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的舆论场上，大概没有其他群体像城管这样，只要出现在媒体上，就是负面新闻，几乎没有正面的。可见，城管已经被媒体和社会公众定义为天然的坏人。出一个事情，只要与城管沾边，无论事实真相如何，城管肯定都会成为各方的批评矛头所向。
套用《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说法，城管作为执法者，在今天所面临的尴尬处境是复杂中国的折射。所以，尝试着尽可能“同情地理解”城管，并意味着为那些恶性事件辩护，而是希望增加一份对中国当下的复杂性的理解，在五毛与美分的立场与口水之外，寻找共识，寻找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媒体眼里的坏人
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媒体上出现的某个特定群体的负面新闻多，是否意味着这个群体就应该全面否定?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正如著名学者曹锦清所言，媒体报道的事情，总是小概率事件。用媒体的行话说就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媒体关注的角度与常人不同，媒体报道的事情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如果时时刻刻都在发生，那就是大概率事件，就不是新闻了。
具体到城管执法过程中与摊贩发生冲突而言，客观上说，每个城市都有大量的城管，无论严寒酷暑，都在为保持城市的正常秩序而努力工作，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还是临时工，工资待遇条件并不好。但这是大概率事件，如果没有发生带有戏剧性冲突的事件，他们就很难进入媒体的视野。
媒体报道出来的事情，总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戏剧性冲突的个案。但时间长了，这种个案积少成多，就很容易使人产生一个错觉，好像城管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错误，乃至全社会都对城管的工作满怀成见。
在网络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只要一出现城管的负面消息，就会有大量的网民去咒骂城管，即使是城管被打，网民也会说“活该”、“打死狗城管”之类非常情绪化的话，来表达自己对城管的愤恨。最极端的是在沈阳发生的“夏俊峰案”中，一个小贩打死了城管，媒体报道后，社会公众也并没有把殉职的城管当成受害人，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故意杀人的小贩百般辩护。这些辩护中，最著名的也就是李承鹏的“杀人者，父亲”。
久而久之，甚至城管自身也对自己的工作缺乏信心，好像怎么做都是错的，动辄得咎，干什么都小心翼翼，所以才会出现在一些极端个案中，城管对摊贩下跪，有时城管面对摊贩的暴力只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即使如此，在公共舆论场域中，当事的城管也并不会得到谅解，会继续受到谴责。
就这个意义上说，城管已经成了公共舆论场域中的“弱势群体”，只要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无论他们的做法是否合理，社会公众都会站在摊贩一边，谴责城管，城管成了一个有“原罪”的群体。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媒体的倾向性报道当然难辞其咎。但更重要也更危险的是，近些年来，在社会公众中间，存在着一种盲目信任媒体的倾向。社会公众总是会下意识地认为，媒体是中立客观的，它们报道的就是真相，而忘记了媒体本身也是商业机构，有自己的利益取向，媒体也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取向，并不完全中立客观理性，剪裁事实的倾向性报道比比皆是。
从媒体操作手法而言，在报道城管相关的新闻时，媒体一般会选择能够挑动社会公众的敏感神经的立场，将有利于城管的信息删除或隐藏掉，使公共舆论引向不利于城管的一边倾斜，这样才会引起更大的社会轰动效应，也才符合媒体的利益，也符合媒体人的利益。
所以，成熟的社会在面对媒体报道时，应该像面对官方机构发布的消息一样，多问几个为什么，多关注媒体没有报道的细节，而不要只关注媒体报道出来的情况，尽量避免被媒体的预设立场误导，多试着站在媒体报道中的反方立场上考虑。
城管的执法逻辑
城管诞生的时间并不长，是从1990年代后期才逐渐开始从大城市向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逐步推广开来。之所以会有城管，就是因为有许多事情需要相应的执法部门来管，但却比较难管，或者以现有的人力无法管好的事情，所以将多个不同部门的城市管理职能合并起来，成立了城管。说得直白点，城管就是在干其它政府部门不愿意干的脏活儿、累活儿、出力不讨好的活儿。因为这些部门知道，这些事情干好了没有功劳，干糟了到时候自己还要承担责任，所以就推给了城管。从这个意义上说，城管在政府机构中，也是“弱势群体”。
城管当然也很清楚自己的这种处境。外面又被千夫所指，是媒体眼里的恶人，有理也会变成无理，万一出了恶性事件，上面无人替自己说话，自己要担责任，乃至被开除甚至送上刑事法庭。用老百姓的话收，这样的处境可谓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所以，与媒体报道塑造的城管冲动、暴躁、积极地打小贩、抢小摊的情况截然相反，城管执法一般都是被动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接到上级的指令，或者接到群众的举报，即使城管发现有些摊贩违法，他们也并不会主动干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即使有上级的指令，或者接到群众的举报，城管一般也只是劝说为主，并不会直接采取暴力，因为城管所有的执法权都来自其它政府部门的“授权”，而没有任何对违法者采取暴力行为或限制对方人身自由的权力。一般在一个城管队的辖区内长期存在的摊贩，与城管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城管来了，摊贩撤走以配合城管的工作，以免使城管尴尬，城管走了，可以继续出来摆摊，只要没人举报，就没问题。所以，一般极少出现恶性事件，一旦出现，就意味着有人打破了这种默契，多数情况下，恰恰不是城管，而是摊贩或者是因为新来乍到，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突然打破了默契。
