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惜分，1916年生，四川省邻水县人。1935年在成都参加 “一二•九”运动。1938年奔赴延安，在中央军委办的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秋奉命奔赴敌后，先后在八路军120师政治部和晋西党校担任政治教员和政策研究员。日本投降后，调任新华社记者、编辑，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49年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1954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副教授。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合并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任新闻理论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在我国学术界，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的中国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成长作出贡献的学者中，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甘惜分的贡献尤为卓著。为了解甘老先生的新闻学研究历程，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他。
亲历中国新闻事业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请您谈谈从事新闻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历程。
甘惜分：时至今日，我参加工作已近80年。我有幸较早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建设，亲眼目睹了党的新闻事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阶段的大发展大繁荣，并在长期的新闻实践和教学科研工作中积累了一些经验。
1938年，我从四川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先后从事理论教学和新闻实践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开始从事新闻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1980年，我写成了《新闻理论基础》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新闻规律的理论著作，也是新中国第一部新闻学专著，被各新闻院系作为教材，先后印刷20余万册，在国内同类书籍中最为畅销。1985年，我出版了《新闻论争三十年》，1986年又写成了《新闻学原理纲要》。1992年主编了《新闻学大辞典》，共180多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新闻学辞典。1996年编著完成《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1997年出版了《甘惜分自选集》。此外，我还把大量论文、散文和随笔编辑成一、二、三卷的《新闻学文集》。取得这些成绩离不开自己的刻苦努力，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我后来能成为新闻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与党的培养密不可分。解放战争时期，我在新华社晋绥总分社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著作，通读了《列宁全集》20卷，为之后的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我坚信马克思主义，并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解释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新闻现象。
构建理论 反击“新闻无学”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提出过重要的“新闻三角理论”，请具体谈谈这个理论的相关内容。
甘惜分：人类原始的信息传播就是最早的新闻活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逐渐分化为不同的阶级。纸、笔和印刷术被发明之后，报刊成为最先出现的大众新闻传播工具。它不但扩大了新闻的传播范围，而且使新闻传播发展成为了一项事业。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在传播新闻的同时，也传播了某一阶级的思想，这就是新闻的阶级性。新闻事业在传播的同时，又使报纸和新闻成为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一种舆论工具。由此我提出了“新闻三角理论”，即以新闻媒体为中心，与客观外界的所有新鲜事物和渴望了解外界事物真相的广大受众共同构成一个三角体，客观世界的真相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传播到广大受众中，与此同时，新闻媒体把社会舆论和自己对舆论的引导传播到受众中，以影响人民的思想动向。
新闻媒体既是人民的朋友，又是人民的向导。这就围绕新闻媒体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第一，新闻媒体必须依靠人民。人民是新闻媒体的服务对象，受众是自愿而不是被强制地选择他所喜爱的媒体，服务不好、不能反映人民的舆论，则会被人民抛弃。第二，新闻媒体必须客观真实地报道最新事态，不仅对每一事件的报道是真实可靠的，而且要全面反映时代的真相，不能按自己的主观意志隐瞒当前的重大事件，不能欺骗受众和歪曲历史，不能只把一个方面的事实告诉读者而隐瞒另一方面的事实。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掩盖真相是新闻的陷阱，媒体制造社会的假象无异于自杀，谎言一旦被历史揭穿，新闻媒体便毫无威信可言。因此，正确处理好新闻媒体、客观世界和广大受众三者间的关系是新闻事业兴盛发达的关键。
我的新闻思想落脚在为党和国家培养高质量、目光远大且孜孜不倦追求科学真理和事实真相的新闻人才，而不是培养唯唯诺诺、鼠目寸光的新闻工具。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我国新闻学术界，您被一些学者称为党报新闻学的奠基者，为我国新闻学的确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您如何看待“新闻无学”论?
甘惜分：1954年，我调入北京大学新闻系，开始从事新闻教学与研究工作。1958年，北京大学新闻系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我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任教。当时，“新闻无学”论在北京乃至全国都很盛行，我首先必须给“新闻无学”论以痛击。我认为任何科学都是从无学到有学的。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有规律就必须加以研究，追寻这个规律。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办报办刊都有几百年的历史，各有不同的经验、教训和各自的受众。中国无产阶级的报刊，拥有广大的读者，影响深远，这些历史经验等待我们去发掘以找到发展规律。从世界范围来看，新闻学还十分年轻，才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我们不能把这个年轻的学科去同哲学、史学等“老资历”的学科相比。但到1998年，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上升为一级学科。在随后的十多年里，新闻传播学得到了快速发展，争取到了当前中国高等院校系统中的最高学科地位。我相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一定能出现中国独具特色的新闻学，一定能出现几个新闻理论家，到那时我们就彻底摧毁了“新闻无学”论，树立起有世界影响的、真正中国化的新闻理论。
立足中国土 回到马克思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了新闻规律，在探索新闻规律时应注意哪些方面?
