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各类媒体在接连报道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违反计划生育管理规定而超生的同时，又报道了河北省邯郸市邱县梁二庄镇龚堡村村民艾广栋，因为育有四女一子而缴纳不起社会抚养费，于十二月四日上午来到该村党支部书记艾连坤家中喝农药中毒自杀并经医院抢救无效后身亡一事。
今年四十五岁的艾广栋与其妻谢玉凤共育有四女一男五个孩子，最小的是五岁的儿子。从二○○三年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村干部就开始上门征收社会抚养费，当时要求一次性支付七千元。“我们家很困难，一次性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然后他们就时不时来上门收钱，有时候拿走二百，有时候拿走五百，都没开过发票。有了第三个孩子后，他们就要求一次性缴六万元钱，我们更是负担不了。”谢玉凤回忆道。
十二月三日，艾广栋家的七千多斤玉米被村党支部书记艾连坤和两名镇干部等人联系卖掉，用以补缴社会抚育费。而这些卖粮钱，本是艾广栋一家七口人大半年的收入来源。由于断了生活来源，因此在玉米被村支书等人卖掉的第二天，艾广栋便到村支书家服毒身亡。
艾广栋因为超生且缴纳不起社会抚养费而自杀一事，不仅激起了人们的广泛同情，而且更是引发了人们对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对超生而必须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做法的广泛质疑，甚至是严厉谴责。特别是一些对计划生育政策始终持否定认识的人更是据此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本已就侵害了人的生育权，而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严厉实施，更是侵害了人的生命权。尤其是专门对汉族人口而实施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又导致了国内民族关系的不平等。
专门针对汉族同胞而实施的如此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看起来的确是有违汉族同胞的传统观念，但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当今的现实条件下，实行专门针对汉族同胞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确是党和政府的无奈之举。在国土不能增长的情况下，如果放任人口继续膨胀下去，最后只能是酿成整个民族的灾难。“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因此在有违传统观念和谋求现实生存与未来发展之间，也就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在固守传统和谋求现实生存之间，中国人从来就不是很固执的。早在明清朝年间，山东、山西、河北与河南等地的中原人还有江南人，便有人因为人多地少而抛却祖宗的陵墓去走西口、闯关东、甚至是下南洋。当年响彻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的《我的中国心》与《爸爸的草鞋》，既唱出了海外游子的拳拳爱国之心，也反映出了他们前辈漂洋过海的艰辛与无奈。正是为了避免今后的中华儿孙再重复他们前辈的这种艰辛与无奈，因而这才会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
收取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社会抚养费，不过就是遏制超生的一种手段而已。而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不能说其中没有养儿防老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受儒家文化的毒害而形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传宗接代和多子多福的腐朽观念才造成的。
不用说在实行只准生一个或两个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即使是在“盛世兹丁，永不加赋”的鼓励生育的年代，也仍然会有没有男孩的人家。因此在我国，尽管男尊女卑，但出于养老的考虑，于是自古也就便有了“一个女婿半个儿”之说。就是依据这样的传统，所以当初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由于考虑到当时农村的人民公社社员还没有退休养老金，因而这才允许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农村家庭，在间隔一定的时间之后，可以再生育第二个孩子。如此一来，即使第二个孩子仍然是女孩，但等到后来孩子都出嫁之后，也就等于有了一个“儿子”。因此养儿防老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在生下第五个孩子、也就是唯一的儿子之前，艾广栋已经有了四个女儿。尽管一个女婿才只是半个儿子，但艾广栋今后也将有两个“儿子”，因此还用担心以后养老的问题吗?