默契被打破后，城管就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局面，面对小贩，除了劝其离开，城管的另一个选择就是采取暴力，而暴力又只能针对小贩的摊点，但这显然意味着迫使小贩采取激烈措施保护自己的财产的危险。所以，一般情况下，即使陷入僵局，城管也不会马上采取暴力措施，而是投入更多的人劝说，向摊贩施压，迫使其胆怯后自动离开。多数情况下，摊贩们当然也不愿意使事态扩大，就会顺从离开。而一旦出现有些摊贩就是不肯撤离，留给城管的选择就很少了，只能硬着头皮采取暴力措施，最后往往会导致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到了媒体上，情况就变成了“城管打人”这样的标题，评论也就是“祖国，我只是想摆一个小摊”。也就是说，其它的情况都被忽略了，这时候就进入了严格的依照法律讨论的情景。城管会反复强调，摊贩本身是不合法的，而摊贩也会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小本买卖，养家糊口，以博取舆论同情。原本弹性空间很大的事情，马上就变成了几乎没有任何弹性空间的是非对错的判断，普通社会公众在舆论场上也就只能选边站队表态，而失去了同情地理解双方的可能性。
还需要在这里提到的一种情况是，有时候，城管执法是因为接到群众举报，但当发生冲突时，周边的围观群众并不支持城管，而会选择谴责城管，支持摊贩的暴力行为，乃至演变为群情激奋的群众一起围殴城管、破坏城管执法车辆等。何以如此呢?因为城管所维护的社会秩序是每个人都受益的，所有人都无差别地受益，就意味着所有人都是搭便车者，也就不愿意为了维护这个利益而付出个人的代价。因此，即使举报者本人就在执法现场，他们一般也不会主动站出来为城管说好话，而是选择沉默。
在出现恶性事件之后，媒体在报道时的策略，一般都会选择站在摊贩一边，以同情地笔调描述摊贩生活的不容易，把他们塑造为弱势的、被欺负的形象，而城管则成了蛮横、霸道、不讲情理的野蛮执法者的形象。比如北京某杂志副主编带女儿摆摊搞“社会实践”与城管发生冲突的新闻，几乎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城管在整个过程中都十分克制，没有采取暴力措施，但媒体报道和舆论任何一边倒地谴责了城管。发生在广东的一个女白领驾车前去摆摊与城管发生冲突的新闻中，也是以孩子、母亲作为噱头，不但不按照一般摊贩与城管之间的默契配合城管的工作，在城管来的时候赶紧撤离，反而态度嚣张，但媒体报道中依然选择了同情她，而不是城管。
但媒体忽略了，这些事件当中，最后承担责任，被开除或者被施以行政处罚乃至刑事处罚的城管队员，往往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务员，也不是享受事业单位待遇的人员，仅仅是城市管理执法机关雇佣的临时工，薪水微薄，条件艰苦，他们干这份工作，也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并不是为了欺负别人。
如果没有城管
既然城管给外界的形象这么差，都已经千夫所指了，能否考虑撤销城管呢?
首先，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仍在持续进行中，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的存在是难以改变的现实，这就对城市管理体系构成严峻的挑战。以东莞为例，东莞的治安情况不佳，全国闻名。但站在东莞的角度看，2011年东莞市户籍人口为184.77万人，外来暂住人口为413.62万人，常住人口为825.48万人。这就是说，东莞的城市管理服务机构是按照户籍人口的数量配备的，但现实情况是常住人口超过户籍人口的4倍，城市管理服务机构人力、财力和物资的紧张状况可想而知。既要尽可能地不增加财政负担，又要维持城市管理运转，在这种条件下，合并执法职能，成立城管局就在所难免。
其次，城市居民能否适应没有城管管理的城市环境?比如说，路边的小吃摊点绝大多数都属于无照经营，卫生状况堪虞，还有大量的摊贩占道经营，不仅有可能危害消费者的健康和城市正常运转，也可能引发城市公共安全问题。这种情况要不要管?只要有人管，就还会发生冲突，到时候难道也要取消这些部门吗?
第三，因为原来成立城管局时，从相关部门抽调了一部分工作人员到新成立的部门工作，这些年来城管的社会评价如此之低，他们很想回到原来的部门去，这种想法跟社会上废除城管的呼声是相互呼应的。城管撤销之后，原来的相应的执法部门就又要重新面对本来已经“承包”给了城管的问题，比如街头执法，这就意味着，这些部门要增加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投入，各个相关部门增加的成本加起来，会超过现在维持城管局的成本，这几乎是一定的。
所以，综合各方面情况看，短期内要撤销城管，可行性不大。而且，随着城镇化作为国家战略的推出，更多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城市管理的问题会更加突出。此前，内地一些县市因为财政紧张或其它原因，未能建立城管的，可能还会建立起来。
但是这不意味着可以纵容部分城管队员在执法过程中滥用暴力，尤其是在内地一些城市，财政紧张，在编工作人员无法完成工作任务，所以聘用了大量的“临时工”，这就使一些素质不高的人进入了城管队伍，他们法治观念不强，自我约束能力较差，相关部门的培训教育也不够，因此造成了一些恶性事件。这种情况是亟需改变的，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培训和教育，提高执法能力，加强约束，尤其不能滥用暴力，依法执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基本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管在当下中国面临的尴尬处境可能无法彻底解决，但至少城管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媒体和公众理性看待城管，则是共同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须的条件。可以说，目前城管已经在努力争取媒体和社会公众的理解与同情，比如郑州城管出资收购瓜农的西瓜，在执法时尽量保存视频资料等。但媒体和社会公众对城管的情绪化理解仍无多少实质性变化，如发生在北京的带女练摊搞社会实践与城管发生冲突的报道中，媒体仍然偏听偏信一方的陈述，而罔顾城管提供的说明和证据，这是媒体需要改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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