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日报一条不知所云的微博
9月24号早上，人民日报发了这么一条微博：“应当摒弃‘加班为荣’的上班文化，遏制朝九晚‘无’现象。不少加班缘于上班时间效率低下，能在上班时间办妥的事情非得加班加点。关键是要向八小时要效率，加班加点只是应急措施，不应成为常态。”
“加班为荣”居然成为我们时下流行的一种上班文化，这个论述让我大开眼界。除非是人民日报编辑们自绝于中国社会，我实在找不出其他的理由。难不成人民日报的编辑们整天发一些“中国全体人民生活幸福”、“中国绝大多数官员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中国全体人民为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干劲热火朝天”的报道，最终把自己也给忽悠进去了?
二、当今社会，“加班为荣”为何不可能？
在现今的中国，加班加点者有之，但绝大多数并非是以“加班为荣”，相反地，绝大多数人图的是加班以外的东西。受益于市场化大潮和主流媒体“新自由主义”的教育，当下绝大多数参加工作的中国人都变成了“理性经济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在于是否自我能获得最大的利益。“荣誉”一词在“理性经济人”那里，倘若无法变现，就没有人会把它当做作出行动选择的标准。就像做慈善给公司带来广告效益进而增收，政府打悲情牌、眼泪牌获得民众同情进而落实挟带私货的政策。不一而足。
对广大农民工而言，他们希望工厂给他们安排加班，图的是较高的加班费。这是因为日益高涨的城市物价、地租和教育、医疗费用，使这个群体在法定工作时间内的工资，根本不够其支付生活及再生产的成本。而对于坐办公室的白领而言，由于受过教育，还记得钱理群说过的那句话么，“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所以，白领们内心的“理性经济人”的功力更为深厚精到。在高房价的现实压力下、在金钱衡量一切的社会风气下，他们和公司的契合点绝非公司做大做强给员工带来的荣誉感，而是无论公司好坏的实际工资上涨。他们可以通过吃回扣使公司财务出现亏空，可以通过出卖公司关键技术而使自己狠赚一笔，甚至可以通过跳槽、带走公司的客户而获得另一家公司更高薪水的职位。
从而我们可以看出，一家公司做大做强与员工工资能否上涨并没有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科层制的公司运营体制当中，员工作为某个细小分工的承担者，他的努力与公司能否做大做强也不一定相关，即便有也是微弱相关，而且这种相关随着公司规模越大而变得越弱。换句话说，“理性经济人”的员工对于自己当下的加班投入能有多少体现到公司的财务账面增长，最终又能有多少表现为自己的工资账面提高，预期极不稳定。所以，斤斤计较投入产出比的理性经济人会做出这样的加班选择，是不可想象的。
每个理性经济人都会问自己，我加班为了什么?毕竟，通过自己一人加班之力使得公司做大做强几无可能，更别说公司在做大做强之后返还给自己适当报酬的决定权又根本不在自己手里。通过这种渠道去做遥远的公司做大做强、工资上涨的幻想，倒不如在工作之余兼职挣外块来得实在。当然，如果他们经过计算，发现通过加班博得上级青睐进而上位的回报要大大优于当下兼职所挣的外块，虽然存在不见得最终能够上位的风险，但是这个风险还是值得冒的。
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发现，倘若存在主动加班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利”，倘若不是现实的金钱，那就是可预期的更高的地位、高大的权力带来的利益。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加班为荣”的上班文化，这从大多数毕业生选择进公务员系统是为了能够更轻松地工作、又有更好的福利保障的愿望中可以看出，也从大多数被迫加班而又没有合适报酬的人的抱怨里可以看出，更可以从大多数人在正常上班期间就磨洋工、能少干则少干，能不干则不干里看出。
三、“加班为荣”文化到底有益无益?
