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施害者竟然可以代表受害人“道歉”。文革年代因打砸而闻名的“西纠”的创始人陈小鲁，今天因为“文革道歉”，摇身一变成了主流媒体的宝贝。近日又在报纸上发表长篇访谈，控诉文革。当年的红二代，改革后的亿万富豪、独立董事，不管是为了“保爹保妈”还是为了资本而站在以平等为追求的文革的对立面，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到处说文革“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这种得了便宜还要卖乖的行径就不那么让人佩服了，仿佛他们掌权的当今社会不是充斥着种种“非人道主义行为”似的，仿佛改开时代对于坚持公有制的现行宪法就很尊重似的。
陈小鲁还强调：“我特别想跟现在的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讲清楚，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形式，通过大民主的形式，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精英出身的陈小鲁，对人民民主是十分不屑的，在他看来，知识精英会设计出最优的民主蓝图，而政治精英会说服人民接受这个制度蓝图。天下事自有食肉者谋之，尔等屁民天生是吃地沟油的命，何必操中南海的心呢?
精英们往往以为可以按照他们设计好的蓝图去改造这个社会，而在事实上，却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这三十多年来他们不是已经尽情表演过了吗?与陈小鲁之流相反，在毛泽东看来，民主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漫长的历史进程，人民是这一进程的主体。世上没有救世主，人民会自己走出一条路来。1968年7月28日，陈小鲁们的对头韩爱晶等造反派领袖受毛泽东接见，韩爱晶鼓起勇气问了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这实际上表达了文革在陈小鲁所在的阶层的反对下，不得不转入退守阶段之后，造反派对毛泽东的身后安排的担忧。陈伯达批评说∶“韩爱晶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却毫不回避：“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遥想当年，造反派在毛泽东麾下，披坚执锐，一呼百应，是何等的意气风发!然而，一旦毛泽东辞世，当权派一场小小的宫廷政变，就把他们“铁帚扫而光”了。甚至在大本营上海，也没有放一枪，民众的冷漠一至于斯!这是为什么呢?造反派当初之所以得到民众支持，乃是因为他们以人民民主为目标，对官僚政治的抗争和颠覆。而文革的失败，恰恰是因为民主目标没有实现。到文革中后期，造反派并但没能取代当权派，解决“换班子”的问题;而且自我孤立，内斗不断，部分人甚至迅速蜕化，腐败程度比老当权派有过之而无不及。又怎么能不失去民心呢?
有一点陈小鲁是对的，不要说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就算是现在，群众的阶级意识和组织程度，尚未成熟到可以取代官僚集团、实现大民主的程度。既然历史条件尚未成熟，那么，对官僚集团的抗争是否毫无意义呢?文革的大民主实践是否失败了呢?那也未必。
毛泽东生前已经预见到(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如今尚未出版的主席给江青的信中，他预言右派会上台，但同时也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与五大造反派领袖的谈话，标志着文革的退潮，韩爱晶回忆，当时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这些在场的中央领导，只怕就有陈小鲁的父辈吧?他们在文革后期特别是九大之后，还是对“不听话”的造反派秋后算账，全国有超过1000万造反派骨干被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是不在了，大民主是失败了，历史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陈小鲁们还时时不忘踩上一只脚。他们担心什么呢?担心大民主像基督一样复活吗?可见官僚集团也得到了教训。当他们板起脸训人的时候，也会想起大字报的滋味了。他们不得不作一些让步，给予民众一些权利。甚至到现在，“文革”、“毛泽东”这些字眼还是陈小鲁们挥之不去的恶梦，还是悬在他们头上斯摩达利剑。如果大民主彻底失败了，陈小鲁们还反对个什么劲?
文革把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平等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文化启蒙因素深深地播种到民族的精神中，为中国播下了走向全面改革和伟大文化解放的火种。文革前的苏联式官僚主义体制一去不复返了。而没有经过文革铁帚清扫的苏联东欧国家，无不在世纪之交遭受惨败。
三十年来，虽然不准讲阶级斗争，虽然取缔了大字报，虽然从宪法中抹去了游行示威和罢工自由的条款，但是，民众却越来越清晰地回忆起毛泽东生前所曾预言的“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等等。这些话语尽管当时很少人真正理解，但已经深深种植于民众的心中。到了现在，大家终于想起来滴水洞那神秘的预言，毛泽东主义仍是民众与官僚集团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要经过改朝换代，天街踏尽公卿骨，精英阶层才会作一点点反思，作一点点让步。文革前的中国也是如此。在官僚政治下，民间基本上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也无法通过程序选举等方式来产生政治平衡力量。一般说来，只要没有战乱，只要上层不发生分裂，就无法打破这个超稳定结构。所幸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借助其个人权威，发动起特殊的大民主运动，形成了政治平衡力量，并激发起民众的政治竞争意志和政治意识。
文革死的人再多，能比得上“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农民起义?在这个意义上，大民主运动确实是取得尽可能多的成就，尽可能减少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
毛泽东说得好，“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革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后来又曾经说过“一个世纪来三到四次”。无非是通过周期性的大民主运动，激发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成新的政治平衡力量，不断冲击官僚体制，促进社会进步，最后实现质变。除此之外，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今天要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现民族复兴、社会公正，除了寄希望于人民，寄希望于历史，没有第二条道路。
的确，民众的阶级意识和组织程度，尚未成熟到可以取代官僚集团、实现大民主的程度。但是，无视人民的参与，精英的民主难免沦落成是由选举选出民主“暴君”或专政贪腐的权力寡头。知识精英们往往以为可以按照他们设计好的蓝图去改造这个社会，结果却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仅仅制宪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因为宪法的实践还需要人民力量的不断成长，因为统治者并不会自动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统治者为了他们的利益往往会将法律和制度弃之如敝履。而人民力量的成长是一个极为艰难和漫长的过程。所谓民主归根到底是人民力量的壮大，是人民和统治力量对比的平衡，是人民可以和统治者进行讨论和谈判。民主并不是一纸宪法和法律，民主是一个具体的斗争和实践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民力量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没有人民大众的普及教育，没有人民政治、经济力量上的发展，就没有民主。
毛泽东反对任何形式的制度决定论，反对任何由精英事先设计的蓝图--无论是共产主义蓝图还是美式民主的蓝图。民主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漫长的历史进程，人民是这一进程的主体。世上没有救世主，人民会自己走出一条路来。
现在中国有左派右派，其区分标准常常混乱不堪，陈小鲁当年就以左派自居，改革后时代变了，又调头控诉起左派来。其实是否相信人民，就是最鲜明的分界线。站在人民这一边的才是真正的左派，否则只不过是精英主义。何新在《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里说：“在毛泽东的历史观中，具有一种民粹主义(或曰民本主义)的倾向。他无条件相信'群众'……蔑视精英。”甚至说：“不理解毛泽东的这种民粹主义历史观，对文化大革命是无法理解的。”何新本是高知出身，多年来受邓、江礼遇，脑子里充满了“精英”的高贵。这些高知高干出身的人，自然是无法理解“群氓”的。(百韬网刘琅)
20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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