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十月，与陈小鲁等人一边流着鳄鱼的眼泪一边高调进行的“文革道歉”进入到了高潮阶段的同时，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并由知名网络人十年砍柴担任责任编辑的书名为《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的这又一部伤痕文学力作，在全国公开发行了。
《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这部书，由于讲述的是的亲身经历，故而还颇有些报告文学的意味。这部书的，是一位名曰沈博爱的人。一九五三年，沈博爱先生毕业于湘潭师范。一九五八年，当时身为小学教师的沈博爱先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并于同年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入狱。一九六二年刑满释放后，沈博爱先生师从再婚之妻以裁缝为业。一九七八年，沈博爱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被摘除并重返讲坛且又亲自去耕耘其家属承包的七亩责任田，因而沈博爱先生这才好意思以农人自居并自行其是地将其现在的居住地茶蔸坡更名为蹉跎坡，从而写下了《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这部书。
《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这部书，只不过就是的个人史或是其家族史，因此它既不是像的儿子石扉客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吾乡之乡村志”，也更代表不了“千千万万国人辛酸命运”。尤其是这部书不仅没有多少的文学艺术性及时代性，而且就连书名，也更有抄袭或是模仿小说以及同名电视剧《蹉跎岁月》之嫌。所以《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这部书即使是在伤痕文学的范畴内，也了无任何新意。然而由于经过他的那个网名为石扉客的著名媒体人，尤其还曾经属于是“南方报系”一员的儿子的运作，故而这才不仅受到了雷颐和钱理群等人的推荐且在未正式出版之前便热炒于网络，而且还更是由林达先生统筹全稿并为之写下了题为《可怜中国农人梦》的大篇幅序言。
伤痕文学出现于“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不久，其代表作主要有短篇小说《班主任》、《伤痕》，电影《泪痕》、《小街》与《芙蓉镇》和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以及报告文学《一份血写的报告》等。伤痕文学的出现，源自于华国锋为了掩饰其非法采用武力手段进行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卑鄙。为了将文革妖魔化为是“十年浩劫”，为了妖魔化为文革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四人帮”以巩固自己非法获得的权力，为了掩饰自己对毛泽东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为了激起全国人民对“四人帮”的同仇敌忾。于是在华国锋的纵容下，专门揭露、夸大、渲染文革中的那些负面东西的伤痕文学便应运而生了。
文革之中，由于走资派的故意干扰和破坏，的确是出现过许多负面的东西，因此文革这才被不少的缺乏分析判断能力的中国人所误解。而经过伤痕文学的渲染和夸大，又导致更多的人加大加深了对文革的这种误解。所以伤痕文学的出现，不仅悄然地为彻底否定文革起到了比“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作用还要巨大的开路先锋作用，而且还更是赚足了那些由于特别善良所以既不善于进行仔细深入地分析，又更因此而缺少政治洞察力的中国老百姓的眼泪与钞票。
伤痕文学的得名，最早出自于旅美华人学者许芥显的《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讲话》一文中。由此可见，凡属揭露文革负面的东西，或多或少地都会与那些和美国有关系的中国人、甚至直接和美国扯上那么一点的关系。
三十多年来，由伤痕文学的泛滥而开启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先河，造成了目前我国意识形态的极度混乱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价值观念的极度错乱，因此已经严重地危及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安全。为此，习近平在当选了总书记之后不久便厉声发出了“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断喝。然而尽管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发出了“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厉声断喝，但是由于否定和妖魔化文革与毛泽东已经成了敌对势力、尤其是成了境外敌对势力宰杀我中华民族的一把最为锋利的尖刀，因此在彻底将中华民族宰杀完之前，敌对势力是绝不会轻易放弃否定和妖魔化文革与毛泽东的。然而由于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明确发出了“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厉声断喝，因此已经不便再继续公开否定和妖魔化文革与毛泽东。于是那些敌视中华民族的人，也就只能以“文革道歉”这样曲线否定和妖魔化文革与毛泽东的卑劣方式粉墨登场了。因而《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这部书的出版，对于伤痕文学来说，绝不是什么《迟来的爱》，而绝对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它与陈小鲁等人的“文革道歉”，配合的是那么的相得益彰。
