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当局批准斯诺登离开机场，斯诺登律师称尚未收到相关文件》，法新社莫斯科7月24日电，俄新社莫斯科7月24日电，美联社莫斯科7月24日电，俄新社莫斯科7月23日电，德新社莫斯科7月23日电，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网站7月24日报道。据报道，据俄护法机构消息人士透露，俄联邦移民局向斯诺登发放了关于其避难申请已被受理的文件。在边防部门允许下，他可以凭此文件离开机场中转区。
就在一个礼拜之前，美国法西斯及其豢养的中国走狗们还在为它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歪曲普京讲话的机会而自鸣得意，然而，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注定是常存不了的，事实证明，普京为俄罗斯能够获得斯诺登这个“圣诞礼物”而感到高兴，因而丝毫没有美国法西斯及汉奸走狗们所意淫的“普京希望斯诺登赶快走人”的这件事。
美国法西斯当然不希望有任何一个国家收留斯诺登，因为斯诺登翻出了美国统治集团法西斯专政的证据。尽管对斯诺登而言，他的这个行为很明显是在维护美国《宪法》的尊严，是在维护美国公民的人权，但是，美国统治集团并不这么看，在这场危机面前，美国统治集团的反动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当然，美国法西斯——作为一个整天将自己标榜成信仰“宪政”的武装暴力集团——并不敢用“莫须有”的罪名来缉拿斯诺登，于是就习惯性地用栽赃嫁祸的办法，通过编造各种罪证来给斯诺登罗织罪名，从而把斯诺登“证明”为一个罪大恶极的叛国者。在此过程中，美国的主流媒体集中力量对斯诺登及其亲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妖魔化宣传，大有把斯诺登打入十八层地狱后再踩上一脚的味道。据说这是文革中“造反派”制造冤案时常用的手法，然而，现在，我们分明看到，恰恰是“当权派”在明目张胆地使用这种手法，并且还厚颜无耻地把被他们屈打的对象指称为“文革余孽”。
李敖说过，“莫须有”的意思不是“没有”。他认为，秦桧——作为当朝宰相——再怎么想陷害岳飞，也不可能无耻到在没有罪证，因而在没有罪名的情况下就公然杀掉岳飞的地步，因此，根据他的考证，“莫须有”是“莫须，有”，也就是说，“难道没有吗?”。秦桧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暗示手下这帮爪牙和投机分子——一定要想办法把罪证提交上来。但是，这反过来也证明了，赵构和秦桧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拘捕岳飞的。当然，他们在抓捕岳飞的时候就已经在公开场合大肆宣传岳飞犯了很多大逆不道的罪行，但是并不提供任何证据，因为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证据。尽管在此之后，秦桧一党所提供的罪证无一不是证明了岳飞严重违背了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如“逗留不进”、“弃守楚州”、“指斥乘舆”、“坐观胜负”等数条罪名，换言之，秦桧一党将一个积极主张抗金、反对合议投降的民族英雄诬陷成一个畏缩不前、消极避战、割地卖国、图谋造反的汉奸、阴谋家，换言之，将原本属于秦桧的罪名强加到了岳飞的头上，然而事后证明这些罪证都是伪造的，这些罪名都是欲加之罪，因此，后来岳飞才得以平反昭雪，所谓的铁案被人民群众的力量碾成齑粉，而秦桧和赵构卖国肥私的阴谋也曝光于天下。因此，尽管当时赵构和秦桧在谋害岳飞时，也将自己的这个做法称之为是“时代所向、群众所盼”，但是，对人民群众而言，这只是反动统治者自说自话、自拉自唱、自导自演的一出丑剧。
（岳飞班师图，王师南归，金国宋朝子民无望，沿途跪拜痛哭。）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固然要辩证地看待一个人的功过，但是，不能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的头上。典型的如不能将后世儒生诬蔑秦始皇的罪名强加在秦始皇身上一样。所谓焚书坑儒，根本就是后世的诬蔑之辞，秦始皇杀的不过是几个——声称自己具有特异功能的——江湖骗子和邪教分子(如李二之流)，烧的及禁止传播的不过是前朝经典(如《毛选》第五卷、《周恩来选集》等等)罢了，即便按照现在的标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秦始皇推行的严刑峻法正是秦国得以强大和统一天下的保障，这不仅不是秦始皇的过失，相反还是秦始皇的功绩。后世儒生为了向权贵阶层献媚，所以无耻的把严刑峻法妖魔化为秦始皇的罪过，其实质不过是为了给“刑不上大夫”制造舆论，给特权阶层为非作歹却不受制裁编造借口，既然“刑不上大夫”，那么无论宰相怎么“不为自己谋取‘一分’私利”都不会受到应有的制裁了。因此，越是贪官污吏、汉奸国贼，越是反对严刑峻法，越是要妖魔化秦始皇，越是要把秦始皇诬蔑成暴君，然而，恰恰是那些不法分子和意图不轨者才是秦法所制裁的对象。而且，秦国的灭亡也和秦始皇本人无关，相反，恰恰是秦二世和赵高违背秦法，篡逆乱政，指鹿为马，破环纲常，陷害忠良，所以才导致民心尽失，天下大乱。因此，秦始皇实际上是被冤枉的。
