白支票。”根据该文隐含的逻辑，好像日本修宪是能够绕过美国这道门槛似的，然而，无论从鸠山内阁的倒台过程来看，还是从美国在福岛核事故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看，美国对日本军事半殖民统治的力度并没有任何削弱，因而，无法想象日本能够不经过美国的同意而独立修改这部原先由美国人给它制定的宪法。关于日本修宪的问题，我们讲过多次，美国之所以要推动日本修宪，那不只是因为美国要推动日本在东亚惹事生非，更重要的是，美国军工资本需要借助日本的生产条件来降低它自己的资本再生产循环的门槛，然而，如果要让日本成为美国军工资本的一个摇钱树的话，那么还要允许日本能够出口这些武器。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恰恰是美国为了“一己之私”而推动日本修废和平宪法的。当然，日本国内主张修宪的人肯定不会像我们这么来讲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这么讲的话，日本的修宪就不仅不能成为日本独立的象征，相反，倒成了日本受美国半殖民统治的表现了。所以，日本国内在宣传修宪的必要性时只能用一些极右主张作为借口。这点与中国的汉奸国贼在推动改革方案时的做法大相径庭，中国的汉奸为了通过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达到卖国肥私的目的，其搬出的改革理由总是“要与国际接轨”，总是挟洋自重，并且公开地把外国人、外国机构、外国理论作为它们深化改革开放的靠山，尤其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近来中国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完全就是根据佐立克在任时的世界银行给中国出台的那份改革建议报告来做的，是彻头彻尾的汉奸卖国行径。
《李光耀给美国敲警钟》，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6日文章。李光耀这个新加坡的独裁者的确是一贯以民主卫士自居的美国的伟大朋友。尽管《参考消息》给出的标题比较吓人，但是，看了文章后就会明白，89岁的李光耀只是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来拍美国统治集团的马屁。然而，《华尔街日报》刊登此文的这个做法无异于告诉世人，美国统治集团在危机的重压下已经只能用这种弱智的出口转内销的办法来稳定民心了。然而，李光耀的话又有多大的价值呢?
让别国承认美国是超级大国不难，但首先要看究竟是什么国家在如此肯定美国，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就算再过上一万年，美国对它而言依然还是超级大国，因此，美国被新加坡的领导人确定为是超级大国的这件事情是毫无意义的。
美国固然有很多成功的历史经验，但是，经验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总是简单地设定历史会无条件地重演，因而，它在历史重演的这个问题上是用线性逻辑来思考的。然而，历史事实表明，尽管历史会重演，但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重演。美国自己的确有过用科技创新来带动经济从而走出危机的经验，但是，美国能够这么成功转型的前提条件是它将自己原有的传统制造业都转移出去了，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而现在的美国不仅没有向外继续转移产业的能力，相反还在设法将产业转移回美国，即便如此也不能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相反，先进机器的运用还增加了失业人口。阶级矛盾尖锐化是美国资本家难以继续用创新的手段来转型经济的根本原因所在，相反，美国资本为了维持自己的增殖能力而不得不进一步加剧国内的阶级矛盾。如此一来，美国的那些成功的历史经验就无用武之地了，因而，现在宣扬历史成功经验的做法也就显得是毫无意义了。
尽管李光耀自己在新加坡实行家族独裁统治，但是他却敢于批评美国选举已经变成了拍卖游戏。不过，李光耀并不是批评美国选举的耗费日益巨大，而是批评美国政客在选举中轻诺寡信的表现。不过，李光耀如此批评美国政客的目的不是为了要美国政客履行承诺，相反，李光耀是要美国政客减少对选民的承诺，进而以所谓敢讲真话的方式来违背之前对选民的承诺，实际上最后就要使美国的选举完全变成如新加坡的选举一样，即无论选民愿不愿意都只能把一个资产阶级推出来的政客选上台，并且还继续欺骗自己说这就是在享受民主选举的权力。因而，实际上，李光耀在向美国推销独裁统治经验，更确切的说，李光耀希望美国统治集团能够敢于公开实行如罗斯福那样的独裁统治，而这一点恰恰就是美国统治集团喜欢李光耀的地方。
最后，最让美国统治集团满意的是，李光耀反对美国实行欧洲式的高福利模式，主张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当然，我们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会出现慈善家遍地如狗的情景，那只是因为资本家需要借慈善这个名目来避税，因而，从资本主义的角度而言，慈善事业实际上是具有反国家性的，实际上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相冲突的。因此，尽管全世界的资本家都在设法避税，但这种做法实际上与它们在危机中企图维持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做法是相冲突的，因而，这也就成为了资产阶级自己打倒自己的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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