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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的“中间道路”实质是“西藏独立”两步走

朱维群 · 2013-10-15 · 来源:西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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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80年代接触商谈之初,中央领导就一针见血指出“中间道路”本质:“西藏独立”不行,“变相独立”、“半独立”也不行。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西藏独立”一步走也好,还是分两步走也好,都是死路一条。

  达赖的“中间道路”实质是“西藏独立”两步走

  朱维群

  据西方媒体报道,6月15日,已“退休”数年的十四世达赖在澳洲向信众宣称,他本人才是海内外藏民的“真正领袖”,而他推动的“中间道路”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好方法”。近来,“中间道路”再次成为达赖集团和一些西方人热炒的话题,而境内也有人公开半公开制造舆论,仿佛中国政府只有接受“中间道路”,“西藏问题”才可能解决。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所有“中间道路”拥护者都闭口不谈“中间道路”具体有哪些内容。为什么?因为只要略为具体一点儿,“中间道路”的“藏独”马脚就露出来。

  对达赖集团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间道路”是1987年达赖在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上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散发的“七点新建议”基础上形成的。“中间道路”的背景是,中国改革开放蒸蒸日上,而达赖集团对西藏的武装破坏屡遭惨败,集团内部纷争不已,特别是美国为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止了中情局的“西藏行动”和经济、军事援助。公开的“西藏独立”搞不下去了,于是有“中间道路”的呱呱坠地。

  把上述两个文件内容综合起来,“中间道路”有五条基本内容。第一是不承认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是一个被中国占领的“国家”,这就为达赖集团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重新公开打出“西藏独立”旗号埋下了历史和法理依据。二是图谋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的“大藏区”,要求中国政府将包括整个西藏、青海,四川的两个自治州,甘肃和云南各一个自治州统统交由达赖统治,总面积占我国土面积的14。三是要求在“大藏区”实行“高度自治”,除军事、外交由中央管,其他举凡政治、经济、文化、人口、教育、语言、环保、宗教等统统由达赖管,这实质上就在青藏高原上推翻了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四是要求中央把解放军全部撤出“大藏区”,通过国际谈判把“大藏区”搞成“一个国际和平区”。五是要求“移民入藏的汉民回到中国”,据达赖1987年向美国国会报告,至少要驱走750万汉人,而如果按照“大藏区”实际“规划”地域算,至少要赶走汉族和其他民族2500万人。

  在2008年11月的接触商谈中,达赖的私人代表又向中央统战部接谈代表提交一份《为全体藏人获得真正自治的备忘录》,声称这是“中间道路”的最新版本。但是这份“备忘录”对“中间道路”以上内容没有任何变动,只是又增加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文字,自称“西藏流亡政府”是世界上所有藏人的“代表”,应当享有同中国政府平起平坐的权力,提议由达赖派人同中央共同组成班子,对中国宪法进行“修改”。事实表明,无论哪个版本,“中间道路”都是完全违背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包括藏族在内的任何有一点爱国心的中国人可以接受这些要求吗?世界上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如果面对同样的要求,难道能够容忍吗?这也就是某些人向公众大捧“中间道路”而丝毫不敢触及其具体内容的真实原因。

  “中间道路”与“西藏独立”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公开的“西藏独立”图谋用暴力方式一步完成,而“中间道路”则是“西藏独立”分两步走。“中间道路”提出不久,达赖的兄弟丹增曲嘉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称,“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就像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自治是获得独立的第一步”。达赖集团《西藏通讯》刊文解释,“主张独立的活动分子认为,五点和平建议和斯特拉斯堡建议是一种背叛,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吸纳阅读字里行间背后的含义,假如真正有那样的环境,其效果与真正的独立没有差别”。

  “中间道路”提出至今26年,没有产生达赖对其手下所承诺的任何效果。近年煽动策划“自焚”事件,企图迫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在全世界面前进一步暴露达赖集团的残忍和虚伪。以“藏青会”为首的“急独”势力耐不住了,对伪政府甚至对达赖本人的非议日益增多,使达赖陷于进退两难境地。今年6月7日境外媒体报道,据“急独”派揭露,伪政府一些要人为了摆脱被动,不得不托出达赖内心真实想法:“虽然他们完全支持中间道路,但也将独立牢记于心。毫无疑问,独立也存在达赖喇嘛心中”。达赖对“急独”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十分恼火,一面出手“弹压”,一面亲加抚慰。据外电报道,去年达赖3月25日在一场会见中解释,“西藏从历史上讲是最有权利争取独立的。我讲的中间道路是面对现在的困境,是如何解决这个困境的方式,所以西藏独立是有它的根据和道理的。”今年5月12日,达赖在美国教训“急独”分子说,“藏人有权利争取独立。若决定要争取独立,那么就应该拿出切实的计划,而不只是口头上喊两句。”6月,“藏青会”代表大会最后一天,前“首席噶伦”桑东代表达赖到会讲话,称“达赖并没有说‘藏青会’应该改变独立立场,达赖喇嘛过去从未说过,将来也不会说。”

  “中间道路”指向哪里,还不够清楚吗?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接触商谈之初,中央领导就一针见血指出“中间道路”本质:“西藏独立”不行,“变相独立”、“半独立”也不行。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西藏独立”一步走也好,还是分两步走也好,都是死路一条。