用虚假罪证审判他人，乃至置人于死地，这是一切反动统治者在搞法西斯专政时惯用的手法。美国身上的这种例子太多了，典型的就是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因被美国诬称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被美国用武力推翻，萨达姆也被处死，但始终没有找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近来，美国也无端指责中国对其搞黑客入侵，比如前中情局长海登就指称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尽管华为予以坚决否认，但是，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海登称西方情报机构已掌握了华为从事秘密活动的信息，不过，该报没有提供任何间谍活动的具体证据。
在斯诺登引爆了“棱镜门”之后，美国法西斯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被曝光了，但是，美国法西斯不仅不抵赖，相反还义正词严地表示要把监视监听活动继续搞下去，与此同时，美国法西斯却反过来指责中国的电信企业对美国搞间谍活动。因此，对中国来说，问题只在于是否要承认美国的这一强盗逻辑?而是否承认美国的这一强盗逻辑是合理的，这将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民族立场和阶级立场。
南宋朝廷陷害忠良、杀戮民族英雄一事揭示出一国之政府的立场未必就是爱国爱民的，从赵构、秦桧到蒋介石、汪精卫，都揭示出一国之政府同样可以持卖国立场，因为卖国可以肥私，正如朝廷官员通过大搞贪污腐败活动将国家财富和公共财产中饱私囊一样，反国家性、反民族性、反人民性等等同样能够在一个国家的政府及其领导层里体现出来。因此，正如中华民国的老百姓没有理由去支持、拥护蒋汪卖国政权一样，南宋的老百姓也没有理由去支持、拥护那个卖国的朝廷。相反，那些在冤案面前“坚守地服从中央决定，静观法律审判”之辈恰恰是在做汉奸国贼的走狗，是在姑息纵容汉奸国贼为非作歹。张学良就是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就是为了所谓的“小局服从大局”，因此听从了蒋介石“不得开枪”的命令，让日本侵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三省。因而，如此“维护中央的权威”的做法非但不可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恰恰相反，中国因此才会陷入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
因此，尽管“令出一门方能不偏不倚”对一国政府自己而言是真理，但是，辩证法告诉我们，只有在该国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人民群众才会和政府保持一致，相反，如果该国政府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抛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而反过来卖国害民，那么从这种政府大门里出来的政令对人民群众而言又怎么可能是“不偏不倚”的呢?!“不偏不倚”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要讲前提的，对那些和美国法西斯不清不楚的汉奸卖国政府而言，它的“不偏不倚”就是卖国肥私，对殖民地政府而言，它的“不偏不倚”就是给殖民主义势力当看门狗。总之，在大谈特谈“走群众路线”的今天，只有走群众路线的政令才能“不偏不倚”，更不要说当今中国的很多政令尚不是出自新华门，而是出自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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