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这个字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可能不过就仅仅是一个方位名词而已。可是对于我，却总是会把“西”这个字和阴森恐怖与妖雾重重联系在一起。而之所以会如此，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由于小时候《西游记》的故事听得太多和姥姥的去世。
在我小学一年级还没有读完的那一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文革爆发之后不久，就放了暑假，之后直到一九六八年才开始上课。在两年的时间里，我每天除了和小伙伴玩耍之外，最喜欢的就是听三个哥哥或是哥哥的同学们讲《西游记》的故事了。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有人讲《西游记》的故事，我都会立刻停止其他的玩耍，而跑去聚精会神地一直听到讲故事的人不再讲了而止。听《西游记》的故事听得太多了，于是我便会经常出现尽管大慈大悲的佛祖和观音菩萨都住在西天，但是唐僧去取经的通往西天的路上，在那些妖雾缭绕的山洞中，却住满了白骨精等妖魔鬼怪这样的想象。由于经常出现这样的想象，所以白天我总是幻想着能够成为一个降妖捉怪的孙悟空，可夜里梦到的，却都是青面獠牙的鬼怪妖精和阴森恐怖的阎王以及牛头马面的小鬼。
在那段日子里，还发生着一件我非常喜欢的事，就是每天早上都到我家附近我父亲工作的那座煤矿的办公大楼前，看那些牛鬼蛇神向毛主席请罪。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期间，每天的早饭前，头戴白纸糊成的高帽或不知是国民党军官、还是伪满警察的破旧大盖帽，胸前挂着用黑色墨水写着名字和诸如坏分子或漏网地主分子等标明身份的白纸牌，穿着各色服饰，脸上涂着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墨水的四十多个被称为是牛鬼蛇神的群众专政对象，被臂戴红色袖章的工人专政队员从几间仓库里押出来，排成横列，站到一处搭好的木台子上，低头弯腰，嘴里纷纷嘟囔着向毛主席请罪。在这些牛鬼蛇神请过罪之后，站在台下的人们又举起拳头高喊一些什么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之后，每天牛鬼蛇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也就结束了。尽管《西游记》的故事我已经听熟了，可却从来没有见过青面獠牙的妖怪和牛头马面的小鬼。但由于那时年幼理解能力差，而且感觉牛鬼蛇神和牛头马面却又差不多。因此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那些牛鬼蛇神，就是传说中的那些牛头马面的小鬼。
在我十二岁的那年，与舅舅在一起生活的姥姥去世了，我和父母及哥哥姐姐到舅舅家去吊丧。灵棚里，在香烟缭绕、纸灰飞舞中，原本慈祥和蔼的姥姥，在遗像里也显得特别的阴森恐怖。我们的吊丧活动，由舅舅家的邻居，那位见多识广、“德高望重”的王姥爷来指挥。王姥爷站在摆满了点心和水果的供桌旁，手拈三柱点燃的长香，用高亢却又颤抖的声音高喊着“跪”，“叩首”，“起”和当时我还不甚理解的“驾鹤西归”、“西方接引”和“西方大道”之类的什么。在香烟缭绕、纸灰飞舞和王姥爷颤抖的声音里，我对“西”更加充满了恐惧。
文化大革命的期间，是经常地开会。父亲不仅要在工作单位天天开，而且下班后居民组里也是经常开。所以从老中华民国、满洲国、新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路走来的父亲经常会这样说“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国民党的税多，而共产党的会多。可是当到我人到中年的时候，才知道当年国民党的会也很多，而改革开放后的共产党的税也不少。以至于前几年坊间都流传着这样的一则笑话：“谁谁谁与某某某睡觉，那是“国税”(国睡);要饭的与乞丐睡觉，那叫“地税”(地睡);官员与二奶睡觉，称之为“偷税”(偷睡);丈夫与妻子睡觉，只能叫“所得税”(所得睡);而姐夫与小姨子睡觉，那可就是“增值税”(增值睡)了。
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共产党人帮助孙中山对国民党所进行的改组，依据的都是列宁的建党学说。因此在背叛了大革命之前，国民党的会也很多，其中除了一九二四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外，著名的还有一次“西山会议”。
就在国共两党合作而推动的国民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九二五年的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阴森森的孙中山灵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中的右派石瑛、覃振、叶楚伧、沈定一、林森、邹鲁、居正、张继和谢持等人召开了一次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取消政治委员案》的史称为“西山会议”的会议。
小时候还经常听父母说，国民党在我们辽宁尽管只呆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可却也把我们这里祸害得够呛。因此国民党匪徒在我的印象里，于是个个就都成为了青面獠牙的妖魔鬼怪。而也难怪国民党匪徒在我的印象里要成为妖魔鬼怪，就连一次如此重要的会议，国民党的匪徒们都要跑到阴森恐怖的孙中山的灵前去开，这怎能不让人把他们与灵前的那些牛头马面联系在一起。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是依据列宁的建党理论而建立或改组的，所以既然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有过这么一次妖魔鬼怪舞翩迁的“西山会议”，那么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不是也会有一场这样的会议呢?果不其然，不仅别说的确还真有，而且还更是巧合得就连会议的名称也只有一字之差。国民党的那次会议叫“西山会议”，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这次由LSQ搭台，而由CY主演的这次会议的名称就叫“西楼会议”。共产党的“西楼会议”与国民党的那个“西山会议”虽然还有一字之差。但却也同样是妖雾重重。
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不仅佛教和共产主义都诞生在我们中国的西方，不仅唐僧去取经的西天路上布满了妖魔鬼怪，不仅通往西方传来的共产主义的这条道路上也同样是充满了艰难曲折，而且就连我们中国人的人生终点，也同样是位于西方。
