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钱荒”助中国经济自我修正》，德国《时代》周报6月28日一期文章。我们已经很清楚，新鲜出炉的“汉奸国贼经济学”就是强调要弱化事前监管，同时宣称要加强事后监管。然而，从银行“钱荒”一事上，我们完全可以看清“汉奸国贼经济学”的真面目，那就是“事前故意捣乱，事后撒手不管”，之所以要这么做，只是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达到卖国肥私的目的。汉奸国贼之所以坚持推行具有所谓自我修正能力的市场经济，那只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通过所谓的自我修正过程而产生的饱含血和泪的巨大代价不是由汉奸国贼自己支付的，而是由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支付的。
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指明了汉奸国贼所推行的改革路线图：首先是涨价，然后是私有化，最后是将国有资产和国民财富窃为己有。之所以要把涨价放在私有化的前面，根本原因在于国有经济的垄断性质决定了国企的利润率是非常低的，这种低利润率不仅保障了国有资本能够在一个非常庞大的规模上进行再生产循环，而且还能起到将任何私人资本排挤出去的作用，由此才能从经济层面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安全。
而汉奸国贼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才要不择手段地涨价，无论是抬高物价，还是抬高汇率，还是抬高利率，其根本目的都只是为了通过抬高利润率来使得效率极低的私人资本能够实现以资本增殖为前提的资本的再生产循环。所谓的物价改革，无非就是涨价，而涨价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能够让私人资本赚钱，反过来说，如果不涨价，那么私人资本就根本不可能赚钱，而如果私人资本不能赚钱，那么汉奸国贼的卖国肥私计划就根本无法实现了。
现在，汉奸国贼一方面在积极推进水、电、煤、气、油、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等各个公共产品的价格翻番进程，另一方面还在推进利率自由化改革。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网站6月29日的一篇文章里所说到的那样，利率自由化改革后，包括外资银行在内的私人银行的利率就将不受控制，由此，它们就能通过提高利率的办法来与国有大型银行争夺储户。而争夺储蓄的实质不过就是争夺资本。
因此，无论是允许外资银行在华开业，还是允许设立私人银行，其实质都是在掠夺国有资本。在利率没有自由化之前，这种对国有资本的掠夺只是体现在所谓的增量上，因而，这种掠夺国有资本的方式之所以不被人们所注意，只是因为人们不习惯用运动的观点去观察事物，也正因为人们习惯的只是用静止的观点去观察事物，所以就会对国有资产在经过诸如允许外资和私人设立银行等等的改革后出现坏账增多乃至面临亏损的问题感到不可思议，进而就会对社保基金、医保基金“平白无故”出现的亏空和漏洞感到不可思议，实际上，这些“不可思议”的观念之所以会产生，那只是因为人们实际上不懂得什么是资本而已。
资本是一种运动，资本主义是指这种特定的运动方式。资本不是静止的东西，而且，资本只能在运动的过程中保存自己并使自己增殖，因而，在国有资本的运动道路上引入其他资本的做法都只会起到削弱国有资本增殖能力的效果，说白了，就是国有资本的增殖道路被私人资本挤占了，机动车道上被中国政府——通过涨价——硬塞进几辆非机动车，其结果当然只会降低国有资本的增殖效率，而私人资本的增殖效率却不受影响，因为整条车道上的行驶速度不再由国有资本的再生产循环的速度决定，而是由效率最低的私人资本的再生产循环的速度决定了。
当利率自由化之后，对国有资本的掠夺就将从增量领域扩展到存量领域，由此也就会出现国有金融机构破产倒闭的问题，进而才会有所谓的存款保险问题。因此，如果不搞利率自由化，那么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大型国有银行破产倒闭的问题，因而也就不会有存款保险的问题，要知道，存款保险制度本身增加了资本再生产的成本，实际上是将银行的利润的一部分无偿地转移到保险公司的手里去了。因而反过来，银行将设法从企业和储户那里榨取更多的利润，由此，一方面企业的融资成本只会抬高，而不可能降低，另一方面，储户的利息收入将大幅度下降，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和美欧一样，储户存款不仅拿不到钱，相反还要倒贴给银行以管理费，同时还要承担存款因银行破产而受到的损失(据说存款保险的额度只有20到30万，换言之，只有美国存款保险额度的6分之一，在这方面，汉奸国贼肯定是不会与美国接轨而是要坚持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由此，利率自由化之后，不仅中国的金融形势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而且，这种不确定性将同时损害实体经济和储户的利益。
