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一百二十周年。而二○一四年对于中华民族，也可谓是流年不利的一年。农历二月初一夜，就在我们中国这条龙的龙头刚要往上抬的时候，在云南省省会昆明市的火车站，五名恐怖分子仅仅是持刀，就在短短的十几分钟内便杀死了二十九人又杀伤了一百四十三人;三月八日，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起飞飞往我国首都北京的载有一百五十四名我国乘客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MH---370号班机失踪。直到今天，不仅失踪的班机仍然还没有找到，而且就连班机失踪的原因，也仍然还没有查明;三月二十日，就在我国热情地接待来我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夫人、孩子和岳母期间，美国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瑞士的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不仅操纵多个国家一起围攻、羞辱我国，而且还更是让我国的疆独头目热比娅出现在会场上，以此来表示对疆独和藏独势力进行民族分裂活动的支持;三月二十一日，山东省平度县的有关权力部门和土地开发商相互勾结，纵火焚烧了为抗拒强征耕地行为而守护口粮田的四位农民所居住的帐篷。当场烧死一人，烧伤了三人;三月二十四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李伍峰坠楼身亡;三月三十日，广东茂名发生了“群体性骚乱”事件。四月六日，在到访我国之前的访问日本期间，美国国防部部长哈格尔更是对我国直接发出了战争的威胁。而对此，我国的回应却仅仅是“不满意”并如约全部满足了哈格尔的访问要求而已。四月八日，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继李伍峰之后，也在办公室内自杀身亡。四月十一日，驻冲绳美军最高司令官兼第三海军远征军司令惠勒斯表示，假如中国军队武装“占领了钓鱼岛”的话，美军海军陆战队甚至不用登岛，就有充分的能力夺回岛屿;在四月二十三日抵达日本访问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日本《读卖新闻》书面专访时更是作出等于是公然向我国宣战的这样表示：钓鱼岛是由日本管理，因此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范围之内。而对奥巴马如此公然的挑衅行为，我国却一往如前，仍是由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再一次发表了一份不痛不痒的声明;截止到四月二十六日，持续了十几天的广东东莞的台资工厂的几万工人的罢工，在当地政府和资方的强大压力下才以罢工工人的失败宣告结束;四月三十日，就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的考察都深入到了一些维吾尔族居民的家庭进行了亲民活动而刚刚结束离开新疆时，乌鲁木齐的一处火车站就用巨大的爆炸声，表示了“欢送”。
曾几何时，由五十六个民族所组成的更拥有十几亿伟大人民的我们中国，还是一个没有明显民族冲突的中国;还一个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制造出了原子弹、导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中国;还是一个由于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永远不再担心挨打的中国;还是一个涌现出无数英雄人物的中国;还是一个同仇敌忾、众志长城、凝聚力空前的中国;还是一个敢于制定并敢于坚决维护“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样国际规则的中国;还是一个在国际上就任何问题并对任何强国都敢于主持正义的中国;还是一个修建了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并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中国;还是一个让美国在历史上唯一没有取得战争胜利的中国;还是一个令美国总统不得不主动要求访问的中国;还是一个把“一盘散沙”改变东方巨龙的中国;还是一个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的中国;还是一个由于吏治清明、干部党员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所以被国际组织评为廉洁指数在六以上而只有轻微腐败因此人民得到的实惠最多的中国。然而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曾经这样的中国在仅仅二十几年之后，竟然就变成了裸官充斥、贪官举国、物欲横流、黄赌毒遍地的中国;就变成了民族分裂重新出现且日益强烈的中国;就变成了阶级矛盾突出而整个社会严重撕裂的中国;就变成了东海和钓鱼岛被日本强占而南海及其诸岛又被周边瓜分却束手无策的中国;就变成了驻外大使馆和新闻记者被美军炸毁与炸死却只能忍气吞声的中国;就变成了巡航的军机被美军的飞机撞落且飞行员牺牲而只能装聋作哑的中国;就变成了驻美国的外交官被美国警察无端殴打而无动于衷的中国;就变成了被美军的十大军事基地“G”型包围而装作岿然不动的中国;就变成了购买的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变成了垃圾竟毫不心疼的中国;就变成了被美国和欧洲诸国来回羞辱或揉搓而佯装不觉的中国;就变成了只能靠给美国做小三、当二奶来维持“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处在极度内外交困之中的中国。
尽管毛泽东高寿达八十三周岁，可他在长达八十三周年的人生中，用他自己概括说的却只不过就是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八年抗战，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第二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自认的他一生所干的与打跑了日本侵略者和赶跑了蒋介石反动派并列的两件事之一。尽管毛泽东逝世后，文革遭到了彻底的否定。但是今天我国的残酷社会现实、特别是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这一血淋淋结果，却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恰恰正是我国能够避免如此厄运的关键性历史进程。因此，毛泽东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就是中华民族的守护神，就是中华民族的大“贵人”。
