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先进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提升民族素质的重要作用。在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把抗日的文化战线与武装战线放到同等重要位置，谓之“文武两个战线”。他说：“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在文化事业中，毛泽东更为偏爱文艺对革命精神的鼓动作用。长征结束后不久，即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大批优秀文艺工抛弃城市较为优裕的生活，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探寻真理，追求光明，各种文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到1942年，除中国文艺协会外，还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陕甘宁边区美术工协会，以及鲁迅艺术学院、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延安部队艺术学校等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将这些团体中的文学家、艺术家称之为“文艺工”;陈云在推动落实毛泽东《讲话》的《关于党的文艺工的两个倾向问题》(以下简称《问题》)的报告中，有时将其统称为“文化人”。
中国自古就有文如其人，以文鉴品，以品辨人的传统。高素质的文化人才是文化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毛泽东在《讲话》中以相当篇幅论述对文化人的要求，而陈云《问题》的中心议题是：提高文化人的党性修养。
文化人大量入党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动员和团结全民族的抗战力量奠定了政策基础。知识分子由于自身具备的知识所产生的能量，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陈云说：“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针对党内和军内存在的不重视知识分子，不愿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6日，中央军委也发出《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大量发展知识分子入党参军后，出现了新的问题。知识分子成分比重的增大，使党内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有所滋生。针对这种情况，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要加强纪律教育，反对自由主义。
为了提高全党的思想素质，增强党的纯洁性，从1942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学习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报告，对整风的目的和意义有了较深刻的理解。但当时在延安的文化人中明显反映出，他们没有能够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深刻意图和真正意义。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邓力群回忆说：各单位的知识分子和新党员中不少人受到自己经验的局限，误以为整风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对他们的领导。但“那些高层领导中有什么东西要整，他们当时是看不清楚的”。有些人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甚至在墙报上用漫画、打油诗等讥讽的方式，批评延安生活中的一些枝枝节节的现象。突出的是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一时间把延安轰动了。“毛主席提着马灯去看了墙报，什么没说，走了。王震同志从前方回来，发了脾气，说我们在前方打仗流血，王实味这样的人却在后方这样讽刺挖苦我们的领导干部，攻击我们的党。”这种思想倾向反映出，在文艺界，知识分子从思想感情上没有解决面向工农兵，面向革命实际斗争的问题，而这是敌后根据地文艺发展的方向问题，也是一个立场问题。毛泽东认为，必须解决。
毛泽东向延安100多位“文化人”发出请柬
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开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然后把形成的看法以社论形式发表。这实际是以一种特有的方式、特殊的内容开展文艺界的整风。4月27日，毛泽东同凯丰发出邀请100多位作家、艺术家等文艺工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
5月2日下午，延安文艺界100余位文艺工，齐集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会议室，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陈云、博古、凯丰、康生都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集中谈了对文艺工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方面的要求：
关于立场，文艺工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对三种不同性质的人，文艺工应采取不同的态度：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要揭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的态度有联合，有批评。对积极抗战的行为要赞成和赞扬，抗战不积极的要批评，反共反人民的要坚决反对。对人民群众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应该赞扬。同时要看到“人民也有缺点的”。文艺工承担着用自己的作品教育人民和凝聚人民的任务。“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文艺工的工作对象是人民大众，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熟悉他们”，从思想感情上和他们打成一片。文艺工作要“大众化”，创造出具有丰富、生动的群众语言的作品。
文艺工还要学习社会，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心理。只有这样，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会后，广大的文艺工对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进行了热烈讨论。5月16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与会者对文艺问题发表的各种意见，进一步了解了文艺工存在的主要思想问题。5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结论问题时说：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浓厚，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同情的是小资产阶级。鲁迅的《阿Q正传》同情的是工农，与延安文艺界不同。必须整顿文风，达到文艺与群众结合;要注意普及与提高，以普及为基本;同时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会议同意毛泽东指出的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的偏向，认为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致意见，5月23日，毛泽东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讲了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围绕这两个问题，毛泽东进一步引申和丰富了他在5月2日讲话中提出的对文艺工的要求：