我国的历朝历代，像耕读梦这样的梦，只能是那些文人所做的梦，而绝非是普通的农人所能梦到的。从沈博爱先生所自述的人生履历看，沈博爱先生也的确算得上是一个标准的文人而绝非是什么农人。生于一九三六年的沈博爱先生，一九五三年就已经从湘潭师范学校毕业了。可见在此之前，沈博爱先生应该是始终在读书。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沈博爱先生开始了从教的生涯。在人民公社的时代，沈博爱先生先是被判刑入狱五年，刑满释放之后，又师从再婚之妻学习缝纫并以缝纫去谋生，而并没有去做过农人。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沈博爱先生又重返了讲坛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业。至于其在业余时间去耕种只能是由其家属承包的责任田，可能不过就是在衣食无虞之后，为了品味一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乐趣吧。
沈博爱先生尽管今年已经七十有七，但是在伤痕文学的创作领域，沈博爱先生终究还是个雏儿，因而这才在今天像沈博爱先生这样的文人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变成了文匪的情况下，却粗心大意地把自己的这部文学作品加上了“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这样一个副标题，从而不仅暴露了沈博爱先生的文匪骗子的身份，而且也更使沈博爱先生的这部呕心之作，失去了否定和妖魔化文革与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失去了否定与妖魔化毛泽东的效力。为了亡羊补牢，于是这才由足可以堪称是老江湖的林达先生为这部书写下了一篇将文人的耕读梦，模糊成了，尤其是扩大为了是农人梦的大篇幅序言。
为《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这部书写下了《可怜中国农人梦》的大篇幅序言的这位林达先生，不知是不是近年来活跃于“南方报系”的那对以林达为笔名并号称是“介绍美国最好的之一”且又已经成为了美国人的丁鸿富、李小琳夫妇。但不管是不是，既然同以林达为名，那便必然会有一定的相同之处。
林达先生为《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这部书所写的《可怜中国农人梦》的这篇序言，不仅写得极为煽情，而且还更是上挂下联、借题发挥。不仅把“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模糊扩大成了两千多年来所有中国农人能够“自由地学习、自由地得到机会、养家、养大孩子、建设美丽家园这样很简单的梦”，而且还更是把这种“很简单”的梦的梦碎，认为是由于政府“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特别是为了表白自己还有一颗拳拳的“爱国心”，林达先生又在《序言》中专门强调了国家并不等同于政府。请看林达先生在《序言》中这样写到：
“国家当然不等同于政府。政府，本当是得到大家信任的一些日常事务管理员，也就是从最高层到最基层的公务员。社会应该有个方法，让大家来传达自己的信任和选择。比如，用选票。公务员当通过自己的劳动，尽力给每一个人提供实现梦想的帮助，并努力来争取大家的信任，这是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状态。而我们早已经久久地从这样的常识中迷失了”。
“我们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什么是政府。它原本应当协助保障国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利，却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当常识被抽离，大家已经麻木，以为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诚如林达先生所写的那样，“国家当然不等同于政府”。但是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不仅都只能是由人民和政府所共同构成的，而且人民和政府的目标，更必须是基本上一致的。国家政府，尤其是像我们中国这样在历史上没有强大的宗教力量，在现实中没有强大的资本集团的国家政府，不仅对外唯一能够代表着国家。而且对内，更绝不能像自由集贸市场上的管理者那样，只是“本当是得到大家信任的一些日常事务的管理员”。
国家政府不仅时时刻刻都会面对着日常，而且往往还要面临着异常，比如遭遇外敌的入侵等。国家政府面临异常的这一点，就连全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其国家政府即使不是忙于防范别国的入侵，却也要忙着入侵别国。在抵御外族入侵和消除外来侮辱的这方面，除了毛泽东的时代，历朝历代的中国政府做得都不怎么样。就连让无数中国人颇感自豪和骄傲的“强汉盛唐”，都竟然也要承受对异族进行“公主和亲”与上贡这样巨大的民族屈辱。尤为可耻的那就更属是大唐王朝了，一场“安史之乱”不仅就彻底结束了所谓的“开元盛世”。而且在自己无力平定“安史之乱”而不得不向回纥借兵的情况下，给回纥开出的借兵条件却竟然是在回纥兵帮助收复东西两京之后，土地归大唐王朝，而东西两京的子、女、玉、帛，却可由回纥兵任意掠取。靠“公主和亲”与上贡换来的“盛世”，和靠与美国结成“夫妻关系”或是“同性恋”的关系并购买天量的美国国债而换来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相比，应该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
林达先生所提及的“什么是政府，它原本应当协助保障国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利”，“尽力给每一个人提供实现梦想的帮助，并努力来争取大家的信任，这是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状态”等，的确是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状态。但是这种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状态，却只有是在一个国家的安全能够长期处于正常的状态下，才会出现的。地球上不仅不是只有我们中华民族这一家，而且还更是一个虎狼横行的世界。正是由于虎狼横行，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才曾经总是挨打。因此实现国内社会状态的正常化，只有首先实现国家安全状态的正常化。这，才是每个人，尤其是每一个曾经长期挨打的中国人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常识。