与当年的中国革命尽管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却充满了艰难曲折一样，毛泽东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和全军公认的统帅的过程同样也是坎坎坷坷。而也正是由于毛泽东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和全军公认的统帅的过程坎坎坷坷，所以当年的中国革命才会遭遇到那么多的艰难曲折。毛泽东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和全军公认的统帅的过程，也是全党和全军同志的认识问题能力提高的过程。而全党和全军同志认识问题能力的提高，不只是来自于毛泽东的正面教育，而且还更有来自党内反对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反面教育，甚至还更有来自国外侵略势力的反面教育。因此，无论是党内党外，还是国内国外的那些反对势力和反动势力的代表，也都称得上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贵人”。
虽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仅有的十几个创始人之一，而且还更是创立了能够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并亲自开辟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唯一能够走向胜利的道路。但是毛泽东不仅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要比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这样的后生小辈晚了许多，而且在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之前，还更是屡受排斥和打击。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毛泽东为了壮大中国革命的力量而把自己的妻子、弟弟和妹妹都引领上了革命道路的这种高尚情操不仅无人能够理解，而且他创所造出的能够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革命理论和亲自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唯一能够走向胜利的道路，更是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就像在彻底剥夺了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宁都会议”上，当任弼时、项英、邓发和顾作霖等人恶毒污蔑毛泽东并要彻底剥夺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时，周恩来尽管为毛泽东辩解了几句，但却不过就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说到：“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王稼祥尽管对任弼时和项英等人剥夺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权力的做法进行了坚决的反对，但反对的理由却只不过就是“临阵换将，兵家大忌”。
自从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和十日这两天召开的开除了谭平山党籍和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的那次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之后，周恩来便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直到进入中央苏区。因此对于毛泽东，周恩来不应该不了解。然而毛泽东能够创立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完整理论的那种超凡智慧和亲自开辟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唯一能够走向胜利道路的那种探索的艰辛，在周恩来看来不过就是“经验”;毛泽东为了解放中国人民和拯救中华民族而将全家都引上了革命道路的那种高尚情操和长时期舍生忘死地与敌人进行的浴血奋战，在周恩来的眼中，不过就是个人的“兴趣”。
周恩来和朱德在所有的中国人的眼中，无不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在中央军委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确定的共和国三十三位军事家中，周恩来和朱德更是紧随毛泽东之后而名列二、三位。然而就是像周恩来这样的伟人，当年对毛泽东的超凡个人智慧和无比崇高的个人情操以及为中国革命所立下的巨大功劳，都是这样认识的，其他人那就更可想而知了。因此，如果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界定来认识毛泽东思想不仅只是指导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而且还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的话，那么当年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过程是不是就能证明，当年根本就没有哪个人能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贡献了他们的聪明智慧。一群连毛泽东所创立的理论是唯一能够指导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一群连毛泽东所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道路是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唯一能够走向胜利道路的这种认识能力都不具备的人，能够为指导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最终胜利的毛泽东思想贡献出他们的聪明才智，你信吗?
