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微尚在学校时便下定决心改行。在校时，黄微便被导师的工作状态所震惊，早上出门诊，下午参加医院会议，晚上参加学术沙龙，“最后一个月工资只有五六千”。
上面这一段摘自某报关于温岭杀医事件的系列报告。明眼人一望而知这文章的论据有问题。五六千，广中医的普通医师工资可能确实就那么一点，他们开的药方很负责，价格也很厚道。可是中医不代表西医，中医在国内相对算弱势。而对西医这一块，大家的吐 槽可谓满箩满筐。媒体要替医生呐喊，为医患纠纷号脉，出发点似乎不错，可把中医收入推为国内医师收入的代表,着实让人有点蛋疼。
就医患纠纷这事，本人因工作关系接触过不少医务人员，对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素有好感，没见过 人品特别不妥的，感觉整体素质比普通人还要好上一截。尤其年纪在四五十岁上下的老中医不错，只是渐渐有些后继乏人。偶尔遇到不太好的就医体验，就安慰自 己，不能苛责人，医生也是人，也要吃饭买楼，北上广房价开到3万5万，死工资混个一百年也买不起，在这种共同的社会压力之下，我们能说什么呢。只不过，我们对 于医生和教师这样的职业，无可避免地，比较其他职业总要加倍地寄托以精神上的期许和道德上的希冀。虽然说理论上讲每一个领域都有好人坏人，但毕竟这是关系 到人的灵魂和肉体的两个领域，较为特殊，康德曾说：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手段。那么又怎么可以把人当做敛财的手段。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娶老婆，买汽车，住豪宅已经是每个人合法向往，以专业技能去换取更 是不能怀疑的正当权利。可近些年，一提崇高，动辄翻脸说这是在输灌、逼迫、听着耳噪，这样情形就值得警惕了。按质论价确实是市场经济的原则，可如果手握知 识红利者总在强调，说自己是社会精英、专业人士、这样的技术必须得值这个价格，那么这样的情形就很可以怀疑，我认为这怀疑的正当性与美国人民对华尔街的怀 疑相同。
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理解“趋利避害、唯利是图”把它当做人之常情，从法律的角度我们也较能接受“道德和牺牲“乃是自由选择权、是不可强加之义务。 但是在这个国家，这幅说辞唱了几十年，眼看着把教授唱成了老板、把姑娘唱成了二奶，把农民工唱成了不安定因素，会不会是矫枉过正?
经济学讲市场并不总是有效，尤其当利益具体到每一个个体的时候，它自由调控的结果往往有悖人 道;这也是政府干预、福利社会存在的理论基础。因此，当你举出例子证明你富裕起来的正当权利，我也能够举出相应的反例告诉你，人的状态和国家的状态实则无 法彻底分割。当一个国家，基尼系数达到0.5以上的时候，把房子 和老婆孩子当做灰色收入的合理的借口，把制度和体系设计当做滥收费、渎职的合理借口，你就得有面对血琳琳场面的心里准备。在一个法制化尚待时日、而又弱化 个人修养、日渐离道失德的社会，人人精神紧绷苦逼，生活就成了一出电锯惊魂：你如果使劲地扯锯子的这头，而别人扯着另一头，难免越使力越血腥越痛苦。
媒体痛斥的制度不公虽然弗远无边地影响着每一个人，但调解和处理人际关系最直接的要素乃是人伦礼俗。类似即便自家没几粒米，也不妨教授“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这种推己及人的爱，假如这样的传习尚存，今天的社会关系会如此紧张么?从前的中国人常讲：人穷志不短，讲“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中国文化讲意境、讲禅机， 讲精神修养，讲看淡贫富生死，这是中国千百年来的国情。而倏忽一个西方经济制度，彰显赤裸裸的欲望，一小拨人，画虎类犬，急匆匆推倒传统道德的多米诺骨 牌，这一效应日日夜夜的积累、穿过长长的时空，终于到达未来引发了巨大的破坏性后果。当传统 道德的大厦坍塌，压垮的岂是一个两个群体、一个两个阶层?在满地的残骸漫天的飞尘里侥幸活着的每一个人，谁敢说自己最终可以幸免。今天伤害和被伤害的人， 都痛感之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绝望，正是映照。
这个国家已经这样危险，你也可以继续发扬个人主义精神，将它弃之如敝屣。你也有出走异邦的权利，投奔某一个所谓制度完善的国家，但是想一想911、想一想今天穆斯林对基督教世界的愤怒, 谁能确定异邦就是你的福地?
