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急撤对巴拉迪总理任命》，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7月7日报道，英国《卫报》网站7月7日报道，路透社开罗7月6日点，西班牙《阿贝赛报》网站7月6日报道，西班牙《国家报》7月6日报道。我们之前已经预计过巴拉迪会再次上台，然而，令我们意外的是，巴拉迪这次连屁股还有坐下就已经被剥夺了坐在总理宝座上的资格。我们的确错估了埃及的形势，现实表明，埃及的形势比我们所估计的要乐观的多，当然，这是指革命意义上的形势。穆罕默德•穆斯塔法•巴拉迪是西方在埃及的重要代理人，尽管西方媒体给其贴上了自由派或改革派的标签，但实际上巴拉迪就是埃及的带路党党魁。以前，中国老百姓因一直受主流媒体的忽悠，以为改革是个好东西，结果经过30多年的切身体会，才明白原来改革是如此的不是东西，因而，现在凡是被网民称为改革派的无一不是汉奸国贼及其走狗。因此，巴拉迪在埃及的政治地位如何，这直接反映了西方新旧殖民主义势力在埃及的影响力如何。
现在，由于受到造反派中伊斯兰主义者的反对，埃及临时总统不得不撤销了对巴拉迪的总理任命。由此可见，虽然埃及军事政变成功了，但是，埃及的民心并不是如西方媒体所说的倾向世俗社会，恰恰相反，伊斯兰主义者在造反派中的地位证明了埃及的民心实际上更加倾向伊斯兰主义。因而也就表明，听命于西方的埃及军队与反对穆尔西政权的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远大于埃及军队与穆尔西政权之间的矛盾，穆尔西政权之所以倒台，那只是因为这两个都反对它的政治势力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而形成了合力。可是，在它们共同的敌人被打倒之后，它们之间的矛盾就无可避免地上升为了主要矛盾。
由于穆斯林兄弟会还没有被彻底镇压掉，因此，埃及军方还不敢立刻对造反派中的伊斯兰主义者下手，由此，也就是说，它们的那个统一战线还能够维持几天。但是，鉴于它们彼此之间重大的立场分歧，要想它们之间能够和平共处，那是不可能的。因而，随着小资产阶级政权的倒台，埃及国内伊斯兰革命的压力不减反增了。在这一点上，当下的埃及很像民国初期的中国，旧的保护被革除了，但是新的保护因殖民主义势力的干涉而不能建立起来，由此，国内的经济危机日益迫使人们走上造反的道路。在穆巴拉克时代，埃及老百姓的一天三餐还有政府保障，革命之后，什么都没有了，既然如此，那么只有继续革命了。
《美对埃及“军事政变”态度暧昧，“民主原则”让位“战略利益”》，法新社华盛顿7月5日点，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7月5日报道。美国对埃及军事政变的态度一点都不暧昧，美国的态度就是表示肯定，因此美国才没有用政变这个词，也根本没有指责埃及军方违反民主原则。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作为美国忠实走狗的联合国秘书长韩国人潘基文才一改以往的“民主逗士”的形象，依旧完全按照美国的口径来对埃及问题进行表态。
至于在主流媒体上广泛出现的“暧昧”一词，实际上，这只是因为美帝国主义的洗地党徒们被美国的实用主义原则抽得脸都肿了，换言之，美狗们实在无法再用以往的那些“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词汇来为美国洗地了，因而只好自欺欺人的把美国的态度贴上“暧昧”的标签。但是，既然美国在埃及军事政变这件事情上连“政变”二字都不愿意使用，那么美国又有什么“暧昧”可言呢?法新社更是讲得明白，由于美国1985年的一项法案规定，美国不得对那些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政府进行军事和经济援助，因此，美国不愿意用“政变”二字来称呼埃及军事政变的原因就在于它不愿意削弱对埃及的军事援助，因而这无疑也就是说，美国正是埃及军队的金主，因而美国正是这场军事政变的策划者。由此也就可以说得通美国为什么不将埃及军事政变称呼为“政变”了。
四月网刊登了两篇所谓党刊解读群体逆反心理的文章(杨宜音的《"老百姓"为何变成"老不信"》，张建新的《群体逆反因素究竟有哪些》)。两位都应该被认为是心理学的专家了，但是，他们的见解和主张都是很有问题的，更确切地说，他们的见解和主张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就张建新及郭昫澄的观点看来，他们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反抗和质疑界定为非理性，甚至界定为“毫无道理可言”。由此可见，张建新及郭昫澄是完全站在压迫者和剥削者这一边思考问题的。