回想起当年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难曲折过程，最应该令毛泽东感到寒心的人，那可能就要算是朱老总了。
“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朱德率领一千多人的余部由于无处可去，于是便率部躲藏到了军阀范石生的部队中。后来因为蒋介石有所察觉，只好又被范石生礼送离开。“湘南暴动”失败后，朱德再次无家可归，因此只好到井冈山去投奔毛泽东。然而到了井冈山之后，由于拒不听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而盲目服从左倾机会主义的上级的错误命令并放任部下搞极端民主。因此这才不仅酿成了红四军历史上的“八月失败”，而且也更使朱德自己都觉得无颜再回井冈山。幸亏毛泽东不计前嫌，亲自下山远征湖南，这才又将朱德又接回了井冈山。朱毛红军转战到福建之后，不仅队伍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而且还更是扩大和巩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而此时已经缓过元气来的朱德却不仅再次与毛泽东发生了冲突，而且还更是联手陈毅和刘安恭这两位四川故旧和其他一些人在红四军的“七大”上，不仅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而选掉了毛泽东的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职务，而且还更是将毛泽东排挤得不得不离开红四军而到地方上去工作。在把毛泽东排挤出了红四军之后，朱德本欲大展宏图，可是在率领红四军先是在进击闽中时受挫，然后又在出击东江中失利。出击东江的损失程度，按照朱德自己的统计，是损失了红四军六千人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就在朱德再次无颜去见毛泽东的时候，幸好到上海汇报工作回来的陈毅途径这里并巧遇了朱德。由于胸怀坦荡的陈毅主动向毛泽东认错，所以这才给朱德找到了一个率部返回闽西根据地的台阶。从此，朱德与红四军跟随毛泽东千里转战，由于不仅越战越强从而使红四军发展壮大成为了红一军团，而且还更是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在这期间，朱德在毛泽东的统帅下更是由于战功卓著，因此被中央任命为了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
尽管是来自于中共中央的任命，但如果不是由于跟随了毛泽东这才立下了出色的战功，那么朱德是没有任何理由超越“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红三军团的主要创建人彭德怀而当上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的。然而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不仅剥夺了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而且还更是对毛泽东极尽污蔑的“宁都会议”上，朱德却没有对毛泽东表示过一丁点的支持和进行过一丁点的辩解。这样的表现，不仅会让毛泽东感到寒心，而且也更会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难以理解。
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朱德，即使是像后来的博古和张闻天等人，他们的革命立场，都是不容怀疑的。但是他们之所以认识不到毛泽东的正确，就是由于在儒家文化的长期毒害下造成了认识问题的能力不足和养成的那种强烈的实用主义心理。认识问题的能力不足，使他们不能通过理论的探究便能够认识到毛泽东开辟出的革命道路是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而受强烈的实用主义心理的驱使，使他们在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这一事实面前，认为只有苏联式的革命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
凡中国的汉族人，几乎都认识了而且也都认同“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这一现象。就在毛泽东用正面的理论教育说服不了他的战友们的时候，于是就轮到蒋介石这个中国人民的死敌开始用枪炮来教育他们了。由于没有了毛泽东的保护，所以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枪炮教育很是成功。在蒋介石的枪炮教育下，除了王明之外，周恩来、朱德、博古和张闻天等人终于醒悟了，于是这才不仅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这才不仅认识到了没有毛泽东就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这才不仅终于由衷地拥戴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而且自己也因此而成为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了中国人民的孝子。因此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可谓是他政治生涯中所遇到的第一位“贵人”。而在这一过程中，之所以只有王明没有被蒋介石教育过来，那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而只不过就是苏联人的贤孙。
