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五月十三日，中央电视台首播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隆重推出的，根据目前我国非常著名的党史军事专家金一南少将的同名著作改编，而由多家单位联合拍摄的长达十二集的历史文献纪录片《苦难辉煌》。《苦难辉煌》这部书，可谓是金一南将军的呕心之作。在该书成书的前后，金一南将军就已经根据该书的内容，举办了多次的讲座。二○○九年该书出版后，竟然被连续印刷了三十次，发行量高达一百三十万册。而该书的内容，更是由于被拍摄成了历史文献纪录片并由中央电视台首播，从而成为了信史。
当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尽管历尽苦难，但也的确辉煌。然而金一南将军的《苦难辉煌》这部书虽经讲座、出版、发行并由于被拍摄成了历史文献纪录片，从而又成为了信史。但是由于该书的内容中尚存一些历史发展逻辑上的错误，故而尽管发行量多达一百三十万册，却也不那么辉煌。
在《苦难辉煌》这部书中，金一南将军披露了经他多年考据、研究之后发现的当年中国革命过程中极其关键的一个历史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在中央红军即将开始战略转移的一九三四年夏季，毛泽东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不参加长征而是要留下来坚持苏区的斗争。在这封信中，毛泽东不仅对革命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充满了希望，而且还更是表示欢迎中央再回来。在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占据着党中央最高领导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博古态度晦暗。毛泽东的“欢迎中央再回来”这句话，不仅充满了对他所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的自信，而且也更是一把就彻底扯下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脸上蒙着的那块遮羞布。对于毛泽东的自信，心地善良而党性极强且又对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有着深刻了解的周总理知道，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是绝不可能给毛泽留下用自己“欢迎中央再回来”的再度胜利，来证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无能加无耻的这个机会的。而对心底阴暗、手段毒辣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而不给毛泽东留下任何的机会，周总理也更是应该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从红军开始长征时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故意把毫无任何军事知识与经验的年老的何叔衡与体弱的瞿秋白等人留在苏区，尤其是从秘密杀害了“宁都暴动”的领导人季振同等人的做法上看，周总理的这个猜测绝不是多于的。于是为了挽救毛泽东，周总理便自告奋勇地前去劝说毛泽东。在同毛泽东进行了一夜的长谈之后，周总理回来向博古汇报说：“他同意随队转移了”。根据这样一段历史，于是金一南将军的台词里便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是周总理在其革命生涯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历史自觉和卓越的组织协调能力，才将每个中国共产党人的能量凝聚在了一起。周总理在长征之前那个夜晚与毛泽东的谈话，它的结果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命运。金一南将军所做的这个结论应该还有另一段潜台词，那就是说实际上是周总理挽救了毛泽东的生命在先，而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才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才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才挽救了中国革命在后。于是照此逻辑，应该是周总理才真正地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周总理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是深受中国各族人民爱戴的领袖。在长达近五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周总理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毫无疑问的。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的磨练，周总理与全党其他同志一道，不仅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而且还更是极大地增强了自己的工作能力。然而这一切，却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才取得的。因此，如果说是周总理挽救了毛泽东，而且还更是通过挽救毛泽东进而又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则未免太过夸大其词了。
金一南将军的这个推论，实质上仍然是沿着“集体智慧的结晶”的思路，在为“集体智慧的结晶”之论而张目。中国革命，依靠的是集体的力量;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并共同流血牺牲的结果，这些都的确不假。然而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那纯属就是胡说八道了。
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最具人性光辉的世界观，而且还更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最为强大的方法论。毛泽东思想不仅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个人的高度智慧，而且还更能启迪其他人的智慧。因此，毛泽东思想是指导当年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制胜法宝这一点，早已无可置疑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所证实了。
毛泽东思想绝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而是能够指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了胜利的制胜法宝，它经过了中国革命长期实践的检验和证明。在二○一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大会的第二项内容就是全体代表起立唱过国歌之后，向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陈云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其他革命先烈默哀。由此可见，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首先就应该说是除毛泽东之外的周总理、刘少奇、朱老总、邓小平和陈云这几位以及在毛泽东担任党的最高领袖之前曾经担任过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张闻天、博古、王明和向忠发等人，都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贡献出了他们个人的聪明智慧。然而如果要衡量和检验党的各个时期的其他领导人都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贡献出了他们的哪些个人的聪明智慧，那么只看中国革命在他们的领导下都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哪怕仅仅是阶段性的成就，也就足够了。
