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调查发现，在一些纯农业型地区的村庄，税费取消后，由于党组织与农民之间硬性关联不存在后，党组织与农民群众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党组织功能较税费时期明显弱化。主要表现为政治领导功能弱化、服务群众功能弱化、利益整合功能弱化、政治录用人才功能弱化;而党组织自身建设滞后和党建脱离群众路线共同形塑了当前村级党组织功能弱化的内在逻辑。当前，在村级党组织与农民不再发生紧密关联的情况下，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机制，使党建转化为党组织的自觉行动，以更好的发挥村级党组织功能，是当前农村党建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关键词：当前;村级党组织;功能弱化;党建;群众路线
一、问题的提出
税费取消后，农村基层党组织不再为收取税费的行政任务所累。从理论上看，基层党组织将脱离具体繁琐的行政事务，而应强化自身功能的实现。但从实践中来看，在一些农业型村庄，农村党组织并没有把握好现有的机会，反而随着税费取消这个外部压力的不存在，党组织与农民群众关系开始疏远，不仅如此，党组织的功能也较税费时期明显弱化，农民群众对党的认同降低，农村党组织在村庄中的权威进一步降低。为什么现实与理想出现偏差?而当前学界对此问题仍缺少关注与解释，现有研究更多的侧重于从宏观的角度去考察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变迁和定位问题等[1]，而对农村党组织功能的具体实践现状缺少微观研究。基于此，笔者于2012年的11月份对湖北H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驻村调查，访谈了村干部、党员和大量的普通村民。本文虽然采用是个案研究的方法，但根据笔者近一年多来的调查经验，H村代表了中西部一些农业型地区村庄的一般形态。
本文调研的村庄——H村是位于江汉平原之滨，属于半丘陵地带，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型村庄。距离Y镇约3公里，离县城大概20多公里，紧挨省级公路，交通便利。全村共有780户左右， 总人数3200人左右，13个村民小组，村占面积 12.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5147亩。H村是一个杂姓村，除了有杨、刘、陈、田四个较大一点姓氏以外，还有郭、颜、张、郑等一些小姓。村民居住结构是比较分散的，认同和行动单位主要是以核心家庭为主[2]，属于典型的原子化村庄。目前，全村共有党员51人，其中村两委干部5人，全部是党员。笔者通过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的分析，结合有代表型的案例，力图展现当前农村党组织功能弱化的四种主要表现，并进一步探索其弱化的内在逻辑。
二、村级党组织功能弱化的表现
村级党组织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承担了党在农村的政治领导功能;作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直接与农民接触，因而又承担着服务群众的功能;同时，作为政党的一般功能，村级基层党组织还应该具备利益整合和政治录用人才功能等。当前，从实践中来看，村级党组织的这些功能均存在一定的弱化趋向。
(一)政治领导功能弱化
村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功能是由党在农村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所决定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是与党组织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相适应的。从当前农村实际看，党组织主要是动员和组织农民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尤其要解决与农民农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品供给等问题。但在实践中，党组织却很难将村民动员和组织起来达成一致的集体行动，以致于新农村建设完全成了村干部自己的事情。村级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进一步弱化，其政治领导功能也难以实现。