不用说溯及更为久远的历史，仅仅是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中华民族就挨了一百多年的打。日本侵华十四年，中华民族更是险些亡国灭种。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的胜利，虽然日本侵略者投降了，可是旅顺和大连却让苏联强行租借走了，东北的中东和中长两条大铁路被苏联强行占据了一半，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在中华大地上到处横冲直撞并多次强奸我国妇女。就连大英帝国这个破落户，不仅又重新霸占了香港，而且还更是恢复了其军用舰只在我国内河的航行权。因此对于我们中国这个曾经饱受过苦难与屈辱的国家来说，政府是得到了大家的信任，还是受到了大家的误解，这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首先就要用能否保护自己的人民免遭异族的奴役、蹂躏和屠戮来衡量它，用能否保护本民族的尊严免遭外来的侮辱来看待它。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被中国人民赶出中国大陆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它剥削、压榨了中国人民，而是在于它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免遭异族的奴役、蹂躏和屠戮，不能保护本民族的尊严免遭外来的侮辱。不用说南京大屠杀中，一次就有三十多万的同胞罹难。而八年抗战期间死难的同胞，更是多达两千多万。而且即使是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以及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后的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就分别与苏联和美国签订了出卖外蒙古的大片领土和旅顺、大连的主权以及东北铁路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出卖了我国的全部领空、领海、内河水域和矿产资源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部分中国人经过长达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在付出了两千八百万烈士的生命为代价，在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赶走了国民党反动派之后，又联合了当时我国的八个民主党派所共同建立的，而真的并不是由当时的中国人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人一票的选举，不仅选不掉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无能政府和选出真正的民主自由，而且更选不走极其野蛮凶残的日本侵略者，选不走横行于长江之上的大英帝国的炮舰，选不走驻扎在旅顺和大连地区的三十万苏军。在国家被外国人占领的情况下，向外国占领者要选票，那无异于是与虎谋皮。国难当头时自己冷眼旁观，而当民族获得了解放之后却向打跑了外国占领者的同胞要选票，那就是发嗲撒娇。然而可能是由于受儒家文化的毒害太深，或者是因为喝了太多的美国人的“民主”洗脚水的缘故，当时像梁漱溟和章伯钧与罗隆基那样向中国共产党发嗲撒娇要权力的文人精英，竟然还真的不少。而对于头上曾经重重地压着三座大山的我国工农劳苦大众，打跑了外国侵略者、消灭了封建压迫、打倒了官僚资产阶级剥削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给他们的带来的就是自由与幸福，就是民主和平等。因此他们不是用选票，而是用《东方红》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这样深情的歌声，清晰地表达出了自己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无限信任与深深的厚爱。
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建立的现实合法性与历史合理性，并不在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掌握着拥有五百多万兵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而是在于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统御下的中国共产党，才有能力保护中国人民人民免遭异族的奴役、蹂躏和屠戮，才有能力保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免遭外来的侮辱，才有能力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在由毛泽东思想统御下的中国共产党所主导而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直到今天仍然还在得到以工农劳苦大众为主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绝对信任。只不过就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取消了那些非常反动且又极其无耻与低能的腐朽文人精英的骗人特权并强迫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故而没有得到他们的信任罢了。然而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也根本就无需他们的信任。
在把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基本上逐出了大陆之后，中国共产党原本打算在一九五○年一月一日再正式宣告组建中央人民政府。然而斯大林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和“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历史遭遇，认为中国如果长时间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极易引起帝国主义国家的武力干涉，于是建议中国共产党及早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了。虽然在没有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武力干涉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建立了，但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所进行的严格的政治孤立、严密的经济封锁和严重的军事威胁，所以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并没有彻底解除，中华民族的统一也没有彻底完成。因此在选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时候，毛泽东才力主以有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一句足以警醒每一个中国人的歌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