当周总理于一九三一年年底衔已经被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分子所把持的党中央之命，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并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在毛泽东和朱老总及陈毅等人的率领下，经过几年舍生忘死地浴血奋战，接连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特别是在取得了于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九月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毛泽东麾下的主力红军不仅已经发展到了三万多人，而且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的大量缴获，更使中央红军的武器装备有了大力的改善。武器装备的改善和通过几年时间的艰苦作战所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尤其是更有形成于此间的毛泽东军事理论的指导，因此红军的战斗力有了飞速的提高。在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从而形成了一个拥有二十一个县，面积达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多达二百五十多万的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在拥有了比毛泽东当初仅率一千来人的“秋收起义”后的泥腿子上井冈山时不知有利多少的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周总理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并担任了苏区的最高领导之后，完全在有条件率领中央苏区党政军民的全体力量将中国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的同时，也可以顺便充分地展示自己的领导能力。然而在周总理到达中央苏区并将毛泽东排除在了对红军的领导之后而指挥中央红军攻打赣州的首次作战，便以中央红军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而告结束。如果不是后来派项英去请毛泽东出山而挽回了败局，那么中央红军的长征，恐怕就要提前进行了。
一九三三年一月，由于在上海滩十里洋场的外国租界里再也混迹不下去了，于是组成了临时中央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宗派小集团的重要成员博古、张闻天、杨尚昆以及陈云等，也来到了中央苏区并且马上就接管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权力。可是当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在以临时中央的名义掌握了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权之后，这些人又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在博古和张闻天等人来到中央苏区之前，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召开的在党史上称之为是“宁都会议”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就已经彻底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以及苏区党组织的领导权，而只安排毛泽东去做在苏区中央局严密控制下的政府的工作。因而博古和张闻天等人来到苏区之后，绝不存在任何的“干扰”问题，完全可以大展身手，从而将中国革命推向一个他们整天大喊大叫的新的高潮。尤其是在博古和张闻天等人正需要一个展示个人能力的舞台的时候，天赐的良机来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匪军用重兵进攻黎川之战，拉开了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战幕，而中央红军也悉数迅疾地投入到了反围剿的作战之中。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时，中央红军可以说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仅主力部队的红军指战员就将近有八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地方部队以及经过六年的根据地建设而形成的深厚广泛良好的群众基础，特别是红军的武器装备更是有了大力极大地的改善。仅是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就缴获了步枪一万五千多支，机枪一百七十五挺，迫击炮五十五门。而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更是缴获了步枪一万余支，各式火炮四十门，机枪三百余挺。武器装备的改善，极大地提高了中央红军的战斗力。这样的条件，不用说毛泽东在开始从事武装革命之初，就是毛泽东在指挥中央红军接连取得三次反围剿重大胜利时，也从来都未曾具备的。在具备上述这些条件的基础上，如果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正确，那么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可能性是极大的。然而不管是前期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博古和张闻天、项英以及周总理、朱老总等，还是后期掌握了全党和全军最高领导权的由博古、李德和周总理三人所组成的“最高三人团”，不仅不具备制定出一个正确的反围剿作战方针的能力，甚至连能够认识到毛泽东所提出的反围剿作战方针是一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的能力都不具备。因而这才有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才有了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这才有了中央红军的被迫长征。中国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党中央，就是在这样一些组成了党中央的人的领导下，才不仅没有出现一个新的高潮，反而还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毛泽东所亲手开辟的中央苏区，在号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下，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壮大，反而还被彻底葬送了;毛泽东所亲自缔造的中央红军，在号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手上，差点就被糟蹋光了。就是这样一帮只具被这种认识能力的蠢货，能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制胜法宝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贡献出他们的“集体智慧”?历史不会开这样的玩笑吧?人世间更不会存在着这样的混蛋逻辑吧?如果说这些人真的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什么贡献，那就是用他们的愚蠢、错误和失败，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英明伟大。
