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兵，律师，原名张铁夫，1966年改名张红兵。
文革初期，担任县卫生科科长的父亲成了走资派接受批判.张红兵“为了表示自己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贴了批斗他的大字报。”
1970年2月13日，一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其母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张红兵认为，母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张红兵父亲让他母亲把嘴里放的毒写成书面材料，然后就拿着材料去检举。张红兵又补一灶火，写一封检举信，与自己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两个多月以后，他母亲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执行枪决。他们父子究意检举了些什么，我们无由得知，但肯定不会就是“不该搞个人崇拜”和“要为刘少奇平反”！
张红兵的行为，如果当时确实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误判了其母的行为严重地违背了革命利益，而坚定的站在革命立场上，大义灭亲，与母亲进行进行斗争，那么，今天的他来“忏悔”，我认为还情有可原，因为，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舍孝全忠，无可非议。其错，错在对这个问题的误判，不影响其人格和品德。
那么，张红兵当年检举母亲是不是属于这种舍孝全忠的大义灭亲之举呢？我们还是听张红兵自己的回答。他在回答新京报记者问时说：
“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一句话泄露了天机。张红兵不打自招了。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突出政治的时代。在用人方面，包括入团、入党、招工、参军、提干……，不像现在，可以通过金钱或关系起作用，首要的就是考察政治表现。但一个人的政治表现又是一个难以准确识别、掌控的东西，这就给了一些政治投机商以可乘之机。这些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往往会寻找各种机会，拼命地表现自己。其中的一部份人也因此获得了成功，这也是现在一些刻骨仇恨那个时代的人却在那时候可以大红大紫的缘固。譬如时下反对毛时代反对大跃进的急先锋《墓碑》杨继绳，就是通过大歌大颂大跃进“发迹”，当校刊主编，当团支部书记，当学生共产党员，当清华大学生，最后走上新华社记者的关键岗位的。
张红兵也是一个这种类型的人。他十分迫切的希望通过表现自己从而改变人生、改变命运。所以，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他就改用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名字。“为了表示自己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他贴了批斗父亲的大字报。当他看到父亲要去检举母亲时，立刻发觉这是一个上天赐给他的大好机会，一个“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与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大好机会。他对这个机会的价值评估是，抓住了机会，就可以成为英雄，就可以出人头地……。这时候，母亲的形象在他的脑子里已经荡然无存，取代母亲地位的就是这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于是，他赶紧写了一封检举信，连同红卫兵胸章一起交给军代表，用这个身份以显示自己比父亲的立场更坚定。
很可能是固始县领导从骨子里厌恶他的卖母求荣吧，所以，他用出卖母亲生命的代价获取的回报却与他的期望值相差太远。固始县只是赏了他一个“大义灭亲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雄”称号，只是在县教育革命展览中，给他挂了一块《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的展板，并没有特殊照顾他当兵或是进工厂，而是与常人一样让他下了农村。这是张红兵对他的“大义灭亲”感到很不爽的一个缘固。
不过，我以为，幸而如此，这才使他今天有了“本钱”可以出来忏悔。假若他因举报母亲而成了今天的师长、军长或是市长、省长，他就绝对没有脸面站出来忏悔，因为他的脸上贴上无法剥落的卖母求荣的标签了!
今天，他又“勇改”地站出来赶“忏悔风”，与当年“勇敢”的行为，性质基本一样。当然，如果他真要忏悔卖母求荣倒也可以算是天良发现。但是，他都忏悔些什么啊?忏悔他中了文革的毒，忏悔文革把他的灵魂扭曲了，忏悔文革把他的亲情全部革掉了。他想得很天真，竟然还打起官司来，要求政府把他母亲的墓当文革文物保护，以为撕下卖母求荣的标签大家就不认识他了，以为把一切推给文革他的肮脏灵魂就洗白了。这就像今天的贪污犯，弑母犯等一样，以为可以用一句被金钱扭曲了灵魂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至于忏悔风的刮起者，他们在意的并非张红兵一个人，他们只是要借一、两个张红兵现身说法，求证出那一代人的灵魂全被文革扭曲，求证出那一代人的感情全被文革革掉了，从而求证出那是一个冷酷无情六亲不认的时代。北京青年报甚至有人提出要从文革的个人救赎到集体的反思，好像他们早已求证出那一代人的灵魂都被扭曲了。
果真如此吗?我比张红兵大了11岁，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全过程。文革期间，我的弟弟不幸患了右腿髋骨骨髓炎。母亲带着他在县里市里省里的医院住了两年多院没治好。由于相信部队医院技术比地方医院好。我决定让父母把弟弟送来部队治病。作出这个决定之前，也进行了价值评估。我们连有位战士的母亲去世，主动放弃请假回家奔丧，因此而受到表扬。我把弟弟接来部队治病，很有可能就要影响自己的政治进步。不过，我还是选择了亲情，为弟弟治病最紧要。
父母和弟弟来到部队后，受到了连队领导十分热情的接待，当天，让炊事班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几位领导亲自陪同用餐。第二天，就批假让我送弟弟到武汉空军医院治病，医院床位紧张不同意接收，我找到武汉空军司令部，一位副司令员亲自打电话与医院的于副院长联系，让我弟弟住进了医院。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就是那时的革命队伍，它也充满着浓浓的世俗人情味!
回到地方工作，1970年，我因犯政治错误接受批斗，这期间，虽然也有个别朋友成了批斗我的干将，但我感受更多的还是来自领导和同事们的同情与关心，有的关心使我感到比平时更真切、深切，以至于刻骨铭心。对我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单位主要领导亲自找我谈话，教我好好认识错误，并告诉我，“作为领导，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争取不给你处分。”对于一个犯政治错误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句话的情份更深!在我获得自由后，有位朋友开导我不要背思想负担，当时她说的一句话至今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又没偷，又没抢，一点也不丑。”在她的心中，只有盗、抢才可耻可恶，政治问题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她也是一个刚出学校参加工作的前红卫兵，文革把她的灵魂扭曲了吗?那么多关心我的领导和同事，没有谁被文革扭曲了灵魂!他们都极富感情、很重人情。
我深信，高尚的灵魂永远不可能被扭曲。正常的灵魂不可能轻易被扭曲，能被外力轻而易举扭曲的灵魂，本身就不是正常的灵魂，本身就是一颗肮脏的灵魂。文革期间，这部份人的灵魂得到了充份的暴露，但是，任何单位、任何学校和任何一个红卫兵组织，这种类型的人都是极少数，而像张红兵这样为了自己能当兵、能进工厂、能逃避下放农村而检举母亲、要求枪毙母亲的人，则是极个别的了，当时的全中国，很可能就只有张红兵一个人!
应该感谢文革，正是文革，及时暴露了张红兵的这颗肮脏透顶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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