毛泽东的时代结束了，中华民族的危险也就又来了。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有危险，正是由于中华民族仍然还处在很危险的时候，所以不仅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久的一九八二年召开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就把在华国锋时期重新填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歌词又改回了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而且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仍然也只能还是带头做着希望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华民族的长期挨打，虽然中国人的思想腐朽和精神麻木是其主要的原因，但是我国与侵略者在国防物质力量之间相比差距巨大这方面的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宁可暂缓人民生活的改善也要加快加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和国防建设。宁可当了裤子，也要搞出“两弹一星”。而像王进喜、陈永贵、王国藩、王国福和任羊成等许许多多的工人农民，更是自愿放弃了追求个人幸福的梦想而去战天斗地建设祖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想，大寨大队在遭受到灾难性洪水灾害的情况下，硬是做到了“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和当年社员的口粮不少、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这样的“三不要和三不少”;而铁人王进喜，更是“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引领下和毛泽东的正确率领下，正是由于有大寨人、大庆人、沙石峪人和红旗渠人等这样的战天斗地，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强国梦想，终于在他们的手中得以实现了，曾经总是挨打的中国人终于不再终日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中华民族终于从长期挨打的梦魇中挣脱出来了。然而这一切在林达先生看来，却由于政府没有“尽力给每一个人提供实现梦想的帮助”，所以就不仅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状态”，而且还更是由于“常识”被抽离，因而这才导致了当时的中国人都陷入了“精神麻木”的“迷失”状态之中。
在毛泽东的时代，为了解决中华民族的长期挨打问题，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了使中国能够实现国家安全方面的正常化，毛泽东的确是坚持了一些像暂缓改善人民生活这样非常规的政策与主张。而陈永贵、王国藩、王国福、任羊成和王进喜等这样许许多多的普通中国农民和工人，更是采取了许多像“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样非常规的措施和做法。因此，如果只是从追求个人利益的角度去认识，那么林达先生认为那时的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状态”，也还是有一点“道理”的。但是如果说由于“常识被抽离，大家已经麻木”，那可就纯属是在放屁了。
那时的中国，无论是最高领袖毛泽东，还是像陈永贵、王国藩、王国福、任羊成和王进喜等这样许许多多的普通中国农民和工人，他们的意识是十分清醒的，思想是非常健康的，精神是极其强壮的，意志是无比坚强的。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这种超常规的做法，是在替祖宗还债，是在为子孙造福。他们的迷失，只是失去了个人利益的观念。他们的“麻木”，不过就是由于为了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去战天斗地，只是把手脚冻得麻木了而已。而由于精神麻木却真正陷入了迷失的，不过就是做着耕读梦的沈博爱先生和由于做着个人致富梦而搞包产到户的小岗村的“十八条好汉”那样的一些人罢了。而我们中华民族也正是由于做着这种梦的人不仅太多，而且也还太执着，因此这才曾经总是挨打。
自华国锋为了否定和妖魔化“四人帮”与文革而编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的这个弥天大谎之后，政治谣言，尤其是否定、歪曲、污蔑和妖魔化文革与毛泽东的政治谣言便开始了满天飞。什么毛泽东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毛泽东闭关锁国，毛泽东专制独裁，毛泽东不懂经济，毛泽东不搞建设而专搞运动，毛泽东耽误了中国经济发展二十年和“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的差距也不是那么大”等等，不一而足。
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是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一点二。不仅高居全球第一位，而且也更是高于改革开放后的年平均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九的这个增长速度。特别是这其中还不包括根本就无法用经济价值来衡量的“两弹一星”和根本就无法用经济数据来进行统计的大多都是由人民群众用义务劳动的方式修建成的像红旗渠那样的人间奇迹和多达八万六千多座的大中型水库以及其他大江大河的治理等。