对于毛泽东思想到底是不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问题，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魁首邓小平在妖魔化毛泽东甚嚣尘上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很中肯的话。“如果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探索更长的时间”。而此前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所做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又更是这样明确讲到：“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抛开“遵义会议”前党的几任错误的领导人，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朱老总和林彪、陈云走上革命道路的时间稍晚。而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总理却差不多是同时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九二一年，刘少奇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学习;而邓小平则更是早在一九二○年就与周总理、蔡和森等人一道，到了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诞生地法国去寻求革命真理。因此，无论是从年龄，还是从走上革命生涯的时间来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总理等都完全可以算得上是同一代人。所以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这句话，当然也应该包括刘少奇和周总理在内。因而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刘少奇和周总理，他们的革命理念，产生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但是他们的革命智慧，可以说主要都是来自于毛泽东思想，那这些人又怎么能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贡献出他们的智慧呢?如果刘少奇、周总理和邓小平等真的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贡献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那么按照邓小平所讲的事实和“理论”，这岂不就成了是自己培育了自己。
自改革开放以来，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的阴谋，就始终就没有停息过。否定毛泽东，首先就要贬低毛泽东。而为了贬低毛泽东，搞阴谋的这些人先是抬出了周总理，用拔高周总理的革命业绩的办法，以分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起到的无法替代的作用。通过把周总理捧上圣坛，从而将毛泽东“拉下神坛”。尤其是近年来，为了通过将毛泽东送上魔坛的办法而彻底搞垮中国共产党，彻底搞垮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搞垮中华民族。这些见不得阳光的阴暗小人又抬出了朱老总来深入妖魔化毛泽东。于是什么《朱德，不可替代的总司令》、《朱德军政双优，教毛泽东打仗，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没有朱德，毛泽东有可能变成土匪》和《红军之父，朱德最早提出游击战“十六字诀”》等纯属不要脸的歪理邪说，这才纷纷出笼。
周总理和朱老总都是毛泽东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都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过程中建立起了巨大的个人历史功勋，因此无论怎样赞颂他俩，都不属过分。但是就是像邓小平所说的“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那样，周总理和朱老总的巨大个人历史功勋，同样也都是在执行毛泽东的正确革命路线的过程中所建立的。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引，离开了毛泽东的英明领导，无论是周总理，还是朱老总，都只能是一事无成。因此对周总理和朱老总的赞颂，决不能超出历史的架构。尤其是这些阴谋小人的最终目的，也并不真的是为了赞颂周总理和朱老总。他们不过就是想通过把周总理和朱老总捧上圣坛而把毛泽东送上魔坛的做法，以达到他们彻底颠覆中国革命的历史，彻底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而彻底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合法性的罪恶目的。
三十多年来，对各种各样贬低、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的无耻做法，中国人民早已是司空见惯了。三十多年再吃的二遍苦，重遭的二茬罪，更是让中国人民看清了那些贬低、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的阴谋小人的罪恶目的和无耻嘴脸。因此这些贬低、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而拔高周总理和朱老总的无耻阴谋小人，早已被正义的中国人用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揭批得体无完肤而销声匿迹了。然而尽管无耻小人销声匿迹了，可是近年来在国内名气极大的金一南将军，却在其所著的由于被拍成了长达十二集的历史文献纪录片从而成为了信史的名著《苦难辉煌》中，也因袭了“朱德最早提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这种无稽之谈。名气如此之大的党史军史专家，在这一点上却竟然也能去拾人牙慧。此举不仅实在是无耻，而且也更是太欺负我们中国人没有文化，也太欺负我们中国人不懂逻辑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余部一千余人到达了井冈山。很快，毛泽东不仅就率部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而且还更是在一九二八年的一月，便充分运用“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原则，在宁冈县的新城打了一场歼灭战，抓了三百多名俘虏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此战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而且还更是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使红军扩大为了两个团以及在宁冈、遂川和茶陵这三个县，都建立起了革命政权。
毛泽东在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初期便开始采用的“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这样的游击战原则，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进剿从而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而且这一原则，也为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有战略战术原则的制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后来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在坚持井冈山斗争初期便所采用过的“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这一游击战原则，也演化成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样的“十六字诀”。
朱老总与毛泽东这两部红军会师的时间，已经是到了一九二八年的四月下旬了。朱老总与毛泽东两人初次见面的地点，是井冈山地区的宁冈县的龙江书院。朱毛两部红军的井冈山会师，在当时的那种历史环境下，直白地说，就是朱老总率领着自己的南昌“八一起义”的余部和在“湘南暴动”中所组建起来的一部分农军，到毛泽东的“家”里“蹭饭吃”、求庇护。