以农田灌溉为例，税改之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除了各个小组以外，基本上都延续了集体化时期以小组为单位的集体灌溉模式。农业税取消后，由于村级组织难以克服少数人搭便车行为，最终由于水费难以收起来，不得不放弃了集体灌溉模式，而由农户自己解决农田用水问题。以小组为单位的集体灌溉，可以实现与大水利的对接，而以家庭为单位，由于农村田地较少，一般都不超过7亩，且田地分散，不可能实现与大水利对接，只能使用小水利，H村村民的做法就是打井灌溉。这种打井灌溉与集体灌溉相比，不仅费力，费钱，也费时间。特别是当前，H村大量的中青年劳动力选择常年在外打工，农业生产的主体主要是老人和妇女，因此，每次抽水灌溉，对这些农田农户来讲成了最困难的事情，这也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反映最多的问题。笔者访问了一位杨姓老人，70岁，种有两亩地，分为三块，近的一块田需要用四节橡胶管(一节大概50到60米)，远的一块则需要用六节。每次抽水老人都要挑两担管子到田里，由于年纪大了，要挑两次。三块地，一块地抽水几乎需要一天一夜。由于小水利抗旱效果较差，从抛秧到收割至少需要抽六次水。个人抽水灌溉一年每亩田至少需要电费一百多元，这还不包括水泵和管子的成本和折损费用。而集体灌溉，一亩田农户一年只需要交纳20多元即可。很多村民包括普通党员都很怀念集体灌溉模式，但是作为党在农村中领导核心——村级党支部却由于无法动员和影响那么搭便车行为的农户，最终导致“少数决定多数”的结果。特别是当前在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实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来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但是由于村级党组织无法组织和动员全部受益农户，“一事一议”难以在村庄中落实下去。据调查，H村到目前为止，“一事一议”一次也没有进行过。
(二)服务群众功能弱化
服务群众功能是指村级党组织以群众现实需求为中心，通过不同渠道利用不同载体，将抽象的组织关怀转化为具体的服务供给，通过服务于农民以改善民生和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求的能力。由于村级党组织直接与农民接触，是党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因此，其服务功能发挥程度直接影响到党在农村的权威。特别是党的十八提出“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发挥也越来越受到政界和学界的重视。
然而，随着税费的取消，村级党组织并没有如文本设计的转向服务型党组织，而是从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中退了出来，党群关系逐渐疏远。税费时期，村党组织为了能够顺利完成税费任务，主动为村民提供生产和生活等方面的服务。而随着税费的取消，党组织与村民之间的硬性关联似乎不存在后，村民的普遍反映是“他(村干部)不找你收积累(三提五统)了，也就不找了。现在，村民添人，开证明，办手续找干部，他们也没什么事情找老百姓。每年收合作医疗的时候，包组干部会去找农户收，一交钱就可以了，任务就算完成了。”而对于普通党员，年经的几乎都出去打工了。H村，50岁以下的党员有16人，除了4名党员干部和两个普通党员在村，其他10人则常年在外打工。年纪大的，一般都是在“考虑自己的问题，生活过得去就行了。”例如，笔者访问了一个曾任职多年的村副书记，61岁，在家主要是种地和帮忙照看孙子，几乎不会去关心村庄公共事务，而只想着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就可以了。像他这样的老年党员在H村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以说，党员与群众不再是骨肉相连，而成了两张皮，各自做各自的事。党员不为农民服务，农民也不信任党员，甚至很多人连谁是党员都不清楚。不仅如此，一些党性差的党员干部和普通党员还与农民争利益，主要表现在村庄资源分配方面和向国家索取低保指标。例如，张宏发，56岁，曾任过村主任，副书记，身体也比较健康。有两个女儿，一个嫁人了，一个在读研，是公费，张本人做人身保险，土地全部流转给别人，家庭条件在村庄中属于中上等层次，却利用关系给自己申请了低保。像张宏发这样本身不具备申请低保资格的党员，村里还有五六个，包括现任书记。对此，老百姓怨声载道。由于党员干部与普通党员的服务意识的双重弱化，造成党群关系的疏远，严重弱化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三)利益整合功能弱化
利益整合功能就村级党组织而言，就要成为“整合的工具”，即在维护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利益的基础上，协调利益关系，缓和矛盾冲突，整合分歧，而不是成为“冲突的力量”。而当前农村社会正处于急剧的转型之中，农民之间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并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如何对这些利益群体进行有效整合不仅关系到党自身的安全，也关系到整个农村社会的稳定。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农民的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这就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要相应的提高其利益整合能力。然而，税费取消后，党组织特别是党的领导班子却很少介入到村庄利益纠纷中，党在农村的利益整合功能进一步弱化。
