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我国将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消息传来引发媒体热切关注：这一新机构人员如何配备?如何与其他国家机构配合?将在未来的国家安全中起到什么样作用?
早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之前美方有国安顾问参加，而中方只有国务院委员，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家公共产品。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外交内政促使中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观察者网特邀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者王义桅教授、国际关系专家冯绍雷教授、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者刘涛共话“国家安全委员会”。
国际关系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王义桅：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创立，是应对大安全挑战的时代呼唤，为此要进行安全体制的顶层设计和安全战略的升级换代。
苏联解体后，中俄共同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积极提倡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这对冷战时期的旧安全观而言，是巨大历史进步。如今，网络、太空、公海等全球公域问题突显，给国际社会的安全治理提出新的挑战，国际安全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难以区分。金融、信息等领域的安全问题，既是国内问题，也是国际问题。发生在新疆等地的暴力恐怖事件，也非单纯的国内安全问题，而是具有国际“三股势力”的背景。一句话，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安全全球化挑战。
其次，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难以区分。海上安全问题既可能是传统海上岛屿、岛礁领土争端引起，也可能是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引发，原有的传统—非传统安全区分可能过时。
再次，安全防范与安全维护难以区分。网络安全突显就是典型例子，既有防范黑客攻击的难题，也有维护网络开放、安全、自由的矛盾。
最后，安全威胁来源与安全治理难以区分。传统上，猫和老鼠的游戏角色分明，逻辑清晰。
如今，网路恐怖袭击等行为表明，安全威胁来源，安全管理机制更复杂化、多元化。与此同时，国内安全问题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政治安全与国家安全难以区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是我们最大的政治安全，在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这日益关系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一些国内外势力从攻击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出发，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事关国家安全。
其次，维稳与维权难以区分。钓鱼岛问题是外交维权问题，但受国内民意牵连。就钓鱼岛问题举行的反日示威，往往容易引发国内动乱和社会不稳，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再次，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难以区分。大规模卫生问题、恐怖袭击事关社会安全，由于其国内外联系，也往往成为国家安全问题。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也因此交织在一起。
最后，海外安全与国内安全难以区分。中国企业、公民大量走出去，如何维护我海外利益，应对投资风险，是新时期突出的海外安全问题，也事关国内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为此，中国军队、外交在维护国际通道安全，维护海外公民、公司权益，责无旁贷。如何应对海外突发安全事件挑战，加强国际海上安全合作，成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严峻考验。
针对时代变迁，应对新的安全挑战，我们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树立大安全观，升级安全机制，提升能力建设，积极为国内外社会提供可靠的安全公共产品。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冯绍雷教授：
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样的制度设计，是中国中长期发展的的全面规划和战略设计的一个具体体现。它曾被热议多年一直未有结果。虽然美、俄等国早有类似建构，但是，他们也各不相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是通过有关社会问题这一领域，来提出这一新的机制，可见，这一个跨越内外而协调各方的对国家安全负责的重要机构，势必对于未来的全局范围内的战略发展及其稳健实施，起到关键作用。
从左至右三位致电观察者网的学者为：王义桅教授、冯绍雷教授、刘涛博士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者刘涛：
多边疆，国家安全利益的全球辐射
我们先设想这样一个场景的发生：
2018年，在西南非洲向来与中国友好的某国，由于普通的劳资纠纷导致了一场华人投资者和当地员工的冲突，刚刚上任的某位亲美的总统利用这个时机，在全国通过大造舆论诬蔑中国企业殖民非洲国家，于是一场普通的冲突演变成为全国性的反华暴动，中资企业在该国受到洗劫，中国侨民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这时候西方的所谓全球媒体突然利用该事件在全球范围大肆非难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竭尽各种手段丑化中国在非洲的形象，极力挑拨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矛盾。于是一国的一场普通意外事件开始扩散到非洲大陆多国针对中国的攻击。中国的投资者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中国的航空母舰和其他舰船编队开始在西南非洲集结，准备撤侨。
看似荒唐的预言故事吗?哪里，这展现出了一个日益强大的世界强国——中国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安全环境，国内和国际的安全问题已经在全球化中逐渐消除边界融为一体。
中国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安全环境，国内和国际的安全问题已经在全球化中逐渐消除边界融为一体。
由于中国日益崛起为世界的一个新兴的具有超级力量的国家，我们国家利益的边界早就跨越了国界，我们国家利益的疆界已经扩展到包括极地在内的全球任何角落，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一举一动和风吹草动都可能牵涉到我们的国家安全这根神经中枢，并反映到我们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来。
我们国家利益的疆界还包括海权意义上的深海疆界，世界每一个战略意义的海峡和战略通道都涌动着财富的气息并直接体现着中国的国际利益，如果深海疆界的安全受到传统和非传统意义上的威胁，贸易和能源的受阻立刻会反映到国内的社会和政治气候中来。
我们国家的利益疆界还包括外太空的高边疆，在那里的通讯卫星和间谍卫星的外太空、高边疆之争直接决定着我国军事行动的指挥中枢是否畅通，决定着我们在涉及到国家命运的军事斗争中是否能占据先机。
我们的边疆包括有形的边疆，也包括无形的边疆，在互联网络上，无形的激烈的暗战和风云激荡地监视和反监视的较量一刻也没有停止，在互联网络日益自由和多元的时代，互联网疆界上的安全在某些特定时代就能成为影响一国舆论、民情、政情、社会政治经济的温度计甚至是进行舆论心理战的重要利器，西方某些势力无时无刻不期待在互联网这个疆界上绊倒已经旭日东升的世界新超级大国，并时刻期待中国的外部危机引发中国内部的社会危机，并利用危机中的乱象再利用西方非政府组织散步舆论和谣言将中国这个超级巨人击倒。
其他的国家安全的疆界还可能涉及到生物、食品、转基因试验、生化、疫病等多个不同领域。中国国家安全的意识应该是立体的和全方位的，我们一步也不能落后，我们要时刻保持警醒，常备不懈!
中国国家安全委员的成立，意味着一个协调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地缘政治、国际贸易、舆论和互联网络等多个社会次系统的跨越性和整体协调性的组织的诞生。
其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捍卫世界强国——中国的多边疆，我们的陆边疆、深海边疆，高边疆、贸易边疆、虚拟空间的边疆的安全将得到协调一致的保护。由于现代社会的风险具有极强的传递性和扩散性，容易从一个社会次系统传递到整个社会，因此我们的安全战略是在安全危机出现苗头的时候就通过国家整体性力量的协调将危机力图降低在一个局部的单一的系统层面，并迅速将安全隐患的源头消除。
在全方位捍卫我们国家安全利益的同时，中国在新政府的有效治理下必将一步步迈向盛世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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