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之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离开了北京到外地去视察，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照例由在一线工作的LSQ、周恩来、邓小平、CY和彭真等人来主持进行。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LSQ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泽东和林彪之外共有十六人参加的后来习惯上被称为是“西楼会议”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二十三日召开的会议上，CY应LSQ的要求，做了“五个方面的困难和六项解决措施”的长篇讲话。
CY的这篇讲话，得到了LSQ的高度认同。尤其是CY经济建设的思想，与LSQ更是不谋而合，或是早就有谋有合。于是在会议召开的期间，为了进一步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LSQ又这样对CY说到：“你光是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同志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
二月二十六日，在由国务院组织召开的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CY又作了后来被收入到了《CY文集》之中的标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与“西楼会议”内容相同的讲话，再次重申了他在“西楼会议”讲话中所阐述的思想。
在CY发表了两次内容相同的长篇讲话之后，LSQ提议用中央的名义将CY等讲话转发全国。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后，LSQ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批发CY等同志讲话的指示》。
LSQ不仅十分重视CY两次会议讲话对调整工作的指导作用，而且认为CY近几年来的讲话和文章中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一系列主张也很有价值，应该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深入了解。于是“西楼会议”后，LSQ要邓力群组织几个人，把CY的这方面讲话和文章找出来，编辑印发。按照LSQ的指示，邓力群收集了CY从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发言至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的青浦农村调查报告等共十五篇讲话或文章，不仅编成了约五万字的《CY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一书，而且还更是整理出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摘要》。
在此前不久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尽管毛主席三次邀请，但都被CY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拒绝了。从而成为了在在召开了近一个月之久的“七千人大会”上，没有在大会上公开讲话的中共中央七名常委中的唯一。对于不讲话的“真正”原因，在事隔二十六年之后的一九八八年，CY自己做了这样的说明：“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CY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此话说得尽管十分动听，但却不仅纯属是绝对的口是心非，而且还更是暗示了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是毛主席造成的，从而又给早已故去的毛主席泼上了一盆脏水。
在已收入到了《CY文选》之中，但日期却标注为了是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的CY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出席陕西省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全体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的讲话中，CY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这样批评和告诫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有人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要失败的。
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低估了。只要我们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将无敌于天下。”
正如CY所批评的“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那样，老老实实、襟怀坦白，对党没有任何的保留，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标准。然而身为党中央的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中国共产党当时第五位领袖的CY做到这一点了吗?“七千人大会”的召开期间，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在大会上发表了公开的讲话，而唯有CY，尽管毛主席曾经三次邀请、要求他在大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却都被CY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拒绝了。可是仅仅过去才十几天，在LSQ主持的会议上，CY就发表了将近一万字的长篇讲话。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史料披露CY在这十几天里到任何地方做过调查研究，可见CY在“西楼会议”上所讲的那些“问题”，完全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前就已经掌握了的。可是在党中央主席主持的有七千多的党的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上一言不发，而在党中央主席不在场并只有十几个人参加的会议上却发表了近万字的长言，CY才真正是做到了“对党只讲三分话，从不全抛一片心”。
毛泽东个人当然不能代表党，但是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那七千多名县团级以上的党的高级干部，还不能代表党吗?如果这些人不能代表党，那么还有谁能够代表党呢?