而就杨宜音的观点来看，他认为要解决所谓的逆反心态，“可以先从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和群际关系做起”，“其次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学习沟通和协商”，与此同时使“社会结构的扁平化”。但是，杨宜音所谓的扁平化只是要求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地位的接近，而没有指出人们相互之间政治地位的平等只能建立在经济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而经济地位的平等只能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因此，反过来，脱离所有制关系谈社会结构扁平化，那无异于缘木求鱼和自欺欺人，当然更主要的是愚弄人民群众，这是知识分子为愚民政治服务的又一具体表现。
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关系日益占据社会绝对主体地位的今天，因而在经济地位日益不平等的今天，统治阶级要求被统治阶级和他们保持同一种理念的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的，因而，在统治阶级及其走狗看来的由被统治阶级身上表现出来的所谓逆反心理，实际上在被统治阶级看来，这种心理状况恰恰是正常的，相反，如果被统治阶级的表现在统治阶级看来“是没有心理问题”的话，那反而只能说明被统治阶级自身已经奴化了，或者说，阿Q化了，总之是将“不平等”作为“合理的”前提给确定下来的，而这才真是出了问题。
在国际关系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与汉奸国贼及其走狗向人民群众灌输的平等幻想——在日益频繁的国际危机中——彼此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由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个矛盾，进而看清了这个问题。也正因为人民群众日益看清了美国的“双重标准”，所以才日益看清了那帮整天向人民群众灌输美国标准的汉奸国贼及其走狗们的真实面目。农业部的专家居然以美国人吃转基因食品为由来打压人民群众反对转基因食品的声音，那么农业部的专家为什么不以美国人也有吃屎的和绝食的为由来要求中国人民吃屎或绝食呢?!农业部专家在证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时，一点也没有从转基因食品本身是否安全出发，而是用美国人也吃转基因食品——这个外来的依据——来证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如此缺乏科学素养的做法除了证明农业部理屈词穷之外，不能证明任何其他的东西，再则，即便有再多的外国人食用转基因食品，那也绝不能作为中国人也必须食用转基因食品的理由。
因此，尽管在美帝国主义分子看来，非美世界对美国霸权的反抗行为是反抗者逆反心理的表现，但是，只要霸权主义得以生长的物质基础依然存在，那么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压迫，非美世界的反美言行就是合乎理性的。同理，只要中国农业部自己拒绝食用转基因食品，并且拒绝给其机关直属的单位(尤其是幼儿园)食用转基因食品，特别是拒绝给外国人食用转基因食品，那么这种不平等的物质基础就决定了中国人民反对中国农业部乃至中国政府进口和种植、销售转基因食品的行为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因而，中国人民将农业部及中国政府的相关官员和专家定性为汉奸卖国贼也是完全有道理的。
总之，无论对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地位的个人或社会群体而言，还是处于被霸权主义欺压的国家而言，都要明白，对他们而言“造反有理”才是让他们应该尊奉的信条。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明白：不要用统治阶级认可的标准来作为自己争取平等和自由时所遵循的标准。
《中美战略对话或涉及“网袭”问题》，英国广播公司网站7月5日报道，日本《读卖新闻》7月6日报道，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6日报道。正如日本媒体所报道的那样，美中网络工作组是中国应美国要求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设立的。本来这是美帝国主义敲诈中国——当然也是中国的汉奸买办势力用来出卖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工具，但是，现在由于斯诺登揭发了美国监听世界的这个罪行，更由于美国政府自己也承认了“棱镜”计划，由此，美中网络工作组从理论上来说就应该成为中国和美国进行讨价还价的平台了。但是，如果中国政府真如新加坡《联合早报》所说的那样——不愿让斯诺登事件影响对话氛围——而不是反过来将“棱镜门”作为中美对话的一个重要内容的话，那么只能说明中国政府，至少代表中国政府参与美中战略对话的高级官员的国家和民族的立场都出现了原则性的错误，抑或说，新加坡《联合早报》向读者暗示中国政府高层在斯诺登事件上持有的是汉奸卖国立场。