在否定、歪曲、污蔑和妖魔化毛泽东的那些政治谎言中，最能体现造谣者的勇气和不要脸精神的，则当属是毛泽东搞闭关锁国的这个极其无耻的谎言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便根据毛泽东制定的“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开始了大规模的工农业现代化建设。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了严格的政治上孤立、严密的经济上分锁和严重的军事上威胁，于是新中国只能把争取外援的方向，投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早在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我国就分别与苏联和波兰两国合资创办了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中苏合营造船和修船股份公司及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后来毛泽东觉得用我国的自然资源换苏联的技术与资金不划算，于是便在一九五五年一月提前解散了四家中苏合营公司。而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却直到今天仍然还在运营。在创办上述几家中外合资公司的同时，仅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就以极低的价格从苏联引进了三百零四项成套的大型工业项目以及从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四千多项技术资料。
在面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积极争取外援的同时，毛泽东更是利用有意保留下来的香港这个特殊的渠道并以民间贸易的方式，与包括帝国主义国家在内的全世界积极地进行经济技术交往。因而我国于一九五七年，便在广州开办了每年春秋两季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积极开展民间经济技术交往的同时，毛泽东更是采取了多种多这样的办法，以争取突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威胁，以图实现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到一九七二年，由于毛泽东坚决地进行了抗美援越战争，从而迫使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到北京来拜晤毛泽东。而尼克松到北京拜唔毛泽东时送给毛泽东的礼物之一，就是美国部分解除了对我国民用技术出口的限制。从此，由于有了美国这个带头大哥的带头，于是英国、法国、西德、日本、荷兰和意大利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找上门来，主动开始了与我国的经济技术交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批准了由于总投资为四十三亿美元而简称为“四三方案”的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工业生产设备的大型计划。“四三方案”共计从美国、法国、西德、日本、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引进了包括包括四套大型化纤生产设备，十三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三套大型石化生产设备，一套大型烷基苯生产设备，一套一米七轧钢设备，一套钢铁生产设备，三套大型发电设备，四十三套综合采煤机组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生产设备在内成套的先进工业生产设备。“四三方案”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又追加了一些项目，因而使总投资共计高达五十一点四亿美元。然而即便如此，在与“四三方案”实施同时的一九七三年，为了增强国家外汇资产的抗御风险能力，毛泽东批准了陈云的建议，国家又花费了大笔的美元而购买了二百多吨黄金。由此可见，毛泽东闭关锁国，毛泽东不懂经济，毛泽东不搞建设而专搞运动，毛泽东耽误了中国经济发展二十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等这些谎言，是多么的无耻与恶劣。文革如果真的导致国民经济濒临了崩溃的边缘，那么实施“四三方案”和购买二百多吨黄金的美元从何而来?
“四三方案”的项目，大多于一九七四开始动工兴建。一九七八年第一个项目建成投产，一九八二年最后一个项目安装完成。然而这时不仅毛泽东已经逝世几年了，而且中国也更是进入到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因此“四三方案”的成果，也就被绝大多数不明真相的中国人误认为了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由于重工业的建设不仅投资巨大，而且还周期长。因此从动工兴建到建成投产，这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时间差。而骗子正是有效地利用了这个时间差，从而成功地将“四三方案”的成果据为了己有并欺骗了不少的中国人。
中国人之所以非常容易被骗，就是由于长期受小农经济生产的熏陶而养成的只有个人利益而没有国家和民族利益这样的过度自私。就是因为长期受没有形式逻辑而却只有实用主义毒素的儒家文化的毒害而造成的只看事物变化结果而不看事物变化过程这样的集体无知。集体的自私和无知，由于导致中华民族成为了一盘散沙，因此也是导致中华民族长期挨打的根本原因。而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的完美组合，又导致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大多数都像沈博爱先生和小岗村的“十八条好汉”那样，总是没完没了地在做着什么耕读梦和致富梦。只是不知南京大屠杀中的那些南京市民和已经放下了武器的中国军人在被日寇押往屠宰场的途中，是不是仍然还在做着致富梦和耕读梦?如果不是，那么他们又会是在做着什么梦呢?会不会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做过强国梦呢?