  链接:宗教与政治达赖能做切割吗

  朱维群

  据达赖集团媒体报道,十四世达赖日前在拉脱维亚会见部分议员时表示,“拉脱维亚曾遭受过苏联和德国的统治压迫,应继续帮助和支持西藏等至今仍遭受压迫的民族”。达赖公然把中国比作原苏联和纳粹德国,把中国西藏比作有待从“压迫”下解放出来国家,不仅是对历史的蓄意歪曲,也再一次表明其顽固的分裂主义政治立场。

  自达赖宣布“退休”以来,不断有一些人声称达赖“结束了达赖喇嘛制度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从政治回归宗教”,从此“不存在任何恢复政教合一的愿望”,因此中国政府不应当再反对外国政要会见达赖,同时应当使西藏在宗教领域对达赖开放。那么,达赖的政治立场因为其“退休”而改变了吗?宗教上的达赖和政治上的达赖可以分开对待吗?

  本来,宗教与政治分属两个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领域。在我们国家,宗教只要是在国家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不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就可以受到政府的保护,同时政府也不去干涉其团体内部事务。但是,由于旧西藏建立在封建农奴制基础上的政教合一的传统,达赖一切世俗权力的取得与行使都与其宗教地位密不可分,而这一严重背离历史潮流的传统在达赖集团那里迄今被完整保留,半个多世纪来,宗教始终被用来充当动员、组织、实施分裂主义政治活动的工具,也始终是骗取国际同情的资本。

  2011年,达赖高调宣布“退出”政治,但是达赖集团“修改”后的“宪法”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全方位强化了达赖的政治权力,规定达赖对“保护和发展西藏人民的福祉、道德品行和宗教文化,解决‘西藏问题’,负有指导、教诲、鞭策的责任”;可以“自行或根据请求,在西藏民族、社会和政教等方面的重大事务上对议会和噶厦进行指导”;“代表流亡机构和西藏人民同国际要人进行会谈,解决‘西藏问题’,继续任命驻外办事处代表和特使。”这个集团举凡政治决策、行政运作、国际活动、重要人事任命,仍然牢牢把握在达赖手中。

  实际上,两年多来达赖在国际上频繁窜访,宗教活动没见几场,讲的都是“西藏独立有它的根据和道理”,攻击“中国侵略并高压统治西藏”,“中国的强硬政策遭遇彻底失败”,诬称在中国钓鱼岛问题上“大陆实施反日的极端教育”,挑唆印度“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兼带散布各种古怪的谣言,几无一日停歇。

  达赖在其集团内部仍然握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权。据多家外电报道,6月15日,达赖在澳洲当着上千听众,手指身旁的伪议长说,唯有我才是海内外藏人的真正领袖,而包括伪政府、伪议会头目在内的其他人都不能代表藏人。以至美国媒体惊愕评论:“这项谈话与他以往‘退休’之类的话背道而驰。”

  最能表明达赖贯于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莫过于其对待一度发生于国内川、甘、青交界处的自焚事件的态度。6月14日,达赖在悉尼遭遇一些华人批评时为自己辩解,“自焚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我已在2011年把所有政权权力移交给民选领导人,从这个角度讲已经不对这些事件负有直接责任了”,把自己的手洗得干干净净。但正是这位达赖,2011年10月19日在印度亲自主持“特殊法会”,领头参加“绝食活动”,对自焚行为进行支持和声援;正是这位达赖,2013年3月对印度媒体称,“这些自焚者是为了佛教。如果因为生气而最后导致自杀,就是消极的,如果动机是充满热情的,导致了自杀,就是积极的,所以还是要看动机”;也正是这位达赖,听任其手下鼓吹自焚是“菩萨行”,把自焚者吹捧为“英雄”、“斗士”,秘密指使一些人渗透到境内煽动、策划自焚,把一个又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年推入火堆,而他自己却若无其事地表示“如果我说自焚是错误的,这将对自焚者以及自焚者的家人,还有留下来的人造成很大的创伤”,“我不希望造成某种自焚是‘错误’的印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中立”。

  达赖的行为完全背离了佛教珍爱生命、反对杀生的基本教义,也极大败坏了藏传佛教的声誉,不能不遭到各国舆论的强烈质疑。9月16日俄罗斯媒体评论达赖立陶宛之行时尖锐地批评:“总体上,在谴责类似(自焚这种)抗议行为时,达赖有所保留。他称,自杀的罪孽在特殊情况下可能得到宽恕,甚至还钦佩这种‘公民抗命’的方式。”

  中国政府不可能对某些国家政要以任何名义会见达赖保持沉默,因为当任何一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它就已经承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理由会见一个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叛乱集团的头子,不论这个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中国政府也不可能对“宗教上的达赖”与“政治上的达赖”作出什么切割,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位名为丹增嘉措的先生把崇高的“达赖喇嘛”宗教名号变成分裂主义的政治工具,不仅给西藏各族人民也给藏传佛教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把整体的达赖分成宗教和政治两个部分分别对待,在实际上也根本办不到,其结果只能是给达赖集团利用宗教渗透西藏、搞乱西藏敞开大门。

  由于十四世达赖的封号同历世达赖一样是经当时中国政府认定、册封的,由于藏传佛教在藏族群众中具有广泛影响,我们对信教群众的工作重点仍然是引导他们在政治上同达赖划清界限,同一切分裂国家和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开展斗争,团结更多的人同我们一起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捍卫西藏来之不易的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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