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凌晨，北京市石景山区喜隆多商场发生火灾，北京市公安局调集15个消防中队，63辆消防车，共300多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灭火，8个小时后大火被扑灭。在这场与火灾的搏斗中，石景山区消防支队参谋长，35岁的刘洪坤少校，石景山区消防支队八大处中队副队长，28岁的刘洪魁中尉不幸牺牲。12日，公安部授予二人“烈士”称号，并颁发献身国防金质纪念章。
据了解，当天凌晨，并没有在值班的刘洪坤主动赶到火灾现场协助指挥。他得知商场四楼的餐饮区有大量煤气罐，而四楼的西侧、北侧都是居民楼，便带领包括刘洪魁在内的8名战士携带装备前往四楼侦查火情。早上6点10分，电台里传来刘洪坤的声音：“烟太大了……迷路……派人联系……”这是人们刘洪坤最后的声音。几分钟后，商场西侧爆出一股浓烟。中午11点左右，火被完全扑灭。一墙之隔的很多居民甚至不知道发生了火灾，没有群众伤亡。然而，人们找不到刘洪坤和刘洪魁。直到下午三点，消防战士在四楼发现了他们二人的遗体。据推测，商场四楼当时发生了局部坍塌，刘洪坤和刘洪魁因烟大而没能脱身，他们的遗体距离四楼的出口只有几米。
当刘洪坤、刘洪魁的遗体被抬出来时，刚经历了与火灾搏斗的消防官兵跪了一地，哀痛的哭声撕心裂肺，令人闻之动容。刘洪坤的同事说：我为有这样的战友而自豪。刘洪坤是山东滕州人，夫妻两地分居，有一个女儿。得知丈夫牺牲后，妻子石丽来到北京，她说：我为他感到自豪。刘洪魁是山东曲阜人，今年1月刚领了结婚证，6月办了婚礼。新婚不久的妻子门樾来到北京，重复着一句话：“他是我的骄傲”。13日，石景山消防支队一楼大厅里摆设了两位烈士的灵堂，数百位市民自发来到这里吊唁。一位大妈含着泪说：我来送送他们，记住他们的长相，把他们的事迹讲给孩子们听。一位山东老乡说：他们是我们的亲人。一位出租车司机说：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当天下午，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也来到灵堂前送别两位烈士。石景山区各界群众，包括喜隆多商场的个体店铺业主自发为两位烈士的家属捐款。著名慈善家李春平说：“我当过9年兵，所以对战士们感情特别深厚”。李春平赶到两位烈士家属在石景山的临时住地，跪谢了烈士的母亲，给每位烈士的家属各捐赠30万元。首钢集团也给烈士家属捐赠了60万元慰问金。得知刘洪坤烈士5岁的女儿有先天心脏病，北京和山东的多家医院表示要为她提供免费治疗。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青年联合会追赠刘洪坤、刘洪魁“山东青年五四奖章”。
左为刘洪坤，右为刘洪魁。
谁都不愿遇到死亡，但死亡总会发生。当面对死亡，总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职责，无所畏惧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人们称他们为“烈士”。“士”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一个概念，原意是指下等贵族，后来发展成对社会上某类人的专门称呼。如知识分子，有学士、硕士、博士等;如军人，有武士、壮士、勇士、战士等。从源头上说，儒士与武士、文士与战士原先是不分的。关于“士”，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出自《战国策》。书中描述了一个名叫豫让的人，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赴汤蹈火，义无反顾，刚烈决然地慷慨赴死。书中记载了豫让说过的一句话：“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成为那个时代很多豪杰的人身准则，如聂政，如荆轲。
在那个年代，“士为知己者死”是有局限性的，它常常只是指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种令人感动的纽带——没有瑕疵的高度信任。一方对“士”无比信任、尊敬有加;另一方则重然诺，一言九鼎，乃至不惜生命，以死相报。这种关系既像一个契约：高度信任，绝不违背;但又不完全是一个付出和回报对等的契约：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以至于付出生命都在所不惜。因此，这样一种因信任而连接的纽带被后人继承并上升到新的高度。如今，“士为知己者死”其中的“知己”不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指一种理想，一种大义，一份天职。它既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人民，或者只是与己无关的他人的利益。
西历1944年，毛泽东为纪念张思德烈士而发表《为人民服务》一文，其中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句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文中说到：“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在这里，“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中的“知己”便是人民，人民的利益。这样的人如果牺牲了，他们就是崇高的“烈士”。军人之所以被称为战士，就是因为他们肩负着保家卫国、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并且为此责任随时准备付出生命。这是军人与人民之间一种崇高的精神契约，它同时成为战士的自觉和人民放心的基石。
人民与战士的这一“知己”的关系，在刘洪坤、刘洪魁两位烈士的生前生后都得到了体现。消防战士不同于普通军人，他们不需要与拿着武器的敌人拼杀，他们的对象是火灾或其他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发事件，他们同样是人民的守护神。当社会把消防的重任交给他们时，当119电话响起时，这一信任没有其他人可以代替。他们是特殊情况下，民众唯一的信任。为了对得起这份沉重无比的信任，当民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消防官兵必须毫不犹豫地面对危险。以至于在某些时候，他们不得不以自己生命为代价来兑现对人民的承诺。他们是烈士，他们说到做到，他们值得尊敬，值得人民记住他们，值得人们用其他方式给予他们物质和精神上的回报。
“知己”是双方的，因为信任是互相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与“军队战士的尊严不容侵犯”是共存的。毛泽东将这种关系称为“鱼水之情”，是非常正确的描述。当今有些人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蓄意丑化军队和战士，破坏军队与人民之间的信任，危害极大。战士为了能够对得起人民的托付，言行举止应该受到外部约束和内心检点。如果个别战士发生违背人民利益的事情，也的确应该受到惩处。但这绝不是抹黑军队、丑化军队的理由。中国历了几十年的和平，拿着武器与敌人拼杀的事情已多年没有发生。然而，在和平年代，在地震、水灾、火灾等自然灾害发生时，我们都会看到战士的身影。各种自然灾害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和平时代的战争。他们流血流汗，甚至付出生命，没有犹豫，没有怨言。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的天职。他们值得我们尊敬。
与战士相比，原本同一个起源的另一种“士”，即知识分子，以前有文天祥、史可法、李大钊等实践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承诺，如今呢?还有多少读书人能够承担这份信任?事实上，人们对于知识分子并不需要他们面对付出生命的危险，只需要他们承担“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当今知识分子这些“文士”，还有多少能够与民众建立那一份信任?如今的知识分子有多少人陶醉于个人主义的美梦，全然没有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面对那些战士、那些烈士，同样受民众供养的知识分子的确应该扪心自问。
谨以此文向刘洪坤、刘洪魁烈士以及所有为了人民而献身的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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