“遵义会议”后的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党中央所直接指挥的红一方面军在走过了万水千山之后，终于在四川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了。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师，给由于打不破蒋介石的围剿而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准备前往湘西与贺龙所部汇合的左倾机会主义们，带来了莫大的喜悦。然而一四两个方面军的会师，却由于两伙各怀鬼胎的机会主义分子走到了一起，因此带给中国革命的不仅不是新的胜利，反而却是更大的灾祸。
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张国焘和陈昌浩等人看到一方面军损失惨重，于是便陡起了依靠四方面军的兵强马壮来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而博古和张闻天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看到了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也萌生了急于排挤张国焘而直接掌控四方面军的邪念。如果从“有枪就是草头王”这种流氓理论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邪恶人生理念的角度来认识，不管是张国焘和陈昌浩，还是博古与张闻天，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在理论上都还是能够解释通的。
自一九三二十月年撤出鄂豫皖苏区之后到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等来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四方面军在张国焘和陈昌浩、徐向前等人的领导下，不仅粉碎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围追堵截，而且队伍更是从鄂豫皖苏区突围时的三万，发展到了八万六千多人。此举充分证明了张国焘和陈昌浩、徐向前等人无论是在军事战略的制定上，还是在军事指挥上，的确是都比博古、李德和张闻天等人更胜一筹。从苏联回国之后不久，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就在苏联人的扶持下，登上了中共最高领导人和政治局常委这样的宝座。但是苏联人把他们扶上中共最高领导人和政治局常委等宝座，是想通过他们来掌控中国革命而却不是要他们来葬送中国革命的。中国革命的成败如何，对于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团团包围之中的苏联，是至关重要的。而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对中央苏区的葬送，却严重违背、干扰了苏联人的战略意图。对于苏联人的意图，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应该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而对苏联人实现自己战略意图的绝决，尤其是在苏联留学期间所见过、甚至还亲自参与了的苏联人对像李立三这样险些扰乱了苏联的战略意图的中国革命者的残酷迫害，想起来都令他们这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严重患者不寒而栗。所以此时如果能够直接掌控张国焘麾下的拥有八万多兵力的四方面军，从而能够再次按照苏联人的战略意图来控制中国的革命。那么不仅就能逃避掉苏联人因他们葬送了中央苏区而必然会施加到他们身上的严厉制裁，反而还一定会得到苏联人的进一步信任与奖赏。因此，一四方面军的懋功会师，除了给两个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带来了无比的喜悦之外，也给两伙机会主义分子带来了各自的鬼胎。
两军会师之后不久，中宣部长凯丰就用在《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列宁论联邦》文章，拉开了对张国焘等人进行批判的序幕。从此以后，博古和张闻天、凯丰等再次祭出了他们在剥夺李立三和毛泽东的权力时施用过的“先批判，后夺权，残酷迫害送苏联”这个法宝，开始了对张国焘个人以及整个四方面军所存在的严重的军阀作风的指责。然而尽管当初博古和张闻天等人用这套流氓手段来排挤不仅创立了“党指挥枪”的这一政治伦理，而且还更是始终以生命来捍卫“党指挥枪”这一政治伦理的毛泽东和与他们一样以苏联人马首是瞻的李立三，的确非常有效。可是当博古和张闻天等这些年轻的机会主义分子遇到了坚信“有枪就是草头王”这种流氓理论的张国焘这个老机会主义分子，那可不仅纯属就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且还更是流氓遇流氓，就看谁更强。因此当博古和张闻天、凯丰等人把曾经在毛泽东和李立三身上施用过的这种流氓手段施加到张国焘的身上时，不仅未再见效，而且当遭遇到张国焘的反击时，反而马上就变得束手无策了。
近十几年来，乘着矮化、丑化和妖魔化毛泽东的这股逆流，解放后曾经担任过张闻天秘书的何方与《张闻天传》的和《张闻天选集》编辑组成员的程中原等人在经过对党史和军史的深入研究分析之后，得出“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这一结论。在“遵义会议”的民主选举中，毛泽东只不过就是被增补为了政治局的常委而已。特别是在政治局常委的分工中，毛泽东还更是被明确规定为只是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的实际选举结果是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总书记，而周恩来才是党内所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也就是最高的军事指挥者。因此“延安整风运动”中开始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之说，是对党史的虚假错误的记述与总结;“延安整风运动”后所书写的《党史》，是经过篡改与伪造了的《党史》。