也许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媒体攻击制度的不公、呼吁权利的分享是其应有的权责，媒体大可以认定这是走向民主共和的必由之路。但是，一国的制度从来都有他历史的渊源，是任何国家内、乃至国际间利益集团形成既有的前因，更是保护屋外(safehouse， 意指给有罪者准备的避难所)牢固的防弹钢板。且不说拆除它就利益的重新瓜分达成共识短期内是否可行，就只说民主在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也足矣佐证民主绝不 是能即刻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你只看英制后所谓民主遗风的印度如何?马来西亚如何?埃及又如何?权力渡让成了部分人击鼓传花的游戏，底层的民众依然弱势、 腐败司空见惯、权贵金融肆行无阻。各国的既有国情不同，当传统文化遗衍的民族积习与形式民 主结合，结出的是何等丑陋、怪异、血腥的果实?那些动辄以制度为借口为自己和他人脱罪的的人是否应当深思?
片面攻击制度、而不栽培和煦的民性是非常危险和不负责任的!沸腾的民意总是很容易被野心勃勃 者操持和利用。而那些有话语权，打着为民请愿的牌子出现的踊跃者，可能既缺乏真正的民主精神、更缺少政治操守。多数都曾是政治关系中的食利者、或者老练的 政治掮客。他们把黑金政治认为常态、他们惯于把政治博弈讲成“成王败寇”，这是他们缺乏平等心的一个表现。 故此他们敢于大胆地利用民众的羊群效应，操持舆情，敢于在已经释放出危险信号的特殊国情下，夹持民意向上层制度冲击，而这，无异于教唆民众提而走险，火中取栗，罔顾民众生命之宝贵。
政治投机者不乏机敏灵活，却缺少践行公平正义 的勇气、更缺少对“公平竞争过程中竞争双方的个体价值可以实现”这一法律经济学概念的认同。他们为了名利可以在价值观间切换自如，这种人性上的隐晦，我们 只需要看看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经历就可以自明。只是多数人难以在煽动起来的民意面前进行冷静、审慎地独立思考。
片面的强调制度缺陷，而无视自身道德修养、提升和自律，更是对人类内心缺乏反思和关照的体 现、它使得我们对国内历史事件、社群现象、暴力事件的探讨失于粗糙，流于模式。而在制度要素不能得到自上而下的改善之前，有对人性的狭隘、黑暗一面有姑息 和放纵之嫌，与普遍意义上的同流合污无异。
在一个经历过十年劫难，信仰缺失的国家，今天的媒体版面大肆铺呈各种负面信息，各种信息赤裸 裸地挑战着观众的欲望和神经。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们又如何能保持住平和之心?抑制住杀戮的恶念?媒体借自由之名，严于责制度、却宽于律己，乘笔端之快把 “高、大、美”尽情解构、让全体人民的节操碎成一地，那么最后遭殃的岂止医生这个团体，处在这个板荡社会中的每一个 人，什么校长、干爹、边城、王功权、薄熙来、陈记者，我们!谁也无法从欲望的绞肉机下幸免!不管你信不信，我信了!
经济学家科斯在传统主流经济学之外，独力擎天，开创出制度经济学的辉煌领域，中国经济和制度 是他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他不仅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制度探索寄予厚望，本人更在晚年把所获得的诺奖奖金全用以资助学术研究，以至于自己的生活非常窘迫。著名 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年轻时也曾一度下岗失业，老婆孩子不保，多年后以色列建国邀请他出任总统，他选择与政治保 持了适当的距离，他说：“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 西”。反思我们自己，反观我们自己，或者看待问题也该有些别的角度和追求。当所有问题都被泛政治化，当制度缺陷成了万能的遮羞布，很可能我们这个时代的一 些聪明人正在技巧地舶来西方某些价值观，为自己权力和女人的争夺战进行背书。
而我们的新媒体不去将欲望善加疏导、将人性之美多方弘扬，却偏偏膜拜香港的自由模式，用艳慕的口吻把阔太行踪现诸报端，用血腥的图片和赤裸胸脯博得眼球，然后堂皇为恶行的后果寻出一个“制度不健全”好借口。假手制度缺陷为恶劣的民性免责，是媒体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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