组织学大师巴纳德认为，一个组织的成立需要三个条件，第一，能够相互进行信息交流的人们;第二，这些人们愿意做出贡献;第三，实现一个共同的目的。关于“共同目的”，巴纳德予以充分的强调：“一个组织的目标决定了该组织的性质，这个目标指的是组织的根本目标，关系着组织成员的根本利益，与组织的信念追求联系在一起。”上面我们分析了，“加班为荣”在当下社会不可能，折射出企业和企业员工相互之间目的的分裂。那么按照巴纳德的理论，如果公司无法将员工协调到一致的目的上来，使这些员工乐于奉献，则公司作为一个组织的效率将非常低下乃至最终解体。巴纳德认为“组织的活力在于其成员贡献力量的意愿。这种意愿要求有共同目的能够实现的信念。如果在进行过程中发现信念不能实现，这种信念就会降到零点。这样，有效性就不存在，作贡献的意愿也就消失了。作贡献意愿的持续还取决于成员个人在实现目的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满足。如果这种满足不能超过个人所作的牺牲，这种意愿就会消失，组织就没有能率。如果个人的满足超过其牺牲，作贡献的意愿就会持续下去，组织就有能率。”而我们刚刚也分析了，公司最终业绩上升和员工工资上涨的关联并不强，而当公司越大，分工越细，员工的这种预期则越弱，他就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到挣外块或者休息上面，而不会选择“自愿奉献”。而如果员工与企业没有共同的信念，企业通过“物质刺激”手段给员工带来的满足效益又呈递减趋势，员工丧失自觉性，企业组织内部的成本将非常巨大，组织的效率也会急剧下降。
而这对中国的发展而言绝非好事。“加班为荣”实际是一种乐于奉献的集体主义文化，它以集体的需要而非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的出发点，实质也是“上班为荣”、“奉献为荣”，流行这样文化的社会才能人心一致，内聚力强，活力高涨;相反，流行“加班怨念”文化的社会只能是相互算计，人心涣散，效率低下，成本高企。
那么人民日报作为肩负引导社会正面风气、宣传社会主义正能量的中国第一大报，作出攻击、贬低“加班为荣”文化的言论，是要引导社会向何处去?所以，至少在发这条微博和审核这条微博通过的几位编辑身上，存在严重的价值观问题。首先是，如果社会真的存在“加班为荣”的上班文化时，该肯定还是该否定?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作为为人民服务首当其冲的第一线担当者，八千万党员，他们分布在各个机关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当中，他们该不该以加班加点为人民服务为荣?其次，如果社会本就不存在“加班为荣”的上班文化，而且，最让广大老百姓不满与诟病的，正是原本最应该以“为人民服务”为荣的公务员系统，竟然常常是工作不满点，并以“工作轻松、收入不菲”作为其招牌的时候，那么作为第一大党报，人民日报是应该反向鞭策党员，提振社会风气呢，还是竟然攻击“加班为荣”的文化，为不加班、进而是不满点提供强大的公共说服力?
“加班为荣”文化，是“两弹一星”文化，也是“长征文化”，是当一个人为了梦想、信念去奋斗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时候，不单能爆发出极其惊人的意志，而且一个团队由于其内部交易成本极低，从而拥有极其惊人的效率。事实上，不单是如果公务员系统真流行起“加班文化”，即乐于奉献，无私奉公的文化，公务员系统就能更好地运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社会会更加和谐，社会运转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而且，如果我国每个企业的员工也能够流行起“加班为荣”的文化，则我国的竞争力将极大地提高。
四、从毛时代看“加班为荣”如何形成?