抗日战争，是事关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然而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用大力鼓动宣传这样的言教，而且更是用浴血奋战这样的身教，才把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发展到了三百多万人。而蒋介石的国民党，更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抓了一千多万的壮丁。抗战时的中国，人口就已经多达了四亿多人。可是在这场事关民族生死存亡之战中，却不仅只有一千多万的中国人投入到了这场保卫中华民族的生死之战中，而且其中还有不少人是被迫的。而其他的那些总数超过了四亿的中国人，却竟然都一边苶呆呆地充当着历史的看客，一边还都在各自做着自己的致富梦或是耕读梦。正是由于小农经济生产和儒家文化，才导致了中国人的迷失，才导致了中华民族的总是挨打，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才力主坚持确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大力批孔。而在抛弃了毛泽东思想并否定和妖魔化了文革与毛泽东之后，在完成了私有化的改革并请回了孔子之后，中华民族就又迷失了。改革开放的抛弃四化奔小康，实际上就是丢了导弹吃鸡蛋。可尽管鸡蛋能吃而导弹不能吃，然而中国如果没有了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不能吃的导弹和原子弹，那么在吃了几颗鸡蛋之后，随之也就要“吃”美国人的精确制导炸弹了。
与林达和沈博爱先生有一个简单的“希望自由地学习，以满足自己对知识的好奇心;希望自由地得到机会，发挥自己的的创造力;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养家、养大孩子、建设美丽家园”的梦一样，习近平总书记也有一个简单的梦：这个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就是爱国梦，就是强国梦。可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中国梦尽管非常简单，但却又非常难以实现。因为由于它又搅散了许多像林达和沈博爱先生那样的中国人的个人梦，所以也就非常容易被像林达和沈博爱先生这样的中国人，尤其是被像佐利克那样的美国人给搅散了。
为了掩饰沈博爱先生的真实身份并暗示沈博爱先生的那个“家”很大，为了掩盖当年我国的工农大众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艰辛过程，林达先生在《序言》中又这样写到：“在那个时代，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却很少有人出来讲述农人故事”。
林达先生此说，可谓纯属是信口雌黄了。在“那个时代”，不用说像陈永贵、王国藩、王国福、任羊成等许许多多成年农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故事，而且就连像王二小和刘文学这样农民儿子的抗日救国和为了保护集体的财产而勇斗犯罪分子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每个村庄而到处传扬”。也正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广泛地传扬着他们的英雄故事，所以才激励起了更多的中国人汇集到了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洪流之中。他们的故事，不用说从那时过来而如今仍然还身在国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而且就连只有是在长大成人之后，才能自己把自己“过继”给美国的那对以林达为笔名的丁鸿富、李小琳夫妇，也肯定是会知道的。只不过由于为了丑化、甚至是为了妖魔化那个时代，因而林达先生这才有选择性地失忆，胡说什么“很少有人出来讲述农人故事”。而如果说真的“很少有人出来讲述农人故事”，那么也只是很少有人出来讲述像沈博爱先生这样由文匪精英而假扮的农人的故事罢了。
祖祖辈辈以来，除了毛泽东的时代，一代一代的中国士人、农人始终都在做着“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和“苟富贵，莫相忘”这样“低档次”的耕读梦、致富梦或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高档次”的王侯梦，而就是没有人去做强国梦。没有人去做强国梦，国家也就始终不强盛。国家不强盛便要挨打，所以中国人的耕读梦和致富梦也就始终做不成。
依人人生而平等的这种理论看来，王侯与将相的确“无种”，农人和奴隶也绝非天生，大泽乡的陈胜和吴广与九百戍卒更是造反有理。因此如果站在个人的立场之上，林达先生的认识本也无可厚非，然而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上，不仅存在着个人之间的个体竞争，而且更存在着民族之间的整体竞争。两千多年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民族在民族之间的竞争中之所以总是落败，就是因为儒家文化太过自私，太过腐朽，太缺少逻辑上的常识，太缺少精神上的追求与信仰，太过于追求现实生活中的享乐。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真的是迷失了，从根本上就没有理清追求个人的梦想和实现国家或民族强盛之间的关系。因此，陈胜和吴广与九百戍卒才会在去保家卫国的路上，才会在富贵梦和王侯梦的驱使下而反戈一击，回身推倒了他们的国家。
如果只就文化、精神和传统的本身来解读自己民族的文化，解读自己民族的精神和传统，也许由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因而也就未必能够解读得清楚。解读民族的文化，解读民族的精神和传统，只有历史才能够做出最权威的解读。另外，可能还有其他人，尤其是自己民族敌人的解读或许能够更为客观准确一些。