也正因为利率自由化改革将能够在摧毁中国国有经济这个问题上提供更高的效率，因此，汉奸国贼才愿意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去承担所谓的痛苦。然而，这种异化的表现本身就揭示了这些国家领导人的汉奸国贼本质。最后，真正受到痛苦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有资本，是广大的储户，是依赖银行贷款的企业，而推动利率自由化改革的汉奸国贼们却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但愿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汉奸国贼“在镜头前爱民，在笔头上杀人”的本质。
《考核评级助中共灵活执政》，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6月27日文章。如果“考核评级”和“干部评价”真能使中国灵活执政的话，那么习总也就不必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这段话在29日的央视网的题为《习近平谈党员管理：关键时刻要站得出来》的报道中被删除了，而30日的央视报道中则有这段话，可能是因为人民日报的那个版本里有这段话。国内主流媒体肆意删改习总的讲话已经见怪不怪了。)
“考核评级”和“干部评价”只是方法，只是手段，而不是全部，因为这种评级或评价所依据的标准才是决定评级或评价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如果只是强调评级和评价等手段的关键性，那么事物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也就是说，最后所选拔上来的官员必然是最善于做政绩工程的投机分子，这种严重脱离群众路线的做法必然从根本上弱化中共的执政能力，从而使中共政权显得更加脆弱而不是更加坚强。正如中国政府当前只强调改革开放这个手段本身的关键性，从而导致中国日益丧失经济金融主权，因而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金融危机面前显得更加脆弱而不是相反。
因此，真正要使中共灵活执政的话，就必须改变已经僵化的评价标准，只有改变了标准，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日益僵化的国内形势。当然，标准可以朝着不同的方向进行改变，因而并不是说只要标准改变了，那么就一定是朝着好的方向进行的改变，正如绝对不能说只要改革了，那就一定是朝着好的方向进行的改革。因此，我们也不能指望只要改变了“考核评级”和“干部评价”的标准，中国目前日益僵化的形势就会出现扭转。关键还是要看，标准改变后，是否有利于促进官僚集团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相反地变本加厉的为资本家服务，为外国资本服务(比如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这样的公开叫嚣要“提高民营资本对国有控股金融机构持股比例”的人显然就是一个一心为资本家服务的官僚)。
《菲蓄意攻击中国威胁南海和平》，法新社斯里巴加湾6月30日电，《菲律宾每日询问者报》网站6月29日报道，共同社斯里巴加湾6月30日电，日本《读卖新闻》6月30日报道。菲律宾之所以敢如此猖狂和蛮横，那绝不只是因为如它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有美国的支持，而是因为中国在与菲的领土争端问题上始终坚持着绥靖政策。也正因为菲律宾一点苦头也没有尝到，所以才敢与蹬鼻子上脸。与此同时，日本等国之所以那么关注中国在这个争端中的表现，那只是因为日本等国也很想摸清中国新一届政府在处理领土争端问题时所坚持的原则，一旦各国都充分意识到中国新一届政府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所持有的原则正好与它一贯标榜的原则相反，那么各国侵犯中国领土和利用中国分裂主义势力侵害中国权益的事情就会极大的增加起来。
因此，到目前为之，对中国新一届政府而言，说任何话都只是“空谈”，真正需要的是用实际行动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实干”。如果中国政府一方面对老百姓大谈特谈“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另一方面自己却在领土争端问题真正做到了“空谈误国”的话，那么这就不只是一种讽刺，而是真切损害了中国的根本利益。说到底，敢不敢用军事手段教训菲律宾，是检验中国政府在与菲领土争端问题上是否持有起码的民族立场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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