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是中共近二十年来最有作为、最具含金量的一次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改革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突破之显著，超出了外界最乐观的估计和期待。但是，正因为这样，会议和决定客观上也对执政党和政府提出了更高要求。执政党和政府能否达到这种要求，是决定《决定》的实践效果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关键，也是评价此次会议最终历史意义的关键，更是左右中国未来进程是“向上”还是“向下”的关键。
以《决定》中有关国企改革的条款为例。可以说，《决定》中关于国企改革的条款，是此轮经济改革中最有分量的内容，因为它涉及到根本经济制度的改变。在《决定》颁布前，从《公告》内容看，满目都是“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之类，似乎此轮改革并没有触及国企，不少力举打破“国企垄断”的人为之灰心、失望。《决定》出来后，人们才知道前面的话其实只是虚晃一枪，目的是掩饰后面足以造成地动山摇的根本性变革。
《决定》明确的“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等内容，如果真正得到实施，中国的经济格局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是各种所有制的力量对比会发生根本变化，行业形态、发展方式和战略都将为之改变。往好处看，“国企垄断”将被彻底打破，民企活力将得到充分释放，在一种更完全的竞争体制下，经济的活力和效率都有望提高，消费者的意愿将得到更多地尊重与满足。但如果往坏处看，结果将更加触目惊心。山东鲁能、平安股份等侵吞国产的惊天大案表明，有着特殊背景和权力支撑的所谓“特殊利益集团”，早就将血盆大口对准了国企这一块当今中国最大的肥肉，没有三中全会《决定》，他们都敢于蚕食鲸吞，罪行被公开揭露后至今安然无恙，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有关条款，岂不是为他们“化公为私”的行径铺平了道路?这么多年来，特殊利益集团不仅是找到了一种办法，可以说是形成了一种机制，就是利用自己可以影响决策和执行的优势，将所有制度、政策都扭曲成为对自己有利，哪怕是那些初衷是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如果这样一种政治生态和政策环境得不到根本改变，毫无疑义，俄罗斯叶利钦时代的昨天，将会成为中国不久的明天。无数国人奉献了努力与牺牲、辛辛苦苦几十年攒下的这点国有资产，很快就会大部分落入极少数人的私囊。所谓“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人们将发现，那些效益好、潜力大、被称为“暴利行业”的国企，参股、混股的都是背后有权力支撑的特殊企业，都是“自己人”，而且其中必然有很多此前名不见经传者;即使政府为参股企业设定规模和知名度的门槛也没有人，因为这些神通广大的人可以先参股知名民企，然后再通过此跳板参股国企——没有多少民企会拒绝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也一样，好的项目当然是让“自己人”参股，只有那些获利空间不大、前景不明朗的项目，才会拿出来点缀。“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更是如此，在劳动者话语权极其低下的当下，有能力操纵变革过程的资本者和管理者，必然有办法将大部分好处收归己有。如果这些条款早就出台，当年山东鲁能或平安股份的操盘者，也就用不着那么小心翼翼、拐弯抹角;山东鲁能已经吞进去的股份，更加不可能吐出来了;平安股份原国有股份的低价出让者，也不用再手忙脚乱地找种种理由自我辩护了。
只要稍稍做些梳理，不难发现，三中全会罗列的其他多项改革措施情况也与此类似。越是重大、重要的改革，越具有双刃剑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三中全会及其《决定》，既可能为未来中国发展插上一双有力的翅膀，而可能将中国导入苦难深渊。三中全会《决定》的好与坏，三中全会本身的优与劣，最终都将取决于执政党有没有能力管束权力、将《决定》的实施纳入良性轨道。反过来观察此前习近平所大力推动的党内整风和反腐，就会发现他确实是用心良苦，一早就在未雨绸缪。
对十八大至今的反腐与整风，笔者抱有相对大的乐观期待。从反腐看，毫无疑问，这一轮反腐的力度最大，同等时间内取得的反腐成果最多。更重要的是，反腐手段最有力。不但公开肯定和支持了网络反腐形式，而且体制内的反腐手段也有很大改善。尤其是此次全会《决定》，公布了对反腐机构的系列调整，必将使之发挥更大效力。最关键的是，近一年来，人们对习近平的工作方式也已有了一些了解。他的作风是：先堂堂正正布阵，然后稳步推进，逐渐收网。对于反腐，习近平现在显然还处于布阵和初步推进的阶段。由于反腐事关党国存亡，人们有理由期待，他在收网时会有大动作，取得大成效。
更重要的是整风，这是对官员日常行为的矫正。外界舆论对习近平整风普遍评价不高，认为是人治回头，走毛泽东的老路。这明显是观念决定论，也是被西方庸俗政治观念包括所谓普世价值洗脑所致。整风当然是人治，但人治为什么就不行，就是过错呢?当下中国明明缺少法治，在法治没有建立起来之前，不搞人治搞什么?如果人治也不搞，岂不是只有“无治”、无政府主义了?这可能遂了某些人的心愿。不管他是什么治，重要的是看效果。从效果看，习近平整风成效显著，可以说是出人意料。尤其在国人极其关注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方面，效果立竿见影。
有媒体报道说，现在虽然公款吃喝少了，甚至许多高档酒店都受影响萧条了，但官员吃喝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了私人会所等隐蔽场合，公款消费变成了私企老板请客——这说的既是事实，又不是事实，甚至可以说是混淆事实、混淆视听。私人会所消费、私企老板请客，是一直就存在的现象，怎么能说是转移呢?真正的问题是，整风以来，吃喝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毫无疑问是少了，而且是极大数量地减少了。对于这一点，不需要任何统计数据支持，笔者就可以断言，因为这是从普遍人性出发所必然得出的结论。吃喝对于许多官员来说，可能是一种爱好和享受，还有一些人是为了应酬。但不管怎样，不大吃大喝不会死人。既然“上面”抓得这么紧，又有多少人会愿意冒着前途的风险来坚持吃喝呢?公款吃喝是极少见了，私款吃喝也必然减少。那些不以吃喝为乐、只是被迫应酬的人，至少找到了礼貌拒绝的很好理由，不会再哪怕是喝死也要坚持陪喝了;有兴趣吃喝的人，也必然减少频率;对于被应酬的对象(往往是上级领导或重要部门、重要位置官员)而言，你现在请他吃喝，等于是害他，因此也必然会导致官场交际应酬方式的改变。所谓好的政策、制度，并不是能够一下子就杜绝某种错误或犯罪，而是能够通过增加犯错和犯罪的成本与风险，改变人们所面临的利害格局，从而改变其行为。显然，这一点习近平整风做到了，因此它是不折不扣的善治和良政。
判断事物的好坏、进退，不能依据某种理想化的标准，否则你永远也看不到事物的变化和进步，眼中只有“糟得很”。判断标准应该来源于现状与实际，凡属导致现状有所改善的，就是好方法、好政策。不要说什么“五十步笑百步”，五十步相对于百步，已经有一半的进步了，这难道还不值得肯定和赞扬?何况就公款吃喝、公车私用而言，据笔者了解的情况看，不仅仅是百步变成了五十步，而是变成了三十步、甚至二十步。这真是超出人们预期的进步。
正因为如此，笔者对习近平、对三中全会《决定》，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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