毛泽东的“家”是怎么来的?是毛泽东运用游击战战术在敌人统治薄弱的井冈山上打来的。“家”里不仅能休息，而且还有饭吃。朱老总为什么要到毛泽东的“家”里“蹭饭吃”?因为朱老总没有能力打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所以才无处休息，才无处吃饭。
一九二七年十月，在三河坝完成了阻敌追击任务的朱老总，先是率领残部八百余人隐藏在了他的老同学，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军长的范石生所部之中，后来朱老总又率领这支部队参加了一九二八年一月举行的“湘南暴动”。“湘南暴动”之后，不仅朱老总所部无处可去，而且就连在“湘南暴动”中所组建起来的大量农军，也更是无家可归。于是这才不得不一同上了井冈山，去投奔毛泽东。
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到底应该如何走?坚持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毛泽东就已经了然于胸了。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从井冈山上分三路集结到湖南省炎陵县中村乡，准备接应朱老总和陈毅等人领导的南昌“八一起义”的余部和“湘南暴动”的起义军。在部队驻扎期间，从十九日开始，毛泽东采取上午给这个营讲课，下午给那个营讲课，分别留半天时间进行讨论的方式，集中一周时间对部队进行教育。课堂就设在八担坵的稻田边。战士们席地而坐听毛泽东讲课。
毛泽东以《中国革命的特点》为题，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反复阐述建立、巩固、发展农村根据地，坚持井冈山斗争的重要性。他向广大指战员指出：“由主客观力量对比所决定，中国革命现在还处于低潮时期。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与斗争，革命的高潮必然会到来。”对此，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扩大武装力量，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坚持井冈山的政权，正是为了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夺取革命的胜利。”为了着重说明了坚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意义。毛泽东曾经形象生动地比喻道：“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在《苦难辉煌》一书中，金一南将军为了充分证明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确为朱老总所首创，曾经特意这样强调并且还专门援引了朱老总在苏联莫斯科郊外的莫洛霍夫卡村的秘密军事训练班担任学员队长和军事辅导教员时说过的一段话。在原书中，金一南将军是这样讲的：“作为毛泽东军事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十六字诀’是怎样产生的?朱德的关键性贡献长期不为人所知。一九二五年，朱老总在苏联莫斯科郊外的莫洛霍夫卡村的秘密军事训练班担任学员队长和军事辅导教员时，就提出‘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成为了后来‘十六字诀’产生的基础。”
“打得赢就打，打不过就走”，除了像《射雕英雄传》里郭靖那样的憨人，可能任何人都懂并且也都会去这样做。正是由于郭靖憨，因此郭靖的那个惜字如金的四师傅送给即将独自去闯荡江湖的郭靖的临别赠言才显得特别重要，“打不过，逃”。而至于“必要时拖队伍上山”，《水浒传》里更是比比皆是。不用说像王伦这样的“白衣秀士”和鲁智深与武松等这样的江湖豪杰，就连小霸王周通这样的江湖土鳖，也都懂得占山为王的道理。然而不管是“必要时拖队伍上山”，还是占山为王，都与蕴含了战略进攻和战略退却这种高度战略智慧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根本就没有任何可比之处。
当年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绝不仅仅是因为一次“秋收起义”;中国的名山大川，更不仅仅是只有井冈山这一处。朱老总和陈毅等人率领南昌“八一起义”的余部参加“湘南暴动”最初地点的湖南省宜章县境内，不仅就分布着五岭之一的骑田岭的主峰二尖峰和莽山的主峰猛石坑等海拔超过一千米的高峰一百五十多座，而且还更是座座地势险要，山高林密，无不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绝佳去处。当“湘南暴动”之后到了敌人重兵围来的“必要时”，朱老总的确是想到了拖队伍上山。只不过朱老总没有就近上宜章县境内的任何一座高山，而是长途行军几百里，上了井冈山。
为了使人能够身临其境一般地感受到朱老总的军事指挥造诣远远地胜过毛泽东，在《苦难辉煌》一书中，金一南将军竟然还借用一些最初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的“老井冈”之口，这样“描述”了朱毛两部会师之时一些“老井冈”的兴高采烈：“来了一个会打仗的”，“听说朱军长有一个御敌的‘十六字诀’”。尤其是为了渲染朱老总的军事指挥造诣远远地高过了毛泽东，金一南将军还跟更是借用粟裕大将之口来这样赞誉朱老总：“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如此地渲染，的确会令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只是不知这样的渲染，是为了反映一个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总司令的智慧，还是为了体现一个像许世友那样的敢死队长的样子。
朱老总由于早在“辛亥革命”前就考入了云南讲武堂并参加了云南的“九•九起义”，从此很早开始了个人的军旅生涯。然而在军阀混战时期，朱老总只是任过滇军的旅长和云南陆军宪兵司令以及云南省的警务处长兼省会的警察厅长等职。因此朱军长的称谓，只能是出现在朱老总参加革命之后。南昌“八一起义”前，为了能够动员更多的力量参加起义，党组织派朱老总去策动朱老总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当时正率部驻扎在江西九江的国民党军第九军军长金汉鼎参加起义，但却遭到了金汉鼎的拒绝。南昌“八一起义”举行之后，作为起义指挥机关的前敌委员会为了壮大声势，同时也是真心地期望朱老总能够利用自己在滇军中的人脉关系，从而争取一部分滇军参加起义，于是前敌委员会不仅假门假事地编造出了一个第九军的番号，而且还更是煞有介事地任命了朱老总的另一位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此时正是国民党军第九军第二十八师的师长且又没有任何起义倾向的韦杵为起义军序列中的第九军的军长，朱老总为该军的副军长。于是，不仅参加南昌“八一起义”队伍的序列里就有了这样一支番号为第九军的部队，而且朱老总的平生，也就第一次与军长一职发生了联系。由于直到南昌“八一起义”的部队在离开南昌时，韦杵也没有赶来参加起义，因而也就没有再继续假门假事下去的必要了，于是前敌委员会便干脆就任命了朱老总为第九军的军长。从假门假事地编造了南昌“八一起义”的队伍中还有着这样的一个第九军，到郑重其事地任命朱老总为这个军的军长，这就是朱军长这一称谓的最早产生。三河坝阻击战之后，朱老总不敢再自称是朱军长，而是化名为了王楷，率领南昌“八一起义”的余部八百余人隐身于朱老总的又一位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队伍中，从而消声觅迹得连蒋介石在很长时间内都不曾知晓。直到一九二八年一月由于参加了“湘南暴动”，朱老总和南昌“八一起义”的余部才又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里。
在不仅没有电视和互联网，而且就连广播和报纸都非常稀罕，且又由于敌人的封锁而共产党内的消息更是非常难以传递的当时中国，又是谁把朱老总已经被任命为了军长且又有一个御敌的“十六字诀”的这个消息传递到隐身于山高林密，就连敌人都很难发现的毛泽东麾下的那些早在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就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的那些“老井冈”的耳中的呢?朱军长真的是当时就名震华夏了吗?这是不是当年中国革命的实际?不知金一南将军对对此将能够作出怎样的合理解释呢?
