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文章：中国崛起需要淡化“百年耻辱”思维》，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12日文章。在这篇题为《崛起的中国需要一种新的民族史》的文章中，我们看到，该文要求中国在美国面前摆正自己的位置，否则中美的全面伙伴关系就无法建立。然而，中国应该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呢?该文认为，中国应该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民族史来界定自己。那么在这位眼里，怎么样的民族史才算是积极的呢?该文提到，美国和法国的民族史就是积极的，因为美国的民族史是从《独立宣言》开始的，而法国的民族史是从“攻占巴士底狱”开始的。尽管我们从书本上学到的美国史和法国史的历史起点要远远早于这位所指出的这两个时点，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讨论问题，相反，对于这位如此善于割断历史并且还强烈要求他人也同样去这么做的这种做法本身就很值得讨论。
按这位的逻辑，只有以胜利开始的历史才算是积极的历史，相反，以失败开始的历史就是消极的历史。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胜利本身是怎么来的呢?没有失败，又怎么可能有胜利?没有压迫，又怎么可能有反抗?光谈胜利，因而也就是只谈取得胜利的反抗，而不谈失败，因而也就是不谈压迫，那么这种历史叙述方式无非就是和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武装割据势力的历史叙述方式如出一辙了，明明是败退逃跑，偏偏要说是转进，李敖对此讽刺说，“转进”就是“向后转，再前进”。按照这位的逻辑，台湾当局的民国史的确符合他的“积极的民族史”的标准。同样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也把侵略中国叙述成“进入中国”，多和谐呀，像邻居之间串门一样，如此“积极的民族史”当然不会让在受教育的日本学生获得正确的历史观，从而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切实的反省，进而也就不会反对军国主义势力在日本的复辟运动。
孔子说：“知耻近乎勇。” 有羞耻心的人，才能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错误，战胜自我，这是“勇”的表现。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如果民族史是以“欺人”为核心内容的，那么这种民族史只能起到自欺欺人的作用，只能起到愚民的作用，相反，只有把“自强”作为民族史的核心内容，使人民懂得如何从失败走向胜利，如何从错误走向正确，如何从弱小走向强大，这样才能真正使历史教育对中国的崛起具有积极作用，否则，如果老是认为自己一贯正确，总是胜利，那么被这种阿Q精神统治着大脑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积极进取的，这种人只会盲目自大，中国也不可能靠这种人崛起。
当然，需要顺便指出的是，不能非此即彼地来对待这位美国的观点，也就是说，不能用彻底否定的态度来叙述中国的历史，换言之，不能用“逆向种族主义”的观点来叙述中国历史。龚自珍说：“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美国看似在帮中国崛起出主意，但是，其主张的实质是要消灭中国的历史，不仅是要中国人民忘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汉奸买办势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而且还要中国人民忘记自己是如何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通过艰苦卓绝且充满智慧的斗争最终获得解放的方法和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因为既然不需要记住“百年耻辱”，那么摆脱“百年耻辱”的方法和指导思想也就成为了奢侈品，而其之所以要中国人民忘记这些，归根到底，无非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忽视当下依然存在着的并且日渐猖狂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汉奸买办势力，从而降低中国人民对这些内外敌人的敏感度和警惕性，“特别是”要让中国人民忽视改革开放30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和汉奸买办势力给中国人民新添的种种耻辱，以便一方面从中国人民心里偷偷的抹去内外敌人的原罪，另一方面使内外敌人得以继续对人民群众犯罪且不被人民群众察觉。因而，如果只是非此即彼地反对这位的观点——也就是把中国的历史描绘得一团漆黑，特别是把毛泽东时代描绘的一团漆黑，从而通过否定中国革命史来否定中国人民打到内外敌人的方法和指导思想的话，那么实际上最后所能导致的后果与让中国人民忘记“百年耻辱”的效果是一样的，甚至具有更加负面的效果，由此中国人民也同样会掉入这个美国人设下的陷阱。