文艺工要为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服务。“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现在必须解决。文艺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深入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要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普及和提高都要从为工农兵服务这一基点出发，“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也就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普及和提高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提高和普及的统一，也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
要“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使文艺作品的创作动机与效果统一，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统一。
要“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些文化人不愿离开后方上前线
毛泽东的《讲话》在延安的文化人中引起了震动。座谈会后，部分文化人主动要求到前方或后方参加实际斗争。作家艾青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线去。但从总的情况看，文化人党性薄弱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1942年秋，中组部确定117人去敌占区工作，他们当中“除少数人表示服从党的分配、接受工作外，其余大部分人均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或掩饰推诿，或当面拒绝”。中组部部长陈云认为：“在国内外斗争日益艰难的时期，尤其在整风时期，竟有这样多的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观念如此薄弱，实在是相当严重的现象。”陈云把不服从分配的人分为四类，其中第一种人就是自称文化人的人。陈云说：这些人表面上以无秘密工作经验或社会关系与身体不好等为理由，实际上是自命不凡，以文学家、戏剧家、歌唱家自居，怕危险或离不开爱人。其他三种人也都是抗战时期入党的知识青年。这种思想状况表明，纠正文化人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倾向，与保持党的纯洁性有着紧密的联系。1942年5月2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后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要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作的结论，经常有计划地召集文艺界的党员开会，加强党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根据现实反映出来的情况和中央的指示，中组部认为，必须推动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党员，彻底贯彻毛泽东《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实际斗争服务的方向，使党员作家进一步了解党的文艺政策。
陈云：文化人不要自大
1943年3月10日，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党的文艺工会议，刘少奇、陈云、凯丰等出席了会议并讲话。会上，陈云作了《关于党的文艺工的两个倾向问题》的讲话。陈云诚恳而严肃地说：我们党的文艺工，十几年来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有很重大贡献。这不能否认，也不应该否认的。但也要看到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们中存在两个倾向，或者说两个缺点：“一个是特殊，一个是自大。这两样东西我看都是不好的，都是应该去掉的。从积极方面说，也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特殊，不要自大。”
在“不要特殊”的问题上，陈云对文化人提出三点要求：
不要以特殊党员自居。在做文化工作的同志里面，有个别人把自己文化职业看得很重，以文化人自居，附带是党员，显示出个体的特殊性。“这种党员是以文化人资格入党，而不是以千千万万普通党员中一分子的资格入党的。”在党看来，作为文化工，首先要把自己看成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要是不然，你以文化人资格入党，我以军人资格入党，他又以农民资格入党，党就成了什么样子呢?党就不成其为党，成了‘各界联合会’。”
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做文化工作的同志们过去大都是分散工作，受党的教育比较少，和工农兵的结合也很差，因此在思想意识上不免产生一些弱点。”纪律性对党十分重要。“我们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我们的纪律基本上是自觉执行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如果我们一定要革命，又一定要施展一些妨害革命的‘天才’，那么对不起，就得束缚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决不会感到是束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同志，这些人我们都承认有天才，但是他们都是遵守纪律的模范。”在遵守纪律方面，要特别注意真心地遵守和具体地遵守。“所谓真心地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具体地遵守纪律，就一定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即使上级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从。做不到这一步，我们的党就要垮台，因为假如谁都是觉得自己的本领强，自己的意见对，没有一个约束，结果就谁都服从自己，不服从别人，而党的统一就完全没有可能了。”