今天的人们如果追溯朱老总何时才最早被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普遍称为是朱军长的，广为人知的史实且又符合历史发展必然逻辑的，只能是在朱毛红军会师之后。
一九二八年的四月，朱德在到达了井冈山地区并与毛泽东所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之后，中共湖南特委命令朱老总率领的南昌“八一起义”的余部和一部分“湘南暴动”后组成的农军与毛泽东所部的工农革命军组成了红四军并由朱老总担任了该军的军长。
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是朱老总最早提出的?还是毛泽东最早总结出来的?是朱老总教毛泽东打仗?还是毛泽东教朱老总打仗?尽管多年来始终有人故意在这个问题上去搅混水，但是要分清这个问题，其实一点也不难，因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过，早就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们这些后人。
在朱老总被张国焘裹挟而被迫随同红四方面军南下的过程中，当张国焘另立中央而强迫朱老总表态反对毛泽东的时候，朱老总曾经说过这样一句非常感人的话：“朱毛，朱毛不可分，哪有朱反对毛的?”
“朱毛不可分”的这句话，绝不是任意而说，那可是朱老总在曾经有过由于朱毛分离的经历而遭受过数次失败的惨痛教训之后，才得出的这个刻骨铭心的结论。
一九二八年七月，刚刚会师才三个月的朱毛红军，便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涉和朱老总与陈毅等人认识上的错误，而开始了第一次分手。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就在江西敌军准备大规模围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却携带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两封指示信来到井冈山，命令红四军向湖南进军。针对当时敌强我弱和其他的一些实际情况，毛泽东坚决拒绝了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然而朱老总和陈毅等却拒不听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认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无法坚守，于是便带领着由他们所带领上井冈山的部队所组成的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团跟从杜修经下了井冈山向湖南进军。然而在朱老总率领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两团下了井冈山之后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战果，反而还竟然发生了由南昌“八一起义”余部编成的第二十八团二营哗变并且杀害了前来制止哗变的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的严重事件。而由“湘南暴动”的农军所组建的第二十九团的损失则更为惨重，全团哗变而只有团长胡少海和党代表龚楚领着肖克所部的二百余人跟了回来。就在由于军心严重涣散而且又处在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之下而部队陷入绝境的时候，毛泽东亲率第三十一团三营下井冈山来到湖南进行接应，再次将朱老总及其所部引领上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而就在毛泽东亲率第三十一团三营下山接应朱老总以及所部的时候，留下来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十一团一营和第三十二团也在朱云卿与何挺颖的指挥下，打了一场漂亮的黄洋界保卫战，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次大规模的围攻。为此，毛泽东即兴填下了《西江月•井冈山》一词：“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然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在朱老总和毛泽东两部红军会和之后，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朱老总和毛泽东两人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红军与革命根据地如何发展壮大上的分歧，也开始显现出来。朱老总不仅不赞同毛泽东为红军所确立的“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唯一能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的“三大工作”，而且还更不认同毛泽东所竭力坚持的党指挥枪和实行在党的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等根本原则，而却主张在部队中实行不要党的领导的极端民主。朱毛会师后，朱老总甩开毛泽东而第一次单独率兵打仗便遭受到了严重失利的这次行动，在党史和军史上，被称为是坚持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八月失败”。然而“八月失败”的惨痛教训，却并没有为朱老总和陈毅等所吸取。特别是后来当他俩的四川老乡刘安恭的到来以及对朱老总和陈毅的明确支持并强力反对毛泽东，则更是加剧了朱老总和陈毅等与毛泽东之间关于红军和根据地如何发展建设上的分歧。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日，“平江起义”后编成了红五军的彭德怀所部也来到了井冈山与朱德和毛泽东所领导的红四军汇合。然而“产谷不满万担，人口不满两千”的井冈山地区，却不仅实在承担不起这么多的红军吃饭，而且也更限制了红军自身的发展。于是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军前委联席会议决定：由实力较弱的红五军留守井冈山，而实力较强的红四军则向赣南和闽西进击。
一九二九年一月，朱老总、陈毅和毛泽东等率领红四军开始了向赣南和闽西的进击。当年五月初，在红四军攻占了福建长汀县城之后，从苏联留学归来的刘安恭也受中央的指派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了红四军中。然而刘安恭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中央要求朱德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而红四军分散游击的“二月来信”，而且还更是第一次带来了“留苏派”对毛泽东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质疑、批判和打击。刘安恭代表“留苏派”对毛泽东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质疑、批判和打击，则使红四军中原本就业已存在的朱老总和陈毅与毛泽东之间关于红军和根据地如何发展建设上的分歧公开化了。
刘安恭与朱老总和陈毅不仅都是四川的老乡，而且还更是朱老总在德国时的旧识，北伐战争时期，又先后一同在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和云南军阀朱培德的部队中做过统战工作，加上由于看不惯毛泽东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缘故，所以刘安恭一到红四军中，马上就与朱老总和陈毅等人搅在了一起而排挤毛泽东。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在龙岩城里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由于军情紧急，“七大”只召开了一天便在未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情况下就结束了。在“七大”召开之前，由于陈毅认为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应该为朱老总与毛泽东之间的争论负主要责任，于是便在他所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中，首先对毛泽东作了一番严厉的批评。然后又按照“各打五十大板”的“原则”，采取了对毛泽东和朱老总各自进行了党内处分做法，以图求得红四军内部的团结。然而陈毅所采取的折中的这种调和主义做法，不仅没有能够求得红四军的内部团结，反而还助长了错误思潮的蔓延。在“七大”上，陈毅被选为了前委书记，朱德、毛泽东、刘安恭、林彪、伍中豪、胡少海和傅柏翠等十三人为前委委员，尽管落选了前委书记并受到了党内处分，但毛泽东还是接受了“七大”的决议，可林彪等人却坚决表示不认同会议的选举结果。在“七大”召开了之后，为了不致使由于自己继续在红四军中工作而导致红四军发生分裂，于是毛泽东主动提出了去闽西特委指导地方的工作要求并获得了前委的批准。