一九三一年四月，日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的日本陆军第二师团调防到了我国的东北，编入了驻扎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的建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在出席该师团大队长以上的军官会议上，就陈述仅凭两万余人的关东军发动侵略我国的战争便能够取得成功的理由时讲了这样一段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中国是一个同近代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来说，国家意识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队，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板垣征四郎的这番讲话，极大地刺激起了日本关东军官兵侵略我国的欲望，于是在不到半年之后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肢解了我国的“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而也正是应了板垣征四郎的话，当时的中国不仅蒋介石和张学良没有抵抗，而且东北的三千多万人民群众也很少有人进行反抗。就这样，在东北的三千多万中国人，尤其是在此期间，还有一千多万为了生活而陆续从河北及山东等地逃难到东北的中国人，就在日本人的残暴统治下，乖乖地做了十四年的亡国奴。
一个现代国家，在国家被肢解的情况下却竟然不敢抵抗;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在国家遭受外敌侵略的时候，不仅不主动去抵抗，反而还为了个人生活竟然主动跑到敌占区去资敌。但这些在林达先生看来，却都属于是“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状态”和没有“从这样的常识中迷失”。而毛泽东用毛泽东思想不仅为中国人民注入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而且也更为中国人民注入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等这样民族气节，却是抽离了“常识”。当年的“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当年的工农大众“宁可少活二十年”地去建设祖国，当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去保卫祖国的壮举等。在林达先生看来，这样的中国，不仅不是“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状态”。而且当时的中国人，更是都“从这样的常识中迷失了”。
时至今日，距板垣征四郎说那番话的时候已经过去八十二年了，抗日战争也已经结束六十八年了。可一些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有了怎样的改变?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又有了怎样的认识呢?他们对个人与国家和民族之间关系的认识又有了怎样的改变?对此，小岗村的“十八条好汉”用摁“血手印”的方式来搞包产到户的事实，就做出了最好的回答。“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小岗村的“十八条好汉”理直气壮地喊出的这句口号，能否客观准确地反映出国家和民族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能否客观准确地反映出他们对个人梦与强国梦之间关系的认识?他们思想意识中的国家和民族的观念，他们对个人与国家和民族之间关系的认识，与八十二年之前板垣征四郎对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对中国人的个人与国家和民族之间关系的那种认识的描述有何不同?在人民公社时代，小岗村的人吃了近二十年的返销粮，他们吃的返销粮从何而来?作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作为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民公社社员，生长在比大寨人、比沙石峪人与林县人好得多的自然环境里，拥有着比大寨人、比沙石峪人与林县人好得多也多得多的土地资源的小岗村人，不用说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什么贡献，就连他们自己，还得靠比自己困难得多的人来养活。这会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
文革带给像小岗村的“十八条好汉”等那样个人利益观念极其顽固的中国人的个人命运，可能的确是一场悲剧。但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文革却是避免整个民族悲剧命运的唯一正确选择。而不改造我国的传统文化，不革除掉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那就不可能树立起我们中国人的正确信仰，那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那就不可能将我们中华民族凝结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那就不能改造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提升思维能力。而如果不能改造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提升我们中国人整体的思维能力，那么，由于“洋务运动”的目标从“自强”到“求富”这样的改变而酿成的民族命运的悲剧，也必将再一次上演。
由于受没有形式逻辑知识而却又充满了实用主义毒素的儒家文化的长期毒害，因此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儒家读书人几乎个个都养成了没有逻辑思维能力的浅表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就是迂腐和僵化。就是这样的思维方式不仅未能促使我们中华民族自发地产生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而且还更是导致我们中国人主体上养成了“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记吃不记打”、“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和“吃一百个豆都不知道腥”这样的民族性格，因而中华民族这才总是挨打。
