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刊出据称为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研究员秦晓鹰的文章——《当毛泽东120冥诞撞上改革开放35周年》一文(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world/story20130912-252091)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就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和改革开放35周年之际，对中国社会左右矛盾作出比较理性的解剖，但还是有些片面。
无论是对历史怎样的评价，还是对今后发展方向的争论，毛泽东都是无法绕过的话题。确实，邓小平时期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暂时成为了社会的普遍共识，然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种共识被撕裂成对立，而毛泽东成为了分水岭。正如所说的那样：“在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和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当下在中国公众里的确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而在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中，这种对立则更为激烈，不说有几分火药味儿，至少是到了捶胸顿足大动肝火的地步!”这种对立也被视为“左派”与“改革派”的对立。“左派”与“改革派”本来就没有特定的标准，但当今中国社会，“左派”就是“毛(泽东)派”，从的文章看，也就是指的“毛派”。“改革派”就是“私有化”派，因为所有的改革都是围绕着私有化进行的。两派之争的本质是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之争，以及建立在这两种所有制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之争。
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争论不是开始就有的，恰恰是对两个时期的社会比较和对当今社会发展的反思后产生的，也是因为历史验证了毛泽东当年抓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警惕并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之后产生的。毛泽东就是一位已经过世的领导人，如果仅仅是对一位已故之人的评价，并不会如此的尖锐激烈。但毛泽东恰恰代表了一个阶级群体，毛泽东思想却关系到两个不同阶级的发展前途和根本利益。因此，从阶级的角度，当今围绕着毛泽东的两派之争，实质反映了阶级矛盾的斗争。对“文化大革命”的争论，其落脚点是关于为各自选择发展方向寻找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的争论。因此，把“左派”看成是“保守派”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改革已成为左右的共识，只是两派在说法上是不同的。之所以都要改革，因为当今社会问题积重难返，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社会环境内外交困，两派都不满社会的现状。因此，都希望改革，关键是怎样改，改什么，要改成什么样。对于“左派”而言要“回归”，对于“改革派”而言称“深化”。这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也关系到两个不同阶级的根本利益。
所为的不能“走文革老路”，具体的讲就是不能走“公有制”的路。因为公有制是关乎社会性质的敏感话题，所以在“改革派”中也有保守与急进，保守者对公有制羞羞答答或挂羊头卖狗肉，急进者就是公开诋毁和彻底否定公有制。“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历35年已使国家面貌大变，民众生活大变。”但同样不能否定“文革老路”的发展，这是绕不过去也回避不了的，更是捣毁不了和抹杀不了的。因为今天的发展是以“文革老路”的发展为基础的，而且是通过卖“文革老路”的田地和祖产发展起来的。“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但停顿和倒退都是相对的，私有制的前进就是公有制的倒退，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社会主义的停顿。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倒台，对于左派来讲是镜子，对于改革派中的急进派来讲是经曲和样板。
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中国梦”也是不同的，没有明确发展方向的“中国梦”注定是“白日梦”，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必定是社会主义的“人间恶梦”。私有化的35年，是贫富差距史无前例的加剧，这样的社会巨大发展，是少数富人踩着大多数穷人利益的发展。这样的发展，社会不可能安定，也不会有和谐，又何以有“富国富民之梦”?维稳经费的逐年增加就是一个证明。一个以金钱至上的私有化社会，何来道德，“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交通安全、环境保护、社会治安以及市场信用方面一再出现的重大事件”，暴露出的不只是社会管理体系的严重缺失，而是资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和私有化的必然结果。这种社会矛盾如果不是解决所有制问题，以及在这个所有制下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不可能解决尖锐的社会矛盾的。
由此可见，正如所说的那样，“如此一来，当毛泽东诞辰和改革开放纪念这两个敏感的时间节点来临时，这两大悬殊的对立的理念又怎么可能不发生大的争论呢?”的担心：“笔者也以旁观者的目光认为，中国的左派是二十一世纪的民粹主义思想派别，其心至诚，其志弥坚，但却与他们的许多可敬前辈一样，其理想只会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是对已逝岁月的追恋，更是一种时代的哀叹。”我尊重的善意，但有一点必然说明，所指的“乌托邦”，其实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实现并在在实践着，同时又被改革派在掠夺和剥削中彻底摧毁，也正因为如此，关于道路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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