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之后，朱老总和刘安恭、陈毅等几个思想认识比较一致的人开始执掌红四军。为了充分表现一下自己，朱老总和刘安恭、陈毅等决计向闽中出击。而此时第二纵队的纵队长胡少海和谭震林、邓毅刚等人由于受红四军前委应闽西特委帮助组建地方红军这一请求的委派，于七月初被派到了地方上工作，因此胡少海所遗的第二纵队纵队长一职，也改由刘安恭兼任。
在制定出了作战计划之后，由陈毅以探望毛泽东病情的机会，告知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得知了陈毅和朱老总等制定的分兵出击闽中的作战计划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并且与陈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是毛泽东的反对，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七月底，由于陈毅奉命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而也要离开红四军，于是红四军前委又决定由朱老总代理前委书记。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红四军前委由朱老总主持在上杭召开了会议，决定兵分两路。朱老总亲率红四军的第一、第二和第三这三个主力纵队和军部出击闽中，而由闽西当地战士所组成的第四纵队则留在闽西分散游击。八月三日，红四军第一，第二和第三等三个主力纵队在朱德的率领下从龙岩白沙镇出发，开始了向闽中的出击。然而就是在进军的途中，林彪所率领的第一纵队却借口汀江涨水无法涉渡为由，脱离了全军而返回了闽西。毛泽东当初对红四军将会发生分裂的担心，终于成为了现实。由于拒不从命的林彪手握重兵，朱老总对此也无可奈何。无奈之下，朱老总和刘安恭等只得率领第二和第三两个纵队继续向闽中出击。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苦战中，虽然曾一度攻克了宁洋、漳平两座县城，但损失却远远地大于斩获，故而得不偿失。特别是大田县石牌之战的失利，迫使红四军不得不于九月六日返回到闽西的龙岩。然而尽管在率军出击闽中的作战中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朱老总和刘安恭等却由于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仍然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于是又于十月中旬制定了一个分兵进击广东省东江地区的作战计划，并立即率领大队红军进入了广东的东江地区。但是同出击闽中一样，朱老总的这次分兵进击东江的行动不仅同样遭遇到了围绕着梅县进行几次作战的严重失败，而且就连于当年七月才就任第二纵队纵队长的刘安恭，也在十月二十日的战斗中牺牲了。红四军更是由进击东江前的六千多人，锐减到东江失利后的四千人左右，就连按朱老总自己计算的结果，也是损失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进击东江的失败，是红四军在“八月失败”之后，遭到的又一次严重损失。由于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实力大减、锐气受挫，于是导致红四军中议论又起，军心涣散，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尤其是一纵队的纵队长林彪，竟接连三次写信给前委，以与党代表熊寿祺意见不合为由，提出辞职。一时间，红四军陷入到了严重的危机之中。直到“古田会议”，也就是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毛泽东重返了红四军前委书记一职之后，才化解了这场危机。而就在朱老总在广东损兵折将的时候，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却出现了“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兴旺局面。
在毛泽东与朱老总携手率领红四军不仅开辟了中央苏区，而且还更是接连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大围剿以及将红四军发展为了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之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仅前来摘“桃子”了，而且还更是赶走了毛泽东这个“种桃人”。可是在赶走了毛泽东这个“种桃人”之后，“桃子”却也丢掉了。所以，仅是这一阶段的党史和军史，不仅就足可以轻松地戳破“朱德教毛泽东打仗”的这个都无耻到了至极程度的谎言，而且也能清晰地回答任何人的是毛泽东教朱德打仗，还是朱德教毛泽东打仗的这个疑问。
自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朱毛会师之后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再掌军权，朱老总的革命生涯可谓是一帆风顺，从红四军的军长到红一军团的军团长，从红一军团的军团再到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从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再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和中革军委的主席。可是同期毛泽东的革命生涯，那可真称得上是屡遭挫折了。然而尽管在此期间朱老总的革命生涯是一帆风顺，但是当时的中国革命，却并没有随着朱老总革命生涯的一帆风顺而一路凯歌，反而却随着毛泽东革命生涯的屡受排挤而屡遭挫折。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与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毛泽东所始终坚持的独立自主，首先就是要实现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只有能够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才不仅能够争取和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还更能够争取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在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中，毛泽东不仅是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第一人，而且还更是找到并开辟了如何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这条具体道路的第一人。其余的不论是陈独秀、瞿秋白和李立三，还是王明、博古与张闻天，甚至包括周恩来在内，这些人不仅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且还更不具备像毛泽东那样的能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一条独立地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的能力。