何方与程中原等人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上讲的确是真实的，“遵义会议”的选举结果也果真是如此。但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之说，也更是历史的事实。这个历史事实，就是源于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当张国焘不仅依仗着四方面军的兵强马壮，而且还更是抓住左倾路线的错误，并以清算博古和周恩来的错误为由而要求通过改变党中央的领导机构从而伸手向党要权时，党中央领导集体中除了毛泽东敢于站出来与张国焘进行面对面的坚决斗争，而其他的那些中央领导人，却不仅一个个都噤若寒蝉了。而且还更是把维护党中央安全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毛泽东的身上。而正是由于在张国焘咄咄逼人地伸手向党要权面前，由于只有毛泽东敢于并能够挺身而出坚决捍卫了党中央，尤其是坚决捍卫了“全党服从中央”和“党指挥枪”等这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本政治伦理，因此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也就完全是符合历史事实了的。
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之后不久，张国焘先是以指责增补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的“遵义会议”不合法为由，试图将毛泽东排挤出去。然而当他的这一意图落空而毛泽东又代表党中央提出了两军要高举抗日的旗帜共同北上的战略设想之后，马上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南下川康的主张。而为了实现自己南下川康的主张，张国焘又在陈昌浩等人的支持下，提出了要清算党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并追究博古和周恩来的个人责任。为此，张国焘提出了博古要退出中央政治局，周恩来要退出中革军委。特别是为了逼迫博古退出中央政治局并以此来强迫党中央接受他南下川康的主张，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讨论两军行动方向的会议上，张国焘曾经拍桌并指着博古的鼻子这样大骂：“你这个党的败家子，配谈什么谈军事!”在张国焘的淫威面前，博古和张闻天等人除了战战兢兢，就是不知所终。因此在张国焘拍着桌子大骂博古的时候，只有毛泽东敢于站出来义正词严地反击张国焘“这是党的政治局会议，不是督军团会议!你这样泼妇骂街似的恶语伤人，那点还有共产党人的作风。”
在张国焘以自己的武力为后盾并抓住了党中央政治路线的错误和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来威逼党中央的时候，周恩来尽管与张国焘一样是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举出来的书记处书记，也就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党内的地位并不低于张国焘。但是由于他对中央红军所遭受到的惨重损失的确是要负上很大的责任的，所以在为党创下了一份极大“家业”的张国焘面前不免嘴短。于是只好用在极其关键时刻的一场大病，不仅躲开了张国焘对自己的追究，而且也更是避免了退出中革军委的尴尬。而至于博古，那更是吓得都很少敢朝张国焘的面了。当时的张闻天尽管是党中央的总书记，但是由于党中央所犯的政治路线错误不仅也有他很大的一份，而且他只擅长的那种机会主义的做法，在张国焘的面前也根本就不堪一击。所以此时为了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为了维护党和人民军队的政治伦理而敢于并能够站出来同张国焘进行斗争的中央领导人，也就只剩下毛泽东了。而毛泽东在反击张国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义正词严和大义凛然，不仅更加教育了红一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而且也更是感染了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在与四方面军草地分手时毛泽东所留下的“请你向国焘同志转达我的意见，根据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面的敌人力量很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甘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只有北上才是真正的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来”这个预言在一年后的实现，使毛泽东由于自己的英明判断而更加受到了全党同志和全军指战员的衷心拥戴，从而确立了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所以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张国焘也算得上是他政治生涯中的“贵人”之一。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的最高领袖与最高统帅的地位，尽管得到了全党和全军的逐渐认同。然而在由于日本的入侵而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领导地位却还没有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认同。