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历史往往会给人们提示一些有着深刻思考的东西。也许在当时，那些足以历史引发转折的因素还不为人们所知晓、所重视，但事过多年，拂去岁月的烟尘，揭开被蒙在那些具体事件之上的迷雾，却才发觉，原来历史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如果当初没发生过那些事件，也许后来由此引发的一切就不会到来。
但历史绝没有如果，更不存在假设。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朝代的兴亡盛衰可以为我们提供警世之鉴。它就是南宋与晚明。但可能许多人想不通是，无论是南宋还是晚明，象征它国力与国民经济发展的GDP都冠绝于当时世界。但如此肥大的两个王朝并没有因为其经济的虚拟繁荣而挽救覆国亡邦的命运。无论是曾被人炫耀一时与后世的所谓当时经济发展成果、文化成就和科技发展，都不足以掩饰其国基溃亡崩塌、当朝官员腐败巨贪、外邦恶临虎视眈眈、国内民变蜂起而最终招致丧邦亡国的可悲命运。
透过历史诡异的迷雾烟云，以今人的观点衡量，我们说导致南宋与晚明王朝崩溃的最关键原因是其政权执政公信力的完全丧失。
南宋(1127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诡异朝代。宋高宗赵构在北宋陪都南京(今河南商丘)仓促登基，后南迁绍兴率百官遥拜二帝，以绍兴为行都，以临安为行在，史称南宋。与金朝东沿淮水(今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南宋与西夏、金朝和大理为并存政权。南宋偏安于淮水以南，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经济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但军事实力较为软弱、政治上较为无能的一个王朝。
南宋灭亡五十余年后，由于元朝统治者日益残暴黑暗，终于爆发了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参加了当时的濠州大帅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分支，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独霸一方，史称西吴政权。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明朝。明朝初年国力强盛，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励精图治，至明宣宗的近百年间，明朝北进蒙古高原，南征安南，伐锡兰，羁縻马来诸岛族。明初天下大治，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一个接一个，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如此盛世的明朝，为什么会最终亡国?明万历朝中期始，皇帝怠政，官员更加腐化，地主阶级疯狂搜刮民脂民膏，导致江南民变的发生。万历末年，关外建州女真努尔哈赤起兵，明朝开始走向衰亡。天启年间，魏忠贤宦官集团的专政加快了这一进程的发展。至崇祯年间，当时连年灾荒，明廷因财政破产，无力镇抚，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后金的军队也突破长城防线，五入关内。崇祯十六年(1643年)，京城闹“黑死病”，大批官民染病死去，次年春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克北京，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在煤山(今景山)自缢殉国，时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象征明朝在全国统治性的政权结束。同年吴三桂引领清军入关。至此，随着八旗铁骑踏入中原，纵横驰骋，明王朝也最终走向覆灭。
可以发现这两个王朝的共同点是，开国之始都是励精图治，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是以民心所归，政权稳固。
但南宋的致命缺陷是虽是经济发达，科技发展，且对外开放程度高，但政治上无能和无为，军事上软弱。尤其是宋高宗时期，重用奸相秦桧，对外一味屈膝求和、岁币外交，对内打击迫害主战派。宋高宗在位初期年轻力壮，尚能有意抗金，收复河山，重用主战派，以李纲为相、宗泽镇守汴京。曾多次大败金兵，令局面稍为稳定。但后来赵构没有对抗金朝的决心，罢免了李纲、宗泽等人。更为严重是听信谗言，把当时著名抗金将领岳飞打上“谋反”罪名，但实在苦于无确凿证据，又以“莫须有”之荒唐罪名杀害岳飞于风波亭。
而要说明朝的经济，在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方面都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如无论是冶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纺织，瓷器，印刷等轻工业，在世界都享有盛誉。明朝以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宋朝手工业从官营到私营的演变，而且变化得更为彻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还在实行以商人为主体的盐引制外，一些手工业都摆脱了官府的控制，成为民间手工业。晚明时中国民间私营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当英国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算巨富时，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例如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数千万两白银，即使是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也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在商业都市的发展规模、人口城市化状况和市场化程度方面，16世纪的欧洲城市规模还较小，1519年至1558年时期，拥有2万至3万人口即可称为“大城市”。从城市规模和人口比例看，晚明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反倒稍高一些。据伊懋可的数据，中国城市人口在明朝末年占到总人口的6%至7.5%。据曹树基的估计，1630年时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8%。