例如，90年代末，七组小组长将村里的一个约十多亩大堰塘承包给了外地人，租期为五年。五年到期时，组里刘姓的三个人一夜之间就把外地人赶走，将堰塘据为所有，而不让其他农户用水。由于刘姓是组里面的大姓，这三个人又是堂兄弟关系，身强力壮，性格霸道，是村里的狠人，一般老百姓也都不敢惹他们。但是堰塘是集体时期，由村民一起挖的，理应归集体所有，而他们却占为私有，农户对此很不满。特别是堰塘附近的土地，农户进行灌溉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引水过来。2009年，组里党员颜大叔和几个村民就去找书记，反映这个事，希望能够解决，但书记则表示没有办法，也不敢惹这三个人。据村民讲，这三人主要是有亲戚在县里当官，书记怕得罪他们，丢帽子，所以也不愿管。而2011年，上面搞农田开发时，占了堰塘的一半面积，他们就要求村里用耕地作为补偿，书记最终也老老实实的把田补给了他们。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一方面一些党性强的无职党员为了大多数村民的利益还会向组织反映，但是却起不到作用，村民也逐渐对他们失去信任，另一方面作为村支书在村民眼中还是村中的最高权威，正义的维护者，所以，出了问题还会去找他，但事情的结果却是面对村庄的强势群体时，村支书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而选择置身事外，进而也弱化了农民群众对党权威的认同，党组织的利益整合功能难以实现。
(四)政治录用人才功能弱化
政治录用人才功能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来讲，是从农村社会中吸收优秀人才到党的队伍中，并把党员中的优秀分子培养成后备干部，通过法定程序使党员在乡镇政府、人大、村委会中担任领导工作，以实现党的主张和意图的能力，其核心就是发展党员问题。当前，很多年轻人或将土地流转出去，或由父母代种，选择长年在外工。而在村的一些优秀年经农民，由于一些劣质党员的表现，严重影响党在农民心里的形象，也不愿加入党组织。然而，由于税费取消后，党员一方面不用再协助村干部收取税费，另一方面，国家转而向农村输入大量的资源，村干部不仅可以从原来的税费任务中解脱出来，而且还掌握了国家资源下乡的分配和使用权力，村干部职位因此也变成一些人眼中的香勃勃，从而致使村庄中一些动机不纯的人想要入党，进而进入村庄权力结构之中。而当前面对大量的年经人外出打工，在村的年轻优秀人才又不愿入党的情况下，村干部为了完成发展党员任务，村庄中的富人就成为党组织培养的首选对象，这也符合了国家“双带”话语。但是否带领群众致富，是后续的问题，带头致富却是能看到的，村干部为解决眼前问题，而不再考察其入党动机和政治素质等问题，更不去考虑其财富的来源，以及在村民中影响，于是我们看到了把村庄里有名的混混引入党内，并进一步培养成党的后备干部，严重损害了党的纯洁性。
例如，杨一明是H村从2006年到目前唯一一位从村里培养出来的党员。08年申请入党，2011年转正。今年43岁，小学文凭，是村里数一数二的有钱人，据村里人估计家里资产至少不低于500万。从1990年代初就是村里出了名的混混，近几年主要以承包工程和经营苗木生意为主。笔者在H村的第二天还访问到了他，问他对入党的想法，他也直言不讳说“入党主要是为了积累一些政治资本，为自己合作社生意积累信誉度，并不是想进村部。”但晚上笔者跟所住的农户聊天时，发现他本人还是很想当书记的，而且现在已经开始运作这件事情了。但是由于前段时间，村里要进行工程建设，包工程的是外地人，杨也想干，就把包工程的人打了，这件事对他本人影响不好，所以，现在正到处找党员拉关系。据调查，村干部还把杨作为后备干部来培养。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税改之后，一方面由于村级党组织自身凝聚力和号召力下降，对在村优秀人才很难产生吸引力，另一方面，村党组织为了满足国家的“双带”话语，将一些富人混混引入党内，严重影响到党在群众中的形象。
三、村级党组织功能弱化的逻辑
村级党组织自身建设滞后和党建脱离基层治理共同形塑了当前农村党组织功能弱化的内在逻辑。[①]
(一)党组织自身建设滞后
首先，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建设滞后，疏于对党员进行教育。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提出，思想建设是把作为农民出身的党员改造成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途径。税费时期，党支部为了完成税费任务，需要党员发挥带头作用，并协助干部做群众工作，所以党在这段时期也非常重视党的政治思想建设，会经常召开党员大会，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而随着税费的取消，党组织需要动员党员完成的任务也越来越少，原来经常召开的党员大会现在也很少召开，就连正常的“三会一课”和组织生活会也几乎不开了，而只是在年终对党员干部进行民主评议和选举党员干部时才会召开党员大会。党员失去了思想提升的平台，党组织与党员关系也开始疏远，以至一些党性较强的的老党员说，“现在党都不管党了”。有的人则说：“也不是找不到党组织，在村部的墙上和党建的台账里面不是有吗!”没错，农村党建的纸面工作越来越完备了，但是现实中的党组织却基本处于瘫痪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党组织功能实现。