河北省地处华北，介于漳河以北，渤海以西，山西以东，内蒙古以南之间。河北省西为太行山地，北为燕山山地，燕山以北为张北高原，其余为河北平原。河北全省的总面积只有十八点八八万平方公里，但却居住着以汉族为主的五十四个民族。而汉族一个民族，却就占了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六。据河北省统计局公布的全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二○一○年十一月一日零时，河北全省的常住人口为七千一百九十万人。同二○○年十一月一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六千七百四十万人相比，十年时间人口便增长了百分之六点五五，从而使总人口数居全国的第六位。
河北古称燕赵之地，北宋时被辽宋分割，宋金对峙时为金朝所独有，元代时隶属中央中书省直辖。明代时，河北称北直隶，清代时称直隶，一九二八年才改为现在的省名河北省。河北由于是一个以汉族人口为主的省份，因此长期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省。明代时，由于蒙古的不断入侵而战乱不断，因而人口还能维持大体上的平衡。而到了清朝时，由于一统了长城南北而消弭了战乱，所以刚到乾隆年间，中原地区的人口便激增到了难以容纳的程度，于是那里的人们便不得不开始了走西口和闯关东。
走西口，是指山西一带的汉族人口由于人口激增而人多地少的矛盾加剧，于是不得不远徙内蒙一带去谋生。闯关东，则是以山东与河北的汉族人为主向东北迁徙的过程。
从满清入住中原之初直到咸丰十年，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东北这块他们的“龙兴之地”的“纯洁”，严禁关内的汉族人向这里迁徙。为了严防汉族人闯入，满清统治者不仅制定并实施了严厉的制度，而且更是在辽宁和吉林一带构筑了一条长约一千公里的“柳条边”并规定，凡是擅自闯入者，格杀勿论。然而山东与河北等地由于人口激增而导致哪里的人们是在活不下去，于是有的人还是要冒死到关东去谋生。因而当时向东北地区的迁徙，才被称为是“闯关东”。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理论上还可能说得通。然而在实际上，有的一方水土，根本就养不下一方的人。而有的一方的水土之所以养不下一方的人，就是水土不可能再增长而人口却可以不断增长。
从一九九四年开始，山东卫视连续十多年播出了《天南地北山东人》的这个节目。在《天南地北山东人》这个节目中，共拍摄了足迹遍布美、日、韩、德、法和加拿大等十几个国家和包括台湾在内的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六百多位杰出的山东人。自《天南地北山东人》这一节目播出之后，不仅马上就成为了山东电视台的名牌栏目之一，而且天南地北的山东人，还更是给山东增添了无数的自豪与骄傲。如今这六百多位足迹遍布国内外的在许多领域都学有所成，业有所就的山东人，不仅当然是山东人的骄傲，而且也说明了山东人的勇敢、智慧和勤劳。可是当年“闯关东”的那两千多万山东人，却只能是说明山东的水土根本就养不下山东人。而山东、河北与河南等地的汉族人生育的欲望之所以如此强烈，能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腐朽的观念无关?就是由于生育的欲望过于强烈，因此无论是河北，还是山东与河南，均为我国的人口大省。而人多地少的矛盾，至今还在严重困扰着上述地区的人们。所以“闯关东”的活动，至今也仍在持续。目前东北的绝大多数城市里，在捡破烂、收破烂、修皮鞋、乞讨要饭等领域，新时代拖儿带女“闯关东”的山东人、河北人与河南人，不仅仍然还是居于绝对的垄断地位，而且还更是表现出了在低端的生活领域适应性强的特性。尽管时代已经前行到了二十一世纪，但这些人却同他们的前辈一样，仍然还苦苦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只不过对这种行为的称呼，只是早已由当年的“闯关东“，也与时俱进到“进城务工”罢了。人多地少而导致的背井离乡，不仅使这些人的生活极为艰辛，而且往往还要为此蒙受不少的屈辱。广东的某些地区前几年就曾经公开贴出“防火防盗防河南”等这样极具侮辱性的标语。这样的地域歧视，不知使那些背井离乡的人，特别是使随同他们一道背井离乡的孩子的那幼小心灵，会因此而蒙受多少的阴影。
邱县全县的土地面积，只有四百五十五平方公里。依照换算，不过也就是等于六十八万亩。这样在人口已经有二十六万人的邱县，全县人均还不到三亩。除去住宅、河流、道路、坟墓等，那么人均耕地还能剩下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由于人多地少，造成只有二十六万人的邱县，却有六万余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过多，使邱县在招商引资方面拥有了更加具有比较优势成本的劳动力。在目前的邱县，普通工人的工资，每月只有区区的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元。即使是技术工人的工资，每月也仅在一千五百至两千元之间。(邱县政府公众信息网)
计划生育政策制定并开始实施的时候，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那时不仅农村的人民公社还没有被强制解散，不仅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还占我国经济绝对的主体。而且就连毛主席时代所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也还基本上在执行着。因此政府这才敢于理直气壮地喊出“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地向私有化深入，“政府来养老”的承诺，也就要随着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和住房货币化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福利制度被取消，早就被抛到了太平洋底。因此，艾广栋超生并因为缴纳不起社会抚养费而自杀的惨剧，只能是由于走上了邪路的改革开放所造成的贫富悬殊而带来的，尤其是因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并请回了孔子和儒家思想才导致的，而绝不是由于当初所制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本身而造成的。
如今不管官方如何掩饰，但是目前我们中国贫富差距的之大，也是尽人皆知的。占我国人口总数只有百分之零点四的富人，却占有了全社会财富的百分之七十。所以拥有百万、千万，甚至是拥有亿万财富的富翁，早已不再是少数。因此新的资产阶级不仅已经形成，而且还更是牢牢地占有了大多数的社会公共财富。据此，即使是按照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自己所认定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这个改革开放的标准，至今仍在持续进行的改革开放也早就失败了，也早就走上邪路了。
就在艾广栋因为超生却缴纳不起社会抚养费而自杀的前三天，同样也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而超生了三个孩子的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通过其工作室官方微博发表声明说：之所以不愿意让孩子移民国外以规避计划生育政策，只为“是愿意让孩子也是中国人”。看：多么的热爱祖国，多么的“高风亮节”。而张艺谋之所以能够如此的“高风亮节”，就是因为张艺谋不仅能够缴纳得起超生的社会抚养费，而且还更有钱能够将孩子移民国外。同样的事，有钱人能够用它来标榜自己的“爱国”和“高风亮节”。而无钱的人，也就只好一死了之。在毛泽东的时代，爱国是不分先后。而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爱国却要看有钱无钱了。
逝者理应得到同情，五个失去父亲的孩子和失去了丈夫的谢玉凤更值得可怜。然而在同情并可怜之后，人们是不是也应该往深层次地反思一下。为什么有的人会那么执着地非要生个儿子不可?据采访艾广栋自杀事件的记者多方采访后披露：“事实上，在农村，超生现象比较普遍，很多村民家里都想要一个男孩。这种愿望，在城里人看来可能有点不可理解，但他们实实在在受到所在乡土环境的制约：有村民认为，没有男孩，在村里会被欺负或看不起;还有的说：没有男孩，地里的活谁来干?”
