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根据对国内外形式的新判断而做出对外开放的决策，其目的是吸引外国投资，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便使我国的经济取得发展、更加强大。
三十年的开放，我们取得的成绩很大，学到了外国的不少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吸引了大量外国资金，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对外资不加甄别，不设门槛，结果引进来的多是夕阳产业、淘汰产业、低技术产业和高污染产业;有些地方的干部为了谋求政绩，甚至不惜相互压价，相互残杀，除了税收优惠外，还给予用地优惠，还允许外资企业不给员工办理保险、不设立工会。还有些地方放任甚至鼓励外国跨国公司大规模并购我国的民族产业。这种“忘我的开放”和离谱的优惠政策，让外资企业占据了市场，赚足了利润，却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使很多员工健康受损，使资源消耗迅速上升，使环境污染不断加剧，使民族产业受到挤压，给我国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带来隐患。
由我国并购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产业地图》显示，我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是跨国公司。在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除工业领域外，外资对我国流通渠道的控制也呈加速趋势。在流通渠道中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5%以上;我国的感光材料和数码冲印市场已基本被柯达公司垄断;CPU 市场已基本被英特尔公司垄断;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基本被微软公司垄断;集线器、转换器和路由器市场基本被思科公司垄断;无菌纸包装材料行业基本被利乐公司垄断;汽车市场则被德、美、日、法等国公司垄断，大飞机市场被美欧垄断。就连兰州自来水也被外资控制起来。跨国公司一面通过品牌、核心技术、标准制定权、生产许可权和捆绑销售等方式控制打压我国合资者和我国同行产业，一面通过垄断地位制定高价格、高收费攫取垄断利润，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选择空间。
以新殖民主义为灵魂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披上了民主、自由、人权等更温柔的面纱，但这并不能掩盖经济全球化的不平等性和剥削实质。在参与到全球化的所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大约有20个发达国家处于支配地位，他们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主要的获利者。其获取利益主要是通过三个阶段外加两个渠道实现的：
在购买阶段，他们以低廉价格从发展中国家获取能源和原材料;在生产阶段，他们利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进行盘剥，赚取高额利润;在出卖阶段，他们在国际贸易中通过压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抬高技术、品牌、高端产品和知识产权的附加值，又从发展中国家那里大捞一笔。
此外，发达国家还有两个牟利渠道：一是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短缺实施巨额贷款，进行债务盘剥;二是利用自身的优越环境吸引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人才。
长期以来，我国的货物贸易一直是顺差，而资金收益却因外资收益汇出一直处于逆差。1991年～2002年，我国累计货物顺差2863亿美元，累计收益逆差1248亿美元，货物顺差的一小半被收益逆差抵消。这说明，我国国际贸易所得中的相当部分被跨国公司占有，这样下去，不但会降低我们利用外资的实际意义，且将危及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GNI(国民总收入)与GDP(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变化，也从不同角度印证了同一个问题。1992年以前我国的GNI与GDP基本持平，有时还略大于GDP。但从1993年起，GNI年年低于GDP，而且差额有扩大之势。这表明，我国国内创造的价值中有相当一部分并没有成为国民收入，而是流向外国变成外国国民的财富。由于大量吸收外资而导致GNI低于GDP是我国必然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但如果我们始终停留在引进阶段而不能走出去从国外获得利润，那么我国经济就会出现“增产不增收”、“增长而不发展”、“只见数字不见利润”的尴尬局面。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Wanda无线鼠标是罗技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在这一价格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Wanda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负责营销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加在一起比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总和还要高出很多。”我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另据《纽约时报》网站2006年2月9日报道： 一个在中国制造的巴比娃娃的售价是20美元，但中国从中只能得到35美分。可见，我国只是得到了GDP的漂亮数字，而跨国公司得到了真正的利润。问题还在于，我们出让了如此巨大的市场，让外资赚取了如此巨额的利润，却并未换来我们所需要的关键技术。以汽车市场为例，我国大型汽车厂商全部与外国公司合资，市场几乎全让给了外国公司，结果非但没有换来关键技术，反而在合资过程中流失了原有的研发力量，丧失了原有的成长空间，一个个变成了表面风光，而实际可怜兮兮的组装公司和打工公司。
我们注意到，这些年来出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规模收购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趋势，这一趋势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一些地方政府在错误政绩观或个人私利的支配下，积极配合外资方的收购行动，以低廉的价格轻易地向外方转让了苦心经营数十年的装备制造企业及其市场份额。装备制造业不是一般的行业，而是“制造机器的机器”、“武装工业的工业”，关乎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这样的行业一旦失去自主性，后果的严重性不言而喻。由此我们想到一个急迫的问题，即制定民族产业保护法，对民族产业区分轻重缓急，确定不同的开放度，对那些关系工业基础、战略技术和国家安全的重大产业应重点加以保护。在全球化时代的激烈国际竞争中，这不但是保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保护中国市场和提升民族产业竞争力的需要。从美欧等国阻止中国商业收购的情况来看，人家在这方面的观念和意识比我们要强得多。
我们曾经长期给外资以超国民待遇，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吸引外资的积极作用;但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具体表现为助长了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垄断趋势，使民族产业处于不平等竞争的境地，压缩了民族产业的成长空间。因此，不应将优惠外资的政策无限延长。由于我国的落后状态和发展需求，由于全球化的两重性，引进外资并容忍其造成的某些负面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在一定阶段里，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是，我们给外资超国民待遇的时间太长了，代价太大了，以至于民族产业元气大伤，复苏的难度很大。