《埃及对穆尔西启动刑事调查，罪名包括间谍活动煽动暴乱破坏经济》，路透社开罗7月13日电，美国之音电台网站7月13日报道，法新社开罗7月14日电。“未审先判，未判先捕”这倒是很符合普世价值的。原来还以为只有中国的反动派是这么干，现在知道实际上外国的反动派也这么干。就中国而论，在古代，最有名的当属岳飞。当然，我们现在从埃及这里看得很清楚，先是通过政变，把这些政治人物抓捕起来，然后把政变者自己所犯的罪行强加到被捕者的头上，最后在枪杆子的保护下完成对被捕人士的司法审判，同时无耻地宣称自己的行为是符合程序正义的。之后，由于国内局势无法稳定，所以就会想办法用对外输出战争的方式来向外转嫁危机。
《马丁案嫌犯被判无罪引全美激辩》，美联社佛罗里达州桑福德7月14日电，中央社美国佛罗里达州桑福德7月14日电。美国佛罗里达州法庭裁定，被控枪杀非洲裔少年特雷文•马丁的被告乔治•齐默尔曼二级谋杀罪不成立。此案当然再一次加剧了美国国内种族矛盾。此前，美国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于6月24日取消了关于黑人选举权法的核心条款，该州的黑人将不再拥有投票选举资格。事实胜于雄辩。无论美国走狗们如何歌颂美国的人权状况，如何坚称美国现在的种族问题已经不是什么“种族歧视”，而是什么“反向歧视”了。但是，一个接一个的事实无可辩驳的表明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不仅没有改善，相反，在奥巴马任期内还不断恶化了。对于那些只想在政治层面解决种族矛盾，而拒绝从根本上，也就是从经济层面去解决种族矛盾的人来说，他们必然陷于日益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露丑的境地。
《习近平重温“两个务必”增加正能量》，埃菲社北京7月13日电，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13日报道，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7月12日文章。习总此次再次重申了毛主席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的确是正能量。但也正如郭文婧所讲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在建立实实在在的制度。”这也就是说，关键问题在于习总释放出来的正能量能否最后变成物质，即变成能够行之有效地约束党政官员的制度。显而易见，之所以改革开放后的这30多年的坏人坏事超过改革开放前的那30年，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的这30多年的制度是坏的制度，以至于让原本很好的人也干了不少坏事。也正因为改革开放后彻底否定和抛弃了此前的好制度，把好的制度改革成了坏的制度，所以才使得党政官员日益脱离群众，从而日益严重地违背“两个务必”。因此，实践再一次证明，新的未必就是好的，表面上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进步，相反，由于历史的轨迹是曲折反复的，所以新的也很可能是坏的，表面上的发展也可能是实质上的复辟倒退。
《俄首次公布油气储量数据》，俄罗斯《生意人报》7月15日报道。据报道，截至2012年初，俄罗斯的石油储量为287亿吨，天然气储量为68.4万亿立方米。其中俄A+B+C1级石油储量为178亿吨，C2级为109亿吨。C1级天然气储量为48.8万亿立方米，C2级为19.6万亿立方米。俄罗斯自然资源和环境部长东斯科伊指出，这一数据今后每年都将公之于众。
当然，也有人指出，这些数据是根据俄罗斯的标准计算的，而业界的资源评估是根据美国标准来进行的，因而此人认为“没有人会对我们的数据感兴趣”。根据美国标准，英国石油公司在其报告中指出俄罗斯已探明石油储量为119亿吨。
尽管有人认为导致数据不一致的原因是在于计算标准的差别，但是，这实际上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所计算的只是潜在的能源规模，而不是已经正处于开采状态的能源规模，因此，斗争的焦点就不在于能源的现实供给，而在于用油气储量的变化来影响国际能源价格乃至国际形势的走向，最后通过改变国际形势来达到夺取国际标准制定权(也就是霸权)的目的。
很明显，根据俄罗斯标准计算得出的石油储量超过根据美国标准计算的规模。因而，如果从供需平衡的角度来看，这对国际油价明显是一个利空消息，因而，对日益严重依赖油气出口的俄罗斯而言，公布这一数据的行为简直是不可理喻的。
但是，这个矛盾正好能够引起我们的反思，而这个矛盾的暴露也正好为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国际格局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当然，我们进行的反思的起点是不能把俄罗斯政府想成傻瓜。我们要假定俄罗斯政府的这一举动是深谋远虑的产物。