《介入叙利亚内战，穆尔西引火烧身》，西班牙《国家报》网站7月6日报道。值得比较的是，同样是积极支持推翻巴沙尔政权，但是，土耳其政府却受到了优待，而穆尔西政府却被西方推翻了。当然，这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如此。
关键问题在于，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是先整顿了军队，清理了一批企图推翻政府的世俗派军界人士，并且通过持续的对内对外用兵来在军队中竖立威信，由此真正掌握了军权。也正是在夺取军权的过程中，埃尔多安政府与西方新旧殖民主义势力的矛盾随之加重了，所以埃尔多安政府才在叙利亚问题上表现得十分积极，从而让西方感到自己还有暂时的利用价值，于是就转变了对土耳其政府的态度，从而使得埃尔多安政府暂时免受到冲击，之后，也正因为叙利亚局势暂时难以向西方乐意看到的方向演变了，因而，埃尔多安政府与西方之间的矛盾又重新尖锐化，西方就重新在土耳其内制造政治动荡并企图推翻埃尔多安政府。但是，由于埃尔多安政府掌握了军权，所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暂时拿它还没有什么办法。而西方如果要推翻土耳其政府的话，一般讲来，也须先从军队里下手。
然而，埃及的穆尔西政权，或许是因为想东施效颦，或许是真的出于某种伊斯兰主义的理念，也积极投身于推翻巴沙尔政权的运动中。但是，由于穆尔西政权并不真正掌握埃及的军权，因此，当叙利亚局势暂时稳定之后，西方新旧殖民主义势力通过制造和利用埃及的政治动荡就很轻易地推翻了它。
因此，不能说“介入叙利亚内战，穆尔西引火烧身”，相反，如果穆尔西不介入叙利亚内战，穆尔西政权倒台的时间还可能进一步提前。但是，他所没有料到的是，由于叙利亚战争的性质与利比亚战争的性质截然不同(尽管在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西方挑起叙利亚战争的目的不止是为了推翻巴沙尔政权，而是为了消灭叙利亚的什叶派武装集团，以便为进一步消灭除伊朗之外的诸如黎巴嫩等地的什叶派武装集团或与什叶派亲近的武装集团开辟道路，最后就是为了通过这些举动使由美国主导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反伊朗统一战线”得以建立起来并免受阿拉伯国家内的什叶派武装的破坏，由此为推翻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政权开辟道路。然而，伊朗政权一旦被推翻，那么其引起的动荡将是世界性的，至少它将彻底中断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同时也将把俄罗斯变成一个真正的北方国家(因为届时，俄罗斯已经被赶出地中海了)，由此失去对中东事务的影响力。也正因为叙利亚战争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力，因此，世界各大国都势必争夺对叙利亚战局走势的控制权，并且必然力争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演变。因此，对小小的穆尔西政权而言，其对叙利亚战局的影响力也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反过来，当叙利亚局势在各大国相互较力之下处于暂时的稳定状态之时，作为可以被忽略的一项——穆尔西政权，也就容易成为西方阵营向外转嫁危机的目标了。
与此同时，朝鲜半岛的和谈气氛明显浓厚了起来，乃至整个东亚的合作气氛也明显上升了，当然，这实质上也是一种危机的转移，只不过危机是在经济领域内的转移，也正因为各方认为单靠自己的话有可能在危机中会混不下去，所以才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合作气氛来，而所谓的合作无非就是合资，因而无非就是资本兼并，抑或说，一方面表现为强势资本的扩张，另一方面表现为弱势资本的独立性被消灭。而在中东，因为经济结构落后，所以无法通过消灭弱势资本的独立性来缓和矛盾，因而只能直接通过消灭弱势政权的独立性来缓和矛盾了。