而当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日本人的侵略面前步步退让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否取得民族的领导地位，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惧国民党匪军的重重围堵和万水千山的险阻以及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高喊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并高举着抗日大旗的毅然北上，从而使全体中国人民从毛泽东等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认识到了什么才是民族大义。就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感召之下，中华民族这才形成了全民族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而中国共产党，也更是由于有了毛泽东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获得了至关重要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以后所坚持的长达八年之久的残酷抗战中，毛泽东更是用他那不屈不挠的坚定意志和通过《论持久战》等这样的光辉著作所展现出来高度智慧，从而成为了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民族领袖。
近年来，由于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否定与污蔑已经深化到了历史细节的层面。于是《游击战术“十六字诀”产生过程辨析》、《朱德军政双优，教毛泽东打仗，最早提抗日持久战》、《假若没有朱德，毛泽东有可能变成土匪》和《蒋百里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等不仅根本违背历史，而且即使是文章表面的逻辑上都狗屁不通的一些东西，便纷纷出笼了。而更有甚者，甚至都意淫出了《蒋百里将军：一人两次打败日本整个陆军》这种极其荒谬的东西。当年我国的抗战由于基本上都是在陆地上进行的，所以抗击的基本上也就是日本的陆军。如果蒋百里一个人就能打败日本的整个陆军，那么还需要中华民族付出了三千五百万人伤亡这样惨重代价的全民族抗战吗?
不管是朱德，还是蒋百里，抑或是还有他人，他们所提出的持久战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是事物的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层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稍具军事常识和坚持抗战到底这一立场的人，都能够认识到我国的抗战，就只能是持久战。但正是由于敌强我弱，所以我国如何才能把抗战持久地坚持下去，才是问题的关键。因此毛泽东所讲的“论”持久战。关键就在于一个“论”字上。就是这个“论”字，才论出了抗日军民的坚定信心，才论出了中华民族坚持抗战的光明前途，才论出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所以即使是朱德曾经提出过持久战的思想，那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之上。而只要对比一下已经出版了的多位领导人的《选集》和《文集》便不难发现，除了《毛泽东选集》中充满了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矛盾论》、《实践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这样大量的具有战略性、理论性、哲学性和逻辑性的著作之外，而其他领导人的《选集》或《文集》中，不过就是一些充斥着讲话或是文告类、总结类的东西。
就是由于毛泽东的超凡智慧和高尚情操教育、影响了中国人民;就是因为日本侵略者的凶残和野蛮，又唤醒了在“敬之，终吉”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待之”这种思想的毒害下而精神陷于麻木不仁状态中的中国人民。所以中国人民这才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才选择了毛泽东。因此日本侵略者在中华民族崛起的过程中，也就不仅成了中华民族的“贵人”，而且也更是成了毛泽东政治生涯中所遇到的一个非常出色的“贵人”。于是毛泽东这才一再这样“表扬”凶残的日本侵略者这个反面教员“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尽管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尽管缔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尽管抗击住了日本侵略者，尽管赶走了蒋介石，尽管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战争，那么毛泽东充其量也还是一个内战英雄。即使是由于抗日战争也能算得上是民族英雄，但由于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最后危险的时候而被迫进行的，因此这样的民族英雄，其色彩也就不那么强烈了。而抗美援朝由于是毛泽东决策而主动出兵朝鲜，是真正地拒敌人于国门之外，是对美国侵略我国台湾地区的强盗行径进行的主动反击，因此这才彰显了中华民族敢于抗击强暴的不屈勇气，彰显了中华民族敢于捍卫自己民族利益的坚强决心，彰显了中华民族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正义而敢于承担任何民族牺牲的博大胸怀和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