而这些人之所以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能力，实际上并不在于他们的个人智慧，而关键却在于他们个人的性格与品质。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的那些领袖和领导人，甚至就是一些普通的党员，几乎都是来自于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都出身成长于剥削阶级的家庭，从小过得即使不是锦衣玉食，但最起码也衣食无虞的生活，因此并没有真正地接触过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群众，并不真正地了解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群众、特别是不真正了解那些生活在广大农村的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群众的那种生活困苦，所以也就不可能知道中国革命的真正力量在哪里，因而也就更不用说能够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了。特别是由于不知道中国革命的真正力量到底蕴藏着哪里，所以这些人才不仅不具备探索出来一条中国革命的具体正确道路这样的能力，甚至都不具备对毛泽东探索出来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能够做出正确认识和判断的能力。
尽管当年像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早期的那些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都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他们都不乏共产党人的那种高风亮节，尽管他们都具有为追求真理而不惜献身的那种坚贞，尽管他们都具有追求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和富强的强烈精神，尽管他们都可能早已意识到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尽管他们都已经从旧知识分子营垒里脱胎而出，但是儒家文化中的那种与劳动、生产和战斗完全脱离而只管坐而论道的恶习，还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太深的印记，所以这些人才几乎都选择了留在党中央的机关里做那种高高在上的“坐而论道”的工作，而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毛泽东那样能够真正地深入到社会、尤其是深入到生活极为困苦的农村去发动群众，去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然而最可怕的是，这些人身上的那种与劳动、生产和战斗完全脱离而只管坐而论道的恶习与浅薄的性格以及强烈的投机心理，不仅使他们不能去探求出一条能给引领中国革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反而还只能导致他们产生强烈的依附性和希望借助他人的力量，从而使中国革命一蹴而就就能取得胜利的投机思想。就是他们身上的这种强烈的依附性和投机思想，所以才使以得他们为核心的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苏联人身上，甚至还更把中国共产党的自身都依附在了苏联人的身上。因而仅仅一个顶着共产国际代表帽子的苏联人米夫，才就能够操纵整个的中国共产党。而苏联人通过操纵中国共产党来操纵中国革命的目的，可能并不是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更主要的应该是为了苏联的民族利益。
金一南在《走向辉煌》一书中，披露了这样一个对中国革命影响极其巨大、极其恶劣的历史情节。一九三三年三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专门给中共中央发来了这样一份电报：“对毛泽东应采取尽可能忍耐的态度和对它实施同志式的影响，让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在党的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领导下，担任极为重要的工作。”
一九三三年三月的时候，博古、张闻天、杨尚昆和陈云等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已经奉苏联人之命全部到达中央苏区与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等人会合在了一起。因此这封电报，可能除了毛泽东之外，党内的核心人物都能看得到。但是苏联人为什么针对毛泽东个人而专门发给中国共产党一封这样内容指示电报，不知这些核心人物对此是否进行过深入地思考?
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探索出来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具体革命道路的正确，尽管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认识不到，然而苏联人却不仅认识到了，而且还更是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如果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共产党最终将完全脱离自己的掌控。对于中国的革命，苏联人可是把它放在自己的世界战略中有着通盘的考虑的，因而中国革命的进程，尤其是中国革命的方式必须要符合苏联的这个世界战略。历史上曾经严重伤害过中华民族且又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基因的苏联人，最希望的就是中华民族即使不能成为他的一个听话的仆从，但最起码也只能是他的一个贫弱的盟友，而绝不会希望中华民族能够成为他的一个强大的邻居。然而只要沿着毛泽东所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道路走下去，那么中国不仅革命肯定能够取得成功，而且毛泽东还一定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而只要毛泽东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那么中华民族就必定要走向振兴，走向强盛。
中国革命只有不死不活，才对苏联最为有利。但是苏联人也更是清楚地知道，尽管王明博古、张闻天、项英和周恩来等人极易受他们的操纵，可是中国革命如果由他们来领导，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这样的结果，是苏联人所不希望出现的。然而中国革命如果由毛泽东来领导，那么不仅能够很快取得成功，而且中华民族也将很快走向强盛。这样的结局，更是苏联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而此时对于苏联人最好的选择，就是通过受自己操纵的那些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自己来约束毛泽东。让毛泽东在接受限制的情况下，为中国革命贡献出他的聪明才智和卓越的能力。这一点，从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宁可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去武装国民党，而也不愿提供一枪一弹给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做法上，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可能就是由于上述的原因，所以受苏联人操纵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才会给中共中央发来这样一封内容非常奇特的电报。