其次，党内民主建设滞后，损害了普通党员对党的政治认同。税费时期，村干部为了让党员配合开展工作，需要召开党员大会，找党员商量。而当前，在资源下乡背景之下，特别是在资源如何使用和分配方面，则往往是由书记一个人或是跟书记关系好的干部说了算，而普通党员和在村被边缘化的干部连知情的权力都没有，更不可能参与其中。就连发展党员问题，虽然也会按照程度进行，而作为一把手的书记总会有办法让自己的看中的人选入党内，普通党员则很少有能力和权力去反对，以至于一些党员感觉，“现在党员没地位，当得很窝囊”。作为生活在村庄场域中的普通党员，在村庄公共事务和权力结构中，是否有参与权力，不仅关系到党员自身对党的政治认同，也关系普通老百姓对党员的信任问题。而当前由于党内民主建设到滞后，党员权力难以实现，从而降低了自身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致使农村中优秀人才不愿向党靠近。
最后，党员队伍建设滞后，制约了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党员队伍建设滞后，主要表现党员队伍老年化，文化程度偏低，党员队伍结构不合理。例如H 村，全村共有党员51人，35岁以下有5人，占党员总数的9.8%; 35岁至55岁有15人，占党员总数的29.4%; 56岁到69 岁有26人，占党员数的50.9%;70岁以上有5人，占9.8%。初中及以下有36人，占了70.5% ;中专及高中有12人，占23.5%;专科有3人，占5.8%。长年在外打工的有16人，这16人均为55岁以下的中青年党员，且大部分都是高中及以上学历，由于这些党员常年在外打工，几乎不关心村庄的公共事务，因此，也很难在村中起走到先锋模范作用。除了这些外出党员以外， 55岁以上的党员占据了在村党员的88.7%。可以说，老年党员成了在村党员的主体，老年党员由于自身身体原因和文化水平较低(大多为小学文化程度)，以及以城乡代际分工为主的家庭生济模式，造成了老年人在家庭中地位降低，在村庄中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因而，也无力影响和动员其他村民进行新农村建设。因此，党员队伍建设滞后直接损害了党组织的功能发挥。
(二)党建脱离群众路线
当前，除了党组织自身建设滞后导致其功能弱化直接原因以外，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党建与群众路线相脱离。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要求，是党在群众当中建立权威和信任的基石，因而是提高党组织功能实现的根本保障。而当前的农村党建与群众路线相脱节，导致党群关系疏离，进而弱化村级党组织的功能。
首先，脱离群众路线使得农村党建陷入形式化的困境。群众路线是连接党群之间的重要纽带，是确保党建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不变。在农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基层党组织犹如一艘大船。只有当党的工作是以群众的利益为中心，并且接受群众最广泛的检验，农村党组织才能够在农村全部工作中处于领航者的地位。而一旦党建脱离了群众路线，农村党组织就会失去根基，为群众所抛弃;农村党建也就丧失了具体的目标，只追求在文本上满足上级的要求，将形式做到最完美，最终只能走上形式化和“做作业”的窠臼。党建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固然重要，但是一旦脱离了具体的实践内容，就有可能将党建推向空洞的文本循环，陷入“空转”的尴尬局面[3]。然而，失去群众根基的形式化不仅使得党建丧失方向，同时也危及党在农村的政权稳定性，极大地降低了党组织领导农村党建工作的能力。
其次，脱离群众路线使得农村党建走向利益化的困境。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是建立在“一切为了群众”的政治诉求之上的，群众的利益就是党的根本利益，两者是相互统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党组织不应该成为一个单独的利益集团，甚至与群众的利益相抗衡。然而，随着群众路线的空虚，农村党组织开始不断寻求自身的利益。这集中体现在党员干部不按政策要求分配国家资源，以及普通党员急切要求国家照顾两个方面。党组织的利益化严重损害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导致农民对于党员和党组织的信任。于是，农民就会不断想象国家的好政策与自己却没有得到照顾归结为基层党组织的贪污腐败，从而引发“到底是共产党还是自私党”的讨论。可以说，脱离群众路线是造成农民对党组织不信任的根源，这极大地影响党在农村的政治领导功能实现。