民族产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我们不能想象中华民族能够在没有民族产业振兴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复兴。实践已经证明，我们不能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跨国公司的身上，而必须将基本立足点放在民族产业上，必须给民族产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进而扶持民族产业参与国际竞争。据媒体反映，国内许多招投标中，竟推荐清一色外国品牌，国产品牌甚至没有竞标资格。还有一些消费者，对国货采取歧视态度，即便是品质优良的国货也不屑一顾，处处以洋为荣、挟洋自重。这种媚外的态度是不可思议的，是没有出息的。在此，笔者呼吁同胞们热爱高品质的国货。我们不保护落后，但我们有责任推动民族产业的发展，而热爱高品质国货，正是先进性与爱国心的最佳契合点。在本世纪头20年里，我们有责任推动民族产业涌现出一批过硬的先进技术和知名品牌，较大幅度地增强民族产业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力。
跨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一方面推动了我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其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垄断我国经济的趋势逐步加剧，对民族产业形成严重挤压;加重了我国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对劳动力健康的损害;加大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进而导致对外经济摩擦案件的增多。面对显然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新的形势，改革的方针政策理所当然地应该进行调整，然而有些人依旧坚持上世纪80年代的思维，继续鼓吹全面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无条件对外开放、多党制和所谓新自由主义，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思想僵化——右的思想僵化。这种右的思想僵化既不符合新的国内外形势，又不利于改革在符合人民利益和社会公平的路径上继续深化;这种右的思想僵化一旦影响政府决策，只会加大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进而导致社会矛盾的进一步积累和激化，最终葬送改革。当然，有些人起劲儿地鼓吹全盘西化，并非思想糊涂或思想僵化所致，而是利益使然。一些所谓的“民主精英”，一面吟唱民主高调，一面维护少数人利益，事实上成了富人或洋人的代言人。富人的代言人眼中不会有群众，洋人的代言人眼中不会有祖国。
美国的崛起，有一条根本性的经验，那就是不允许外国资本直接投资。美国欢迎任何国家投资美国，但只能购买美国债券，而几乎不能直接投资美国。这样一来，美国既吸收了大量外国资金，又牢牢地把握着本国经济的主导权。这条经验，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我们在和外国进行的经济交流当中，应当进行对等开放，而不可进行单方面的无条件开放。比如，美国银行在中国开设了众多分行，并参股了中国所有的大银行，甚至控股了中国的广东发展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而中国也应当要求美国对华实行对等开放政策，但残酷的现实是，时至今日，中国只被允许在美国开设了两家小型分行，至于参股美国银行或控股美国的银行，则根本是天方夜谭。这种不对等性，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损害了中国对经济命脉的主导权。
为了使我们的开发符合国家利益，为了保持我们在对外开放中的自主性、主动权，我认为，我们应重视以下八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加深对经济全球化两重性的认识。经济全球化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和超越的可能性，但外资绝不是免费的午餐。国内很多人一厢情愿地期待以引资合资换技术，以出让市场换技术，或者在国际合作过程中捡得一点“技术溢出”。但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引资、合资、市场都换不来技术，所谓“技术溢出”也少得可怜。事实上，二十多年来，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一面从我国市场大获其利，一面严厉地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并极力打压我国民族品牌，这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和垄断欲望所决定的。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我们不能全面无条件地引进外资，更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盲目引进外资，对进入我国的外资必须加以甄别和遴选，并尽可能以彼方产品外销、转让先进技术和污染最低化作为我方允许投资和出让市场的硬性条件。
第三，积极掌握自主核心技术，大力推动民族产业升级。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只有紧紧把握上游产业的制高点，才能掌握产业分工的主动权。一味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后果，必然是把我们的经济体系定格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下游，被动地接受上游产业的高额盘剥。这里不妨借用海信老板周厚键的几句话：“胸怀技术大志，追求一流技术。”“没有知识产权这个DNA，‘百年海信’就只能是个短梦。” “视知识产权为最高财产，把技术创新坚定地作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全面突破核心技术。”这应当成为我国企业特别是制造企业的共识。
第四，大力培养自主知名品牌。没有自主知名名牌，就不可能实现产品的高附加值，结果只能是两种前途：要么生产低档产品，要么给人家打工。
第五，力争参与国际法律法规、国际组织规则、产品国际标准的制订工作。通过标准的制订，为我国民族产业提供更加公平的国际环境，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第六，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税收征管。已有大量事实证明，许多外资企业存在严重的偷逃税或避税行为。他们通过假亏损和零利润的手法，不仅使中方合资者失去应得利益，而且使我国税收严重流失。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外资企业每年至少有1000亿元的税金未能入库。我国对外资企业本来就实行所得税优惠政策，这样一来，外资企业交税少之又少，造成了事实上对我国企业的严重的不公平竞争。
第七，加强反垄断工作。外资在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里已经构成垄断，这是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因而是不能允许的。政府的反垄断工作做得好，不但可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所有企业造就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且有利于推动发明创新和技术进步。
第八，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一方面各级政府和官员要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科学政绩观，一方面中央要确立科学的政绩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今后，应当用科学发展观而不是以GDP多少、引进外资多少来衡量各级干部的政绩。新的政绩观，应当着重考察各级干部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建设和谐社会、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政绩;自主创新、扶持民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绩;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绩;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绩等等。鉴于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是否树立科学政绩观事关重大，没有科学政绩观的支撑，科学发展观就可能流于空谈。
以上问题，是涉及全国也涵盖甘肃的普遍性问题，我们甘肃完全有必要注意这些问题，以免重蹈兰州自来水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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