至于商业的空前繁荣，明代中后期，农产品呈现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商业化趋势。江南广东一大片原来产粮区由于大半甚至八九成都用来生产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而成为粮食进口区，其它一些地方则靠供给粮食成为商品粮食出口区。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当时桑、棉经济作物和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步，据称常思患粮食不足，故此区域内调剂甚繁。
但整个区域仍有不足，须由湖北，江西，安徽运入，所谓“半仰食于江、楚、庐、安之栗”。一般粮食作物的种植，主要有稻、麦、粟、梁、黍、菽等多种谷类;某些本来可以自给的区域，由于手工业的发展，非农业人口的剧增，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使本地生产粮食不能满足需求，因而每年需从外地输入大量粮食。不少土地主缙绅也逐步将资金投向工商业，“富者缩资而趋末”，以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为名号的商帮亦逐渐形成，并在一定地区和行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人口转为工商业者的数量急增。此即是其时城市化发展的原因。
再至后期，1626年冬，努尔哈赤死，袁崇焕为议和遣僧前去吊孝，遭到时任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人的激烈反对。1629年(崇祯二年)10月，后金汗皇太极由蒙古人做向导亲率大军，通过喜峰口，从龙井关突破长城，攻陷遵化、滦州、永平、迁安四座要塞，直逼帝都。由于人事变动，朝廷一度失去了对辽西边防军的控制，而卫戍帝都之三大营为后金武力威慑，北京城外园亭庄舍被入侵者蹂躏殆尽。同年12月，崇祯帝诏令天下兵马进京勤王。1630年(崇祯三年)，帝以“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等罪名将负责辽东军务的袁崇焕处死。
……
一个王朝的覆灭，应该是有着许多亡国之因的。但就以南宋与晚明来看，无论是经济上的发展成就还是科技的进步，都无以挽回覆灭的命运。有一个原因不能忽视，那就是自毁国之栋梁。试问，如果宋高宗不是听信奸相谗言，不是由于深怕岳飞一举飞捣黄龙，迎回徽钦二帝而威胁到自己的帝王之位;如果崇祯不是后来所言的中了清太宗的“离间计”，即使是由于袁崇焕太炫耀、太胆大、太敢说话，太敢向皇帝索要内孥，太敢无视一切敌人，太敢独断专寰，太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一切……甚至说他不会韬光养晦，不会为自己留后路……但我们要说，以当时情势，怕只有岳飞能挽救南宋命运，也只有袁崇焕能抵御清兵的进攻。但人们不愿看到的结局却是，岳飞被施尽酷刑，最终问斩;袁崇焕被那位十九岁的崇祯皇帝下令用刀片，就象北京人爱吃的涮锅肉，一片片地把四十七岁的袁崇焕剥皮剔尽，凌迟处死。据说袁崇焕的肉片被在天子脚下市价争购，更有无知百姓佐之与葱蒜，拌之与烈酒，而争食英雄的体肉……
一个利令智昏无耻王朝由于容不得此等忠心报国的义士英雄，注定了一个家族帝国的消亡。崇祯杀袁崇焕是一例，宋高宗害死岳飞也是一例。其实从南宋处死岳飞，晚明凌迟袁崇焕，就是这两个将死王朝自掘坟墓的开端!
大凡亡国之君，总会是伴随着一己私欲的凌驾国之利益与民之祸福之上。一个政权即将走向覆亡之时，也总要伴随奸相的弄权，忠贞之士遭受打击迫害。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导致其执政公信力的完全丧失。于是，外邦欺凌，朝纲混乱，官员腐败，民变蜂起，更还有无耻的马屁御用文人歌功颂德、拍马逢迎。对上愚弄朝廷，对下欺骗百姓。而那个已然岌岌可危的垂死王朝，既要面对外邦威胁与凌辱，又要面对内起的乱端。既要攘外还须安内，处处掣肘，无奈之下，对外奉行岁币外交、韬光养晦;对内悖行不遗余力的河蟹、维稳。终至力不从心，执政公信力丧失殆尽，终至王朝大厦垮塌崩溃。
更多时候，取决于一个政权能否稳固，有着旺盛生命力的关键因素，不是看什么经济发展数据，不是看什么对外开放程度，再至于什么商业繁荣，城市化率发展等等，都无足轻重。而庙堂之上以一己私利为先，听信谗言，奸相弄权，自毁国之中流砥柱，最终导致其执政公信力丧失殆尽，才是最为致命的因素!
无论是南宋还是晚明，大抵当时面对岳飞与袁崇焕被害之时，由于朝廷权力的暂时优势与一时淫威，由于那些无良无耻走狗文人的拍马逢迎与真相歪曲，许多百姓被蒙在鼓里，对事件真相无从而知。所以才有袁崇焕被害而争相食其肉，岳飞被害而无动于衷。大概当时的人们更多还算计一己利益收入，争名与朝，争利与市，直到亡国来临，直到外来侵略者的屠刀对自己挥起之时，一切都晚了。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性，由于信息闭塞，他们可能临死也不会明白为什么国之大厦说倾就倾?为什么老百姓总要为庙堂之上昏庸之主的利令智昏误国毁国买单?但今天的信息化时代，网络普遍普及的时代，再若是重复历史的误区，那就真是对国家而言养痈遗患，对自己而言自寻末路。
但愿历史的殷鉴能带给我们以有益的思考!!!
有些时候，历史本来不用在那里转折，但确确实实是开始了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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