最后，脱离群众路线使得农村党建走向孤立化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最重要经验是“放手发动群众”，充分依赖群众的积极性来获取各项事业的成功，这是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当群众路线逐渐远去之后，农村党组织就陷入孤立无缘的境地，所有的农村工作都难以得到农民的支持。尤其是在村庄公益事业建设中，党组织很难再将所有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党从群众中抽离出来，实际上就使得农民再次成为一盘散沙，从而丧失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动力。从当前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表现出来的“等靠要”思想，表明了农村党建已经严重脱离农民群众，从根本上损害了党组织的功能实现。
四、结论
胡锦涛同志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党实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巩固执政地位的组织基础。基层稳固，党的整体才有强大的战斗力，我们才能经得起任何困难和风浪的考验，立于不败之地。在历史性的重大转变时期，在当前改革的攻坚阶段，尤其是这样。”[4]而当前在我国还是以农业人口为主，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党的基层组织中仍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加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其更好的发挥功能，不仅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也关系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实现。然而，如笔者所调查H村一样的一些纯农业型村庄，当有税费任务这个外部压力存在的情况下，村级党组织还会注意加强自身的建设。而随着税费的取消，党组织与农民之间的硬性关联不存在后，党组织就开始放松对自身进行建设，一方面表现在党组织就很少再介入农户生产与生活中，为农民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党与农民群众关系逐渐疏远；另一方面由于村干部不再需要党员协助收取税费，也放松了党员的教育与管理，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疏远，党员意识弱化，先进性难以体现。而当前，国家越来越重视党建，并按“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对基层党建进行一票否决考核。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下[5]，负责党务工作的村干部，为了迎合上面的检查和考核，把党建完全当成了作业去完成。所以，在村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各种关于党建制度、党员的设岗定责和承诺上墙，以及党建的档案也做得越来越精致，党建走上了一条形式化的道路。由于党组织不再进行实质性建设，党组织功能与税费时期相比反而降低了，党组织在农民心目的权威进一步下降。因此，当前，在村级党组织与农民不再发生紧密关联的情况下，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考核机制，使党建转化为党组织的自觉行动，以更好的发挥村级党组织功能，是当前农村党建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吴梅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 [J].中州学刊，2009，(06);王鹏程.我国农村基层党组织运行机制和功能发挥研究 [J].社会主义研究，2011，(06);肖纯柏.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途径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贺雪峰.村治的逻辑 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郑长忠. 基层党组织转型：走出“边缘化”处境的根本出路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05).
[4]胡锦涛. 胸怀全局 突出重点把党建工作做得更好[J]. 党建研究，1994，(03)：12.
[5]荣进本等. 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注：本文的部分观点是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林辉煌和郭亮两位博士讨论产生的，在此表示感谢!
[①]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弱化除了本文所讨论的上述原因以外，并不排除市场经济、社会转型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本文主要以讨论影响其功能弱化的内在原因，以期更好的应对和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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