我们无法在当下去寻找“加班为荣”的无私奉献文化，然而毛时代，这种文化恰恰是主流。那个英雄主义的年代，给我们留下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还记得铁人王进喜吧?我们引用石油部老部长余秋里对王进喜的回忆：“由于吊车少，不够用，卸车有困难。王进喜组织全队职工用人力卸车。他们以撬杠、大绳、木板、钢管为工具，采用‘人拉肩扛’加汽车的办法，经过7天7夜的苦干，把钻机和其他设备化整为零，搬运到井场，并安装起来。开钻时调配泥浆缺水，王进喜领着工人找老乡学习打水井的方法，从附近水泡子用脸盆等容器端水，终于使萨55井开钻了。他和大家吃在井场，睡在井场，日夜不离井场，连续苦干。只用5天零4个小时，就打完了一口井，创造了当时的最高纪录。”“连续苦干”，是一种“加班为荣”的精神在引领这支油田上的队伍。王进喜带领队员，以极其艰难的体力劳动搬运设备，这实质是以劳动的过度投入，去替代物质资本匮乏的限制。
在钻井队打完第一口井后搬家时，还是没有吊车、拖拉机，再次得靠人拉肩扛地搬运钻机。在钻井队打第二口井时，出现了井喷事故的苗头，若不赶紧把井压住，钻机就有陷到地球里去的危险，井也要报废。由于当时的钻井作业缺乏重晶石粉，钻井工人就再一次“土法上马”地进行紧急处置——王进喜要求把准备固井用的水泥往泥浆里加。同事在旁边提醒说，泥浆里加水泥有风险，万一凝固在井筒里井会报废，还是先请领导同志来看一看再说——其实这样不过是将风险改由管理者来承担。王进喜完全没有怕承担风险的想法，他说：“领导同志又不能带重泥浆来，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抢时间，干革命就是要敢于担风险，宁可个人担最大的风险，也决不能让社会主义事业受一星半点的损失。”即便这样，做起来还是很困难，一没有泥浆枪，二没有搅拌器，泥浆搅不均匀，就压不住井。王进喜再次发挥“身体万能”的工具作用，率先跳到泥浆池里用身子去搅拌。结果，其他人也一个个跟着跳下去，在连续搞了几十个小时之后竟然把井喷治住了，保住了油井和钻机。后来王进喜反思说：“要是前怕狼后怕虎，损失就大啦。”
没有“加班为荣”的精神，王进喜可能冒着生命危险、跳到泥浆池里用身子搅拌吗?到底为什么他会这样选择?我们看看第二个故事也许会有帮助。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66年6月22日，在四川，一次井喷事故引发了大火，事故现场没有一个人脱逃，为控制这次井喷造成的大火，有6名工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当年32111钻井队的救火英雄彭家治，后来被问起当时为什么大家那样舍死忘生冲入火场救火。彭家治很简单地回答说：一个井喷事故发生，只有几十秒或者一两分钟处置时间，那些处在第一线附近的人，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去抢救，其他人都来不及，要是临阵逃脱造成重大损失，就比当叛徒还要可耻。这是就毛时代老工人深入到骨子里的精神和理念：不认为自己是在为别人打工，不把自己看作一个纯粹的劳动力只是附属于外在的主人，因此，工作中间遭遇到的一切困难和风险，都是自己的本分和天职，理应由自己承担起来，从不想着推脱和逃避。
那是怎样的制度安排使得“加班为荣”“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精神能够根植在工人的心中?是怎样的制度安排使得工人的目的和企业的目的保持高度一致，乃至有主人翁的感觉?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是唐山大地震时的开滦煤矿。1976年7月28日3点42分53.8秒，在唐山地下12公里的地方，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的能量瞬间释放。多位幸存者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描述，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大声响，由远而近轰隆隆地奔腾而来。疯狂的大地，垂直着颠起又跌落，跟着就是左右摇晃。几起几落，建筑物便酥松了。短短的23秒过后，唐山被夷为平地。
但就在地震发生时，还有一群人正处在距离震源最近的大地深处。他们是开滦煤矿的1万多名井下工人。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上万名矿工将成为灾难中境况最惨的人。
现场管理者即是抗震指挥者。一个临时的党支部和指挥部成立，由贾邦友担任书记和指挥。他鼓励大家：“要看到光明，增强勇气，在撤离过程中，一定要遵守纪律，团结互助，服从指挥。”最后，贾邦友宣布了撤退路线，撤退的顺序是，兄弟单位的同志先走，然后是井上工人、采煤工人，最后是机关干部。“各单位都要先群众后党员，先工人后干部，领导必须最后撤离。”
从采面撤到大巷，从大巷撤到井口，在撼人心魄的余震中走完十几里路，攀上一千多米的陡坡，是何等艰难。在黑暗和恐怖中，谁也看不清谁，一千多人在并不宽敞的巷道里，犹如一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缓缓蠕动的长龙。但是，在这个决定生死的通道下却没有拥挤，也没有嘈杂，有的只是贾邦友镇定自若的指挥。
终于来到最后的关口，风井的梯子道。吕家坨矿的风井是竖井，竖井的梯子道是矿工生还的唯一通道。这梯子长达90多米，分为 14节，每次只能上—个人。上的人多，会造成拥挤，甚至梯子倒塌。梯子—塌、上井的路就断了。上人少了，又拖延时间，如果地震再次发生，井口变形，剩下的人便会失去生存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绝对维护好秩序，做到紧而不乱，以最快的速度按顺序撤离。” 贾邦友说。
“女同志先上!” 贾邦友指挥着，她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上了几百米高的铁梯，每攀上一级便向生还靠近了一分。她们头上是暴雨般的淋水，脚下是不断摇动的大地，无数矿灯光柱无声地照耀着她们。
“新工人上!”