于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爆发的朝鲜内战，给本来就要限制和削弱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国提供侵略我国台湾的借口。因此美国不仅马上于朝鲜内战爆发后的第三天就侵入了我国的台湾，而且还更是组成了联合国军侵入了朝鲜。于是在联合国军的旗帜下，五十年前曾经侵略过我国的八国联军中，美国人来了，英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意大利人也来了。然而尽管美国人还是美国人，英国人还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法国人，意大利人也还是意大利人，但是中国人却与五十年前有了根本的不同了。五十年后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与五十年前在儒家文化毒害下的中国人有了根本性的不同。面对强大的侵略者，中国人民没有被再次吓倒，而是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狠狠地惩罚了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因此美国本欲限制和削弱我中华民族而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反而却成了中华民族一战雪耻的天赐良机。抗美援朝不仅一战就使新中国成为了能够傲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而且还更使毛泽东成为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因此美国也就成了对毛泽东在政治生涯中获得个人的巨大成功而作出了极大贡献的一位“贵人”。
由于蛇吞象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现象，所以尽管日本人的野心再大，那也灭亡不了我中华。然而如果是熊吃象，那结果肯定就会不一样。我国北方的那个强悍邻国，不管是在老沙皇的时代，还是在前苏联的时期，都把北极熊当作为自己的形象。由于没有杂食的自然条件而基本上失去了杂食性，所以北极熊在熊类之中，不仅体型最大，而且也更是最为凶残。因此以北极熊为自己形象的俄国人，也最具有强烈的扩展性，也最为凶残和野蛮。
一九五八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先后向我国抛出了在我国架设长波电台和组建中苏联合舰队等试探性的气球以试探毛泽东反应，从而试图像当年曾经完全控制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那样，妄图控制整个中国。然而不同于只知道坐而论道的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和王明等，毛泽东不仅有“风起于青萍之末”那样在事物刚刚露出它表面现象时就能够看到它本质的那种超凡智慧，而且还更具有坚决维护中华民族独立和利益的胆量、勇气、决心和能力。由于看透了赫鲁晓夫的野心，所以毛泽东不仅坚定地回绝了赫鲁晓夫的一切试探，而且在之后还更是对苏联人的武力威胁和武装侵略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从而迫使苏联人不仅收敛起了武装侵略我国的野心，而且还更是彻底打消了他们谋求对我国进行控制的企图。
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对苏修新沙皇的力抗和坚决反击，因此才不仅使全世界的人民都认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而且也更使美国这只野心狼，都认识到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的正义与强大。因此美国总统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到我国访问的时候，在与我国签订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美国方面声明和双方共同声明中，这才会有了以下这样的表述：
“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珍宝岛击溃了苏修新沙皇，不仅使中华民族结束了长达近三百年时间的在北极熊阴影下的生活，而且还更是把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人性文化，推广到了全世界，因此在全世界人民的心中，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是正义和力量的化身。而毛泽东，就是维护全世界所有弱小国家和弱小民族利益的坚定代表。于是苏修这个新沙皇，也就因此而成了送给了毛泽东一份最重厚礼的“贵人”。
当“舒心的美酒”变成了“砸三铁”和私有化大潮而酿就的下岗失业和失地的苦酒，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中华民族在国际上不断地挨打受辱，中国人民这才终于亲身领教了，终于彻底认识到了，由于自己的懦弱和无知所造成的麻木不仁而导致的修正主义上台，最终将会使自己付出怎样的代价。于是这才终于相信了毛泽东的预言果然就如神一般的精准，终于认识到了毛泽东果然就是个神。
自从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观念起，毛泽东就一再担心在自己的身后，中国共产党将会变成修正主义的政党。为此，毛泽东一再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要备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不仅如此，毛泽东生前还更是一再告诫全国人民，修正主义上台，人民就要再吃二遍苦，就要再遭二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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