从国际油价的走势看，油价下行的压力已经很大了，而这个结果本来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操纵的结果。但是，现在，俄罗斯根据它的标准抛出了一个利空消息，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国际垄断资本是否应该继续原先的逻辑——也就是把国际油价给降下来呢?如果国际油价下跌，那么，从形式上看，俄罗斯的这个利空消息就和国际油价的下跌有了“因果关系”，由此，实际上就等于增加了俄罗斯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威信，客观上就使得俄罗斯标准具有了国际信誉，由此必然会出现一个连锁反应(搞不好变成蝴蝶效应)，也就是使得国际能源储备的计算标准发生了混乱，这个“双重标准”客观上剥夺了美国标准的唯一真理性，实质上剥夺了美国在这一方面所享有的国际霸权，这显然不是美国愿意看到的。但是，如果油价不下跌，那么国际垄断资本已经做出来的头部形态就失去了效益，而且还会使自己蒙受巨大的损失。于是，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一举动，从一开始就让美国陷入纠结之中。
当然，美国很清楚俄罗斯的目的，因而，从一开始就通过各种渠道来贬低俄罗斯的这个标准，从而企图将国际油价的变化与美国标准继续绑定在一起。但是，俄罗斯此举的目的还不限于当前油价的变化(特别是在它和中国签署了巨额的能源供应合同之后，俄罗斯在能源战场上的底气更足了)，其另一个很明显的目的就是要增加自己影响拉美和中东局势的威力。当前，拉美和中东的局势都处于动荡之中，而这两块地方都是美国向外输出危机的首选地区(但反过来也是美国的统治地位最容易受到挑战的地区)，因而，这两个地区的动荡实际上所反映的恰恰是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正在受到冲击。而俄罗斯企图增强自己对这两个地区局势的影响力的目的就在于增加自己和美国争夺国际霸主地位的实力，而这也就意味着使得拉美和中东局势进一步动荡的因素增加了。
《3D打印挑战“中国制造”优势?》，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网站7月14日报道。尽管写这篇报道的外国记者也知道有马克思这个人，但是，这位记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内容缺乏起码的了解。的确，如果3D打印技术能够大规模应用的话，那么相关的雇佣工人人数必然大幅度减少，因而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也必然成为明日黄花。然而，这位记者需要明白的是，对投资3D打印技术的资本家而言，其之所以愿意投资这个项目，原因只在于他能够利用这一较为先进的生产力来赚取超额利润。可是，这个超额利润之所以能够存在，那首先是因为有平均利润的存在，而平均利润又是以总利润为前提的，而总利润就是剩余价值的总额，而剩余价值则是以有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存在为基础的。
因此，反过来看这一过程就能发现，尽管3D打印技术所代表的生产力水平较高，但是，由于它会极大地降低雇佣工人的规模，因而也就会极大地降低可供剥削的剩余价值的总额，而这也就是减少了总利润，由此也就会使得平均利润迅速且大幅度下降，因而超额利润的存在时间也就会非常之短，整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会因此下降到一个史无前例的低点(但低利润率与高生产力的相互匹配就是马克思所得的一个结论)，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3D打印技术在哪一个行业中占据了支配地位，那么哪一个行业——对资本而言——就成为了无钱可赚的行业。
由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把劳动力成本视为资本家赚取更大利润的障碍，而没有认识到劳动力成本实际上是他们所能赚取的利润的唯一来源，因而在一开始，也就是在3D打印技术的普遍应用还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明显冲击的时候，资本家当然能够从其赚得的超额利润中感到自己的这一投资行为是正确的。但是，正如历史上反复演绎过的那样，发达国家的资本家马上就会感到应用这一先进生产力会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会威胁到他们的执政地位，因而，先进生产力就很难在发达国家被普遍的应用，相反，那些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倒反而能够大规模的应用先进生产力。
因此，尽管3D打印技术是一项由发达国家的资本集团发明的先进生产技术，但是，这个技术本身的普遍应用却只会起到恶化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危机的作用。相反，对物质文化生活还相对很匮乏的中国人民而言，这一先进技术的普遍应用倒是能够解决当下生产力水平不足的问题，而且还能从根本上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及建筑其上的上层建筑。当然，需要看到的问题是，由于中国的产业资本的既得利益已经十分庞大，因而，3D打印技术更容易被迅速应用在中国的产业资本尚未掌握的生产领域(正如我们从公开资料中已经看到的那样，3D打印技术在我国的国防建设领域及其他高精尖工业领域已经做出了突出性的贡献)，而已经被中国的产业资本所掌握的生产领域则很难应用3D打印技术了(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些领域就是中国危机得以爆发出来的经济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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