甘惜分：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新闻传播也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新闻规律是第一性的，新闻政策和编辑方针是第二性的。我们必须探索新闻规律并且要以新闻规律解释新闻现象，应当按照新闻规律而不是主观意志来制定新闻政策和编辑方针。人类社会新闻发展的历史表明，一切大有成就的新闻工，都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海洋中自觉坚持新闻规律遨游的健将。
我们要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分析和阐述新闻的规律性，并且批判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新闻学理论。我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最完整、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研究，必将走上邪路。但我并不会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代替新闻学，不会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来解释新闻现象。任何问题都是具体的，新闻事业有具体的规律性。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为指南，对新闻事业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探索新闻事业的特殊规律。
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新闻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并形成一整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不仅创造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还提出了一系列无产阶级新闻观，我们要继承这份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将其视为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我说过“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意思是要从前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里寻找理论光芒，再结合中国的实际经验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体系。
我不是泰斗，也不是大师，只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探索新闻规律的人。从新闻实践和新闻教学研究工作来看，我主要的新闻成果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才得以总结出版的。我欣喜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在实践中继承、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不但总结了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领导新闻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吸收了世界其他国家新闻事业的有益成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思想和毛泽东新闻思想，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对人类先进新闻思想文化成果的消化吸收，这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育新闻英才 桃李满天下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不但是党报理论的奠基者，而且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新闻人才。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范敬宜在给您祝寿时曾赠您一幅书法作品：“大禹惜寸君惜分，满园桃李苦耕耘。舆坛多少擎旗手，都是程门立雪人。”以此来概括您在培育新闻人才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您对年轻的新闻学者有哪些建议?
甘惜分： 建设中国特色的新闻事业，离不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建立了一大批高等新闻院校和新闻院系，培养了一大批懂得新闻工作基本规律、掌握新闻工作基本技巧的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但是，目前我国的新闻院校似乎又太多了，亟须提高新闻院系的教学质量。
我认为现在的青年学者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通过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著作，懂得人类社会未来的走向，懂得社会发展史，才不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其次，要博览群书，精通业务，学会用最简练的笔法很快写出最新的事态发展，学会写锐利的政论文。再次，要学会独立思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独立与自由。一个人、一个学者，同样也需要独立与自由。没有独立与自由，就没有自己的学术思想，而学术工的独立思考与自由写作，在任何时代都是必需的，发表个人的独特见解是科学繁荣的必由之路。
但我向来反对个人的绝对独立与自由，世界上没有绝对独立与自由的个人，我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个人必须首先尊重祖国、尊重人民，以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中之重。
新闻是当代的历史 历史是过去的新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有何建议?
甘惜分：当前，我们要注意一些别有用心的、在否定党的历史上做文章的历史虚无主义错误倾向。比如，有些人质疑《刘胡兰英勇就义》新闻稿的真实性。1947年，我作为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的负责人，亲自把《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新闻稿编发给新华社总社。17岁的小姑娘把自己的脑袋伸到铡刀里，她的勇敢强烈地震撼了我，我相信也能强烈地震撼其他读者，她的勇敢是促使我发出这条新闻的最重要原因。稿件的原稿长一点，新华社当时主张短新闻，文字力求简练。我就把这条新闻压缩至几百字，发到了新华社总社。毛泽东为刘胡兰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新华社还播发了题字。我是这一新闻事件报道的亲历者。一些人想借此来歪曲否定党的新闻史的做法是立不住脚的，我们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后来还亲自到了刘胡兰的故乡，亲眼看到了那口铡刀。
现代科技飞速发展，新闻媒体从报刊、广播、电视发展到今天的互联网络新媒体时代，打破了关起门来进行新闻垄断的旧格局，进入了新闻信息全球化时代，形成了新的国际新闻竞争局面。要让中国进入世界新闻大国行列，就必须打破几个新闻大国垄断国际新闻的格局。对此，我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采纳“多声一向论”，即坚持共同的政治方向，新闻事业要在共同为祖国、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反映人民群众的多种声音，加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以及社会的监督。依靠人民群众开放信息，这是我的新闻思想的核心。
另外，新闻是当代的历史，历史是过去的新闻。因此我倡导“新闻与历史同一论”，反对把新闻和历史截然分开。我们写新闻，办报刊、广播、电视，都要像历史学家一样真实、严谨，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当代新闻记者就是当代的历史学家，要学习历史学的重要思想和方法。新闻体制的构思应该有利于推动国家进步，有利于人民的智慧和觉醒，有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望，有利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当之无愧的新闻大国。我反对照搬西方新闻模式，西方新闻媒体任意泄露国家机密、过于商业化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但人民正当的政治权利也决不能忽视，人民的某些过激言论，要予以宽容对待，因势利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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