“老工人上!”
最后是干部，这是一群真正受人尊敬的领导者。
最后，吕家坨矿震时井下工人1006名，零伤亡;位于极震区的唐山矿，震时井下工人1600多名，零伤亡;赵各庄矿震时井下工人3000多名，2人遇难;马家沟矿4人遇难;唐家庄矿1人遇难。
第三个故事给我们极大的震撼，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一个无私时代、集体主义时代、英雄主义时代是如何炼成的。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不单可以直观地感受到“领导带头”“领导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时代风气，也可以从大地震下的煤矿居然死伤总共仅有7人，看到当时煤矿的安全标准是多么高，而这个安全标准的落实，则是完全利于工人的一种保障。这种保障，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那个时代的政府认为这种投入是值得的，然而，这种政府政策指导精神，在近三十年的频繁矿难中踪影全无。
不得不指出的是，煤矿那死伤的7个人中，唐家庄矿唯一遇难的矿工张勇，是井下炸药库的保管员，地震时张勇距地面仅有150米，因为担心炸药库发生危险，他一直没有撤离岗位，直到飞速上涨的地下水把他吞没。还有林西矿正在值夜班的绞车司机吴显东，地震时绞车房已经摇动不止，吴显东却按操作规程要求，把闸把打到紧急制动的“O”位上。就在那生死攸关的几秒中，车房倒塌，把他砸在里面。当矿上派人把他扒出来时，他仍然坐在操作位上，手还紧握着闸把。
我去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当年国企的老同志，讲述他们当年建设新中国的情形。有人说，如果有加班的名单，如果谁不在加班之列，谁就感到耻辱，就要去找厂长理论;也有人说，当年有人工作了八个小时不下班，硬拉也拉不下来。拥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才能在短短的三十年中，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变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打造出一个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如何在当下发扬“加班为荣”的文化?
首先可以在政府系统内落实。社会主义政府本就要求真正为人民服务，政府领导要带头为人民服务。所谓“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一旦领导为人民服务，不多贪多占，这就体现了领导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领导的决策最终都会落实到提高人民的生活上来，这就非常容易将公务员和其领导的工作目标协调一致，使得公务员乐于加班，乐于奉献。其次，倘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落实“加班为荣”，则必须回到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毕竟你无法设想在私有制的经济体中，工人被剥削还高兴自觉地加倍奉献。
我们回顾毛时代，国企的厂长没有特权，包括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厂长工资比高级技工低，无权开出职员，这就体现了国企的发展与员工的生活水平紧密相关，员工生于国企，死于国企，一生为国企奋斗，而且没有人多吃多占，你多干点，国企就好一点，国家就好一点，大家就好一点，员工很容易被统一到企业的发展目的中来;同理，在人民公社里也一样，村民就很容易被统一到公社的发展目的中来，毛时代那8000座水库，就是农民加班加出来的，因为当时的农民相信，加班赶制的水库水渠，即便花十年二十年之力建成，最终也会落实到自己和后代的农田灌溉上，是公共利益，自己劳动的成果不会被私人占领。这就是巴纳德所谓“共同目的能够实现的信念”，毛时代员工的“信念”来自底层群体相信精英群体不诉求自我利益的扩张。为了做到这一点，毛时代通过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很好地保证了精英群体不能够通过自己的权力和资源强行占有更多的利益，更别说会出现贱卖国企、贪污腐败等行为，这就使底层群体自发地产生“共同目的能够实现的信念”，进而乐于奉献。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要想形成“加班为荣”的社会风气，首要做到的是党要“加班为荣”，领导要“加班为荣”，政府要“加班为荣”。作为第一党报，人民日报的编辑们应该加强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正确引导民族国家的发展方向。在我国经济层面还存在大规模私有制的时候，人民日报至少应该正确地引导政府官员和领导，在这块仅存的公领域里，去建设和发扬“加班为荣”的无私文化。让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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