目前我国的农村，尤其是像艾广栋所在的邱县梁二庄镇龚堡村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村庄，绝大部分村民不仅都是几代的乡里乡亲，而且有许多人还更是同宗或是亲戚。在这样一个绝对是熟人社会的环境下，之所以还会有欺负人或是看不起人的事发生，只能是由于儒家文化所宣扬的那种腐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造成的。
与“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一样，不否定毛泽东思想，就迈不开私有化改革的步;不打断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步，就走不上“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路。而要想否定毛泽东思想，那就不仅要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丑化和妖魔化，而且还更要请回孔子和儒家文化。
否定了最具人性光辉的世界观和最为强大、最为科学方法论的毛泽东思想，中国人必然就会丧失辨别力和信心与勇气;请回了孔子和儒家文化，中国人肯定就会再度变得愚昧和懦弱，中国肯定就会成为一个低智商的国度，中国肯定就会出现一个兽性化的社会。三十多年之前便开始的不仅是一条邪路，尤其还更是一条很难逆转的邪路的私有化改革之所以能够进行得如此顺利。还不仅仅在于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的否定，而更在于请回了孔子和儒家文化。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在毛泽东的时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都能做到团结友爱和互相帮助。可是到了改革开放的私有化年代，同村、甚至是同宗的人之间却都要相互倾轧和彼此欺负;在毛泽东的时代，“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到了改革开放的私有化年代，妇女却只能成为富人和权贵的玩偶;在毛泽东的时代，工农大众个个都是国家的主人。但是到了改革开放的私有化年代，工农大众却成了权贵富豪、尤其是成了国际资本所攫取的人口红利;在毛泽东的时代，全社会大力倡导的是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和甘当无名英雄这样的人生价值观。只是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整个中国才到处充斥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样的人生理念;在毛泽东的时代，绝大多数的农民都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民公社社员。而到了改革开放的私有化年代，个体化了的农民却又成为了愚昧懦弱的杨白劳。因此，就是由于儒家文化所构建的那种腐朽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猫论”之祸所制造的私有化改革的惨烈现实，才会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酿就一幕幕像艾广栋自杀和“富士康十三连跳”等这样的人间惨剧。
人与人之间相互欺负或是看不起这样的事，即使是在民族或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相互的欺负或是看不起，必然将带来严酷的竞争。而在民族之间的竞争过程中，人口的质量，要远远地重于人口的数量。只有六百万人口的以色列，便屡屡打得拥有上亿人口的阿拉伯人哑口无言。这其中的原因，只能是以色列人的人口质量，要远远地高于阿拉伯人的人口质量。人口质量的提高，只能靠教育来完成。在私有化、尤其是在一个教育产业化的社会环境里，像艾广栋这样连超生的社会抚养费都缴纳不起的人，能够为他的五个儿女提供良好的接受教育的条件吗?一个人如果接受不到良好的教育，也就只能成为一个简单的体力劳动的工具。简单的体力劳动工具的过多存在，也就必然会成为易富贤等反计生骗子的眼中，尤其是成为权贵富豪和国际资本所攫取的人口红利。仅此一点便不难看出，易富贤等拼命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骗子，不过就是一些帮权贵富豪和国际资本做恶的伥鬼。奴隶主可从来没有去关心过奴隶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而只会去关心属于自己的奴隶有多少或是还有谁才最有可能成为自己的奴隶。然而尽管奴隶主可以不关心奴隶的生活质量，但是如果奴隶们自己也不去关心，这就不应该了。传说雄鹿在被猎杀的那一刹那，会本能地用头去撞击硬物，从而将自己的鹿角撞断，而绝不把它留给猎杀者。疾速增长的人口，造成了中国人生存质量的不断下降和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劣。而由于人口过多而造成的中国人在国内的生存竞争越来越严酷，更是导致中国人竟然都成为了国际资本主导下的比较优势下的人口红利。而由于过度生育所导致的人口素质下降，从而使一代代的中国人只能成为别人的人口红利，这不仅仅是工农大众，而且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
冯毅写于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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