直到今天，那些否定、丑化和妖魔化毛主席与文革的人在论及毛主席之所以能够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要提及是由于一九五七年秋冬至一九五八年春毛主席开展的“反反冒进”，形成了党内毛主席的“一言堂”，从而造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政治生活确实很不正常。但这种不正常，却绝不是毛主席搞什么“一言堂”，而是有人利用主持一线工作的机会，完全架空了毛主席。从而使毛主席的一些讲话、尤其是许多重要的指示，不能传达贯彻到全党。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在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专门为纠正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而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已经开过了一个多月之后，毛主席发现会议的精神并没有通过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层层向下面传达。为了避免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的初期，由于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的极左表现而导致出现的那种“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的再次出现，毛主席不得不把自己的意见直接发给了全国所有的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这样共六级的干部。在那时，尽管毛主席能够随时做出正确的指示，但是由于主持一线工作的同志从中作梗，却很难传达贯彻下去。因而这才逼迫得党中央主席，不得不把指示直接发到人民公社的生产小队长的这一级干部。然而毛主席的这份指示，却不仅仍然还没有能够作为党中央的文件进行下发，而且就连《人民日报》等主要的媒体也不给刊登。而只能是作为毛主席个人的公开信，刊登在了发行范围极窄且发行量又极小的《党内通信》这份刊物上。由此可见，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生活不仅的确是不正常。而且这个不正常，也绝不是什么毛主席搞“一言堂”，而是有人在大搞阴谋诡计。在“七千人大会上”，尽管毛主席曾经三次邀请、要求CY公开讲话，但CY却就是一言不发。然而一转身到了“西楼会议”上，却一讲就是一万言。这样的行为，能否算得上是在搞阴谋诡计?假使当时的确是出现了毛主席在党内搞“一言堂”的这种现象，那么这也是由于毛主席不仅掌握着真理，而且还更是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而其他人与毛主席争论不过、甚至是不敢与毛主席进行争论而已。譬如毛主席所大力倡导并始终坚决坚持的农业合作化，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当年在号召中国人民投身革命的时候，许下的那个革命胜利后将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个庄重诺言的这个政治伦理。如果当年没有向全国人民许下这个庄重的诺言，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而LSQ等人对农业合作化的反对，就是背弃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治伦理。背叛了自己的政治伦理，就是背叛了道义，因此必将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在中国共产党的殿堂里，一个背弃了共产党的政治伦理的人，有什么胆量敢与坚决坚持共产党的政治伦理的毛主席进行争论?有什么脸面与坚决坚持共产党的政治伦理的毛主席进行争论?除非他搞不争论。不用说在只有实现共产主义这唯一目标的共产党内，形成为了讨论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言堂”是正常的。即使是在乱七八糟奔小康的共产党里，出现不问姓资姓社不争论的一言堂，也同样是正常的。就是由于像CY这样自己都觉得只有“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解放全人类而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这样在光明正大的公开场合才能说得出口的话，而不愿说。但就连自己都认为羞于公开说出口而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说的话，却又不敢说的人在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内实在是太多，因而这才会出现所谓的“一言堂”现象。所以，如果不是有周总理和朱老总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支持，那么当年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讨论如何在我们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会议上，可能真的就会变成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在说、在讲的这种“一言堂”或是“独角戏”了。
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CY对同是副主席或是政治局常委的LSQ等人在大跃进运动中的公开言行，应该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因此对造成他在“西楼会议”上所讲的那五个方面“问题”的真正原因，也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而也正是由于知道得清清楚楚，因此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才不愿而也不敢公开发一言。而在“七千人大会”上看到毛主席主动为他人承担了责任，错以为毛主席因为受形势所迫而大势已去，于是便在“西楼会议”上开始了大放厥词。从而为推行“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这种会上不讲会后乱讲的人，不仅纯粹就是一个“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暗藏心机的人，而且更绝不是一个老老实实、襟怀坦白，对党没有任何保留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典型的捣鬼有术的人。
CY与毛主席不仅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而且还更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副主席，因此也就更应该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因此即使是毛主席有错误，那么CY对待毛主席的“错误”，是不是也应该做到像他批评别人时所说的“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要失败的”那样反面的真诚呢?然而在实际中CY又是怎样做的呢?一个党中央的副主席都是如此地言不由衷，那么这个党的党内政治生活又怎么会正常呢?而CY之所以会如此两面三刀地对待党、对待毛主席，可毛主席又是曾经那样地信任CY，一切皆是由于“君子眼中皆君子，小人眼里唯小人”这个因素才导致的。而君子与小人，自古以来就冰炭不能同炉。
由于CY和LSQ等人在“西楼会议”上把大跃进以来全国的经济形势说成了是一团漆黑，于是全国上下就到处都出现了“黑暗风”的团团妖雾。而在团团妖雾滚滚的“黑暗风”的掩盖下，不仅又出现了“单干风”、“翻案风”和“投降风”，而且牛鬼蛇神也更是纷纷跳了出来并肆无忌惮地“上演”起了《李慧娘》等一出出的鬼戏。
据传在促进LSQ平问题平反的时候，CY曾经说过：“毛泽东是人不是神，LSQ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的这样一句十分有力量的话。然而会上不说而会后乱说并一贯搞小动作的CY又是什么呢?难道是捣鬼有术的小鬼?
一息尚存写于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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