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这是判断文艺工作是不是革命的办法。“任何文艺工作都是脱离不了政治的。比如怎么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就是一个政治性质的问题，也是文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不把这一类问题搞通，我们写出来的作品怎么能反映一个时代，怎么能反映这个时代群众的斗争?”“那种以为作家可以不学习政治的意见，实际上就是否认文艺要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群众的意见。这个道理，毛主席在去年文艺座谈会上曾经详细说过，我现在不多重复。我只补充一点，就是学习政治不但于创作有好处，于作家为人也有好处。政治可以使我们放开眼界，放大胸襟，可以使我们去掉一些小气，少一些伤感。”
在“不要自大”的问题上，陈云指出：“所以要特殊，就因为自大，要反对特殊，就要进一步反对自大。”自大的毛病是从两处来的：“一是对整个文艺工作有不合事实的估计，一是对个人成就、才能有不合事实的估计。”“我们不要把文艺的地位一般的估计过高，同时对个人在文艺上的地位更不要估计过高。”做文化工作的同志要学会和善于自我批评。“有些同志想，实行自我批评，这不要丧失自己的身份吗?恰恰相反，最不能实行自我批评的人，最自大的人，就最容易丧失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架子搭得越高，跌下来就越痛。”“共产党是一个照实际办事的党，是一个说老实话的党。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也应该照实际办事，能够说老实话，听老实话。这对于同志们自己，对于党，对于整个新文艺运动，都是有好处的，都是必要的。”
陈云的讲话对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文化人的思想触动很大。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支部书记刘白羽回忆说：陈云关于党员作家，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的“警世之言，一直像雕刻在山石上的铭言深印在我的心灵上”。另一位作家草明也回忆说：“陈云的话，明白无误地使我了解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是第一性的，是我们写作源泉。”“我也领会到一个作家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才会得到工农兵的欢迎。那些满脑子小资产阶级情绪的作家认为写作是自我表现的观点是多么渺小。我愈是琢磨领导的话，愈觉深刻，这是他们赠给我们的最珍贵的开窍良药啊!” 这次党的文艺工会议扩大了毛泽东《讲话》的影响力，同时，中组部反映的新党员、新干部党性薄弱状况，也引起中央的重视。中央认为，毛泽东《讲话》中的思想，不仅对文艺工有教益，对于广大党员干部也有着普遍的教育意义。于是，1943年10月19日，以鲁迅逝世七周年为契机，《解放日报》首次发表了毛泽东的《讲话》。次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11月17日，中央宣传部也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对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作出规定。
毛泽东的《讲话》为文化人指明了方向
在《讲话》确定的文艺工作方向的引导下，当时延安的文化人纷纷深入到农民和士兵中去，创作了很多反映战争和农村生活的好作品，比如歌剧《白毛女》。1947年2月，周恩来在杨家岭对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全体人员的讲话中特别列举了这部作品，说“是很感动人的，延安文艺工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好作品来，之所以取得成就，受到边区群众、干部的好评和欢迎，就是因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他们能够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体验生活，为农民群众服务，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好作品”。
丁玲也曾回忆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和敌后各根据地的文艺工都纷纷深入工农兵，面向群众斗争的海洋，延安和各个根据地的文艺面貌焕然一新，新的诗歌、木刻、美术、戏剧、音乐、报告文学、小说等真是百花争艳，五彩缤纷，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展开了新的一页。毛主席的《讲话》教育了一代知识分子，培养了一代作家的成长。新中国成立后，《讲话》成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指导思想，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在不同场合提到毛泽东阐述的一些精辟原则。1956年5月9日，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总结发言中说：大家都读过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其中提到关于文艺的普及和提高问题，1953年，我们学院也曾引来策励我们军事科学的普及和提高。现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总结学院工作和接受军委任务时，我再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这对今后工作会有好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是相互为用的。这就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如果说我们学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那我们就是人民解放军的学府，我们干部学员已有斗争经验再入学院学习，提高自己，然后转到部队中去普及。
1965年8月11日，周恩来在文化部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的报告中，特别讲解了毛泽东提出的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原则。他说：毛主席的《讲话》中有很长的一段话讲了提高还是普及的问题，特别是艺术的源泉究竟从何而来这一段，论述得很深刻。“普及和提高问题，是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中心问题。要为工农兵服务，就得懂得工农兵。生活实践是一个基本功，还得通过艺术表现出来。这就是艺术实践的问题了。文艺工要为工农兵服务，就要通过它的艺术形式。毛主席说，只有了解工农兵的需要，用他们能够接受的东西去普及，然后才能在工农兵的生活和前进的方向上有所提高。”“我们的艺术实践首先要真正表现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和英雄事迹，要先表现工农兵需要的、能够接受的东西。开始从普及入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提高才对。当然，普及与提高这两个东西是并举的，但是总有先后，有一个基础，有一个主导，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提高的指导下普及。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50期，摘自2013年第1期《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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