自一八四○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列强都欺辱、侵略过我国。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暂时不敢武力入侵我国的情况下，又对我国进行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威胁，因此毛泽东这才一再告诫我们说“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然而当毛泽东逝世后，特别是当文革和毛泽东被否定与妖魔化之后，中国人不仅信仰迷失和价值观错乱了，而且就连思维能力也又极度降低了，再也认不清帝国主义的邪恶本质。于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中国人由于忘记了帝国主义的本性，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怀抱，从而葬送了毛泽东所开创的中美苏政治三角的大好国际局势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大众民主运动;而今更有中国人不远万里地跑到美国去发嗲撒娇，并像个偷汉子的婊子那样，哀求美国人不要抛弃自己。尤其是有些中国人竟然还想要引入外部势力，来倒逼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而如今的这一切，主要是因为以前的某些中国人的阶级立场和民族情感、甚至是出于个人的恩怨才造成的，但是也与这些人由于只具备浅表性的思维方式而导致的认识问题能力的低下有很大关系。所以今天无论是对跑到美国去发嗲撒娇的婊子，还是对那些要引狼入室的汉奸，我们即使是做不到像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但最起码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谅解。就像是俗话所说的“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那样，今天中国“脚上”的泡，其祸根实际上早就种下了。由于前人认识问题能力的低下而导致我们中国钻入了美国的圈套，因此今天的中国人所不得不面对的，也就只剩下了无可奈何而已。改革开放伊始，我国便一步一步地跌入到了美国精心布设的陷阱。于是结果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却跌落到了太平洋，“奔小康”就一头扎进了美国的裤裆。如今的中国真的可谓是到了“书到用时方恨少，船到江心补漏迟”的程度。船到江心补漏都尚迟，何况如今的中国这艘破船已经驶入到了太平洋。不知今天的中国如果幡然悔悟，是否还能来得及?
在《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这部书出版的前后，不仅直到目前大多仍然还在隐身的六十一位两院院士向国家领导人上书要求要求推广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呼声正高，而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一个由刘鹤领衔制定并准备提交给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的“三位一体的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的领域，三个关联性的改革组合”的简称为是“383方案”的改革基本思路和行动方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前夕，也公开出笼了。由于这个“383方案”的核心就是“国企外卖”、“土地流转”和“银行破产”，因此几乎就是二○一二年出笼的那个《佐利克报告》的翻版，
二○一二年二月，在一年一度的“两会”即将召开的前夕，正担任着世界银行行长的美国人佐利克带着一份被称为是《佐利克报告》的如何将我国的铁路、银行和石化等超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详尽方案，来到我国“传经布道”。尽管佐利克的这次“传经布道”由于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击，特别是在二月二十八日公开召开的“传经布道”会上由于遭到了我国民间独立学者杜建国的公开揭露而没有能够得逞，然而好像正是应了“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的那句老话，虽然《佐利克报告》在二○一二年由于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击而没有得到落实。可是在二一三年三月五日至十七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铁道部却首当其冲地就被拆分了。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那些国有企业，不仅是中华民族未来走向伟大复兴的强大基石，而且也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能够得以生存的根本命脉。强大的基石没有了，房子的坍塌也就是迟早的事。命脉一旦失去，也就等于是直接咽气。
中华民族百年挨打的惨痛经历证明了，资本主义道路，不是中华民族能够走到未来的道路。而如今我国在国际上的窘境，同样也证明了，即使是社会主义，但是只要“特别是”，也照样无法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未来。惨痛的历史和窘迫的现实告诉了我们，私有化只能是从根本上毁掉我们中华民族。因此“383方案”，可谓是灭亡我中华民族的绝户计。唉，可怜习总书记的中国梦!
冯毅写于二○一三年十一月六日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