《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原因众多》，美国《时代》周刊网站7月4日报道。实际上，大学是否扩招与大学生就业是否困难已经没有直接的关系了，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已经摆在那里了，如果没有扩招，那么就业难问题就不是今年出现，而是4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因此，大学扩招，无论如何都在客观上缓解了中国社会的就业压力，尽管是暂时的，但却总比没有要好。
大学扩招的第二个功劳是使得大学生不值钱了，由此直接降低了读书人的优越感，从而使得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速度得以更快，最后必然在客观上提升了整个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文化水平。
当然，就业问题即便在社会主义阶段内也是要首先考虑解决的问题，更何况当下的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因而就业问题就会显得尤为突出，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就业问题日益成为一个积重难返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最起码的一点就是，中国必须拥有完整独立的经济体系。因此，越是高端的商品，中国越是有必要独立自主地研制它、掌握它。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只有牢牢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不只是拥有体现最先进科学技术的商品——才能谈得上掌握先进生产力和以发展生产力为导向。当下，航母的研制工作已经能够提供大量的面向大学生的就业岗位了，如果大飞机的研制工作能够完全独立的话，那么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就又能解决一大批，如果计算机软硬件的独立化研制工作能够全面展开的话，那么又能解决更多的大学生就业问题。总之，越是高精尖的项目，越是能够提供面向大学生的就业岗位。
至于熊丙奇所谓的由于中国大学由政府控制，因而没有自主权，所以不能教学生独立思考，等等这些话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学生不能独立思考的话，那么熊丙奇之流的独立思考能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因而，与其说学生不能独立思考，倒毋宁说教授们一心向钱看而无心向学生们传授真知罢了。再则，美国的大学总符合熊丙奇之流的价值取向了吧，那么美国的大学究竟培养出了什么样的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学生呢?我们倒也不是要彻底否定熊丙奇之流的观点，而只是希望熊丙奇之流能够举例说明。相反，我们倒是从甲骨文总裁那里获悉在美国——至少IT界——的成功人士都是从大学里退学的，因为他们都悟到了美国大学只会培养庸才的这一问题。
《上海提篮桥监狱将关闭引关注》，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7月5日报道。韩正曾讲过要解决市中心尚存的8万个马桶的问题。尽管提篮桥以前不算是市中心，但现在却也已经处于市中心的位置了。由于房价飞涨，所以，改造这些地区的成本实际上很高，并且，改造得越晚，改造成本就越高。当地居民由于居住条件很差，当然希望通过市政动迁(最好是商业动迁)来改善居住条件(尽管会搬到郊区)，但，现在房子就是钱，因而对这些居民而言，肯定是欢迎动迁的。
不过，对那些已经吃饱了的人来说，其所关心的问题就不是那些居民所关心的问题了，他们已经开始关心所谓的城市灵魂的问题了，因为对他们而言，居住条件——也就是城市本身——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但是，很奇怪，这些人关心的重点不是以上海方言为载体的上海文化，换言之，他们关心的不是活的上海，而只是那些僵死的上海——那些具有鲜明殖民主义色彩的所谓古迹。似乎在他们看来，冒险家的乐园和殖民地特色才是上海的灵魂。也正因为如此，上海才日益没有了上海的特色，关键是没有了属于上海人民的特色，上海的曲艺从根上受到了后继无人的危险，反过来，上海的特色日益具有了解放前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内涵，甚至在很多方面比解放前还要过分，上海的文艺样式基本西化，上海市内环线以内说英语绝不是一句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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