在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内，能够认识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探索出来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具体道路的正确，可能也就只有彭湃了。只可惜彭湃同志牺牲的太早，否则以彭湃同志的革命经历以及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尤其是他的认识能力，不仅能够为毛泽东探索“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唯一正确道路的行动提供有力地支持，而且还能够教育帮助更多的同志更早地认识到毛泽东所探索出来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中国革命的唯一道路的正确。然而可惜的是，因为当时党内热衷于挤在党中央机关里“坐而论道”的同志太多，并且还更是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而挤占了党内高位，从而造成了像毛泽东这样既具备超凡的智慧而又肯于埋头苦干的同志不仅失去了领导中国革命的机会，甚至还被剥夺了在党内的发言权。因而这才导致中国革命遭受到了那么多的挫折，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精英的大量牺牲。
中国革命尽管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但是中国革命若想取得胜利，可是还必须要结合整个世界的发展变化趋势去全盘考虑，才能做得到。
毛泽东思想是一部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是一种成熟的意识形态，而绝不是像“先富带后富”那样偶尔的灵光暂现。毛泽东思想既是一个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制胜法宝，也更是一部能够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走向强盛完整的战略。它是毛泽东站在整个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这个历史的高度上，在对整个世界的当代局势以及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进行了深入、细致、准确地研究、分析、预测的基础上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那种能够引领人们如何提升对问题的认识的高度、深度和广度等这些内容，是以往中国包括孙子兵法和儒家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都不曾具备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中央红军开始了战略突围。然而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战略突围中，一幅古怪好笑的场景却出现了送别的根据地人民的眼中。在八万六千多人红军队伍中，除了三十名领导干部的妻子和大量的机关后勤人员外，还夹杂着八千多名挑夫。而这多达八千多人的挑夫，挑的却是大量的与作战根本无关的物质。这其中有为电台充电的发电机，有笨重的石质印刷机，有印钞机，甚至还有红军医院里给伤员使用的尿壶，只是不知其中有没有为李德烤面包的机器。军事突围，首先就要要做到轻装简从，这样才能做到快速地甩开追敌。后来西路军在失败时，陈昌浩和徐向前便丢下了老弱伤残和后勤机关人员，只带着一个三十余人的精干的小分队作为警卫突围而去。战略突围，首先是要求生存，然后才能求发展。带着发电机和印刷机，甚至还带上了印钞机，这哪里是进行战略突围，而分明是在搬家，纯粹是想另找地方过日子嘛。然而当时的中国虽大，但是除了毛泽东亲手开辟的中央苏区之外，已经几乎全都是国民党的天下了，哪里还能容得下中共中央和八万多红军安家过日子。也正是由于走投无路，于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便想到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可是此时贺龙创建并领导的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却同样因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夏曦的肃反而实力大减，同样也自身难保，因而也就更不用说能够接纳党中央和八万多中央红军了。然而缺乏自力更生精神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意识不到这些实际情况而病急乱投医，把生的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幻想着只要能与贺龙所部汇合便能起死回生。于是在以近五万红军指战员的生命为代价突破了国民党重兵驻守的湘江防线之后，不顾敌军的重兵布防，仍然还要向贺龙所在的湘西前进。就是这样的一群不是白痴，就是弱智，再加上不少的胆小鬼，能为充满了大智大勇和无私无畏精神并且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贡献出他们的集体智慧?
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人尽管能够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文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却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那“两个彻底决裂”的深刻含义，所以不仅没有真正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人生观，而且也更没有彻底改变他们的那种个人生活习性。因此这才宁可像惊枪的兔子似的整日在上海滩的外国租界里东躲西藏，也不愿主动到艰苦的革命根据地去像毛泽东那样，和普通的红军指战员一道去吃红米饭，一起去喝南瓜汤。如今已被停播的拍摄于上世纪末的一部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而由当时的李鹏总理亲笔题写了片名的《周恩来在上海》的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就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还原了这段历史。党中央的领导人躲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自愿接受外国人的操控而不愿深入中国革命的实际，反映出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不成熟，而且还更反映出了这些人由于中华民族的长期挨打而都患上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这样的一些人，能为视独立自主为中华民族性命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贡献出他们的何种集体智慧?
在《走向辉煌》一书中，为了凸显周总理的光辉业绩，为了证明自己所做的这个推论的正确，金一南将军还在这部书的《命运的抉择》一章中，专门又做了这样一个设想：“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坚持(指说服毛泽东参加长征)，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命运又将如何?如果毛泽东留在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遭到如此严重围剿的情况下，毛泽东的命运又将如何?”
金一南将军的“如果毛泽东留在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遭到如此严重围剿的情况下，毛泽东的命运又将如何”的这一“担忧”，不言而喻地就是在主力红军长征之后，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之下，毛泽东肯定难逃厄运。其实金一南将军的这个“担忧”不仅纯粹就是多余的，而且金一南将军的这个“如果”也实在是太假，都难以自圆其说。未来尽管不好预测但终能展望，历史虽然不能重复但尽可总结。即使是不参加长征，毛泽东同样也能挽救中国共产党，同样也能挽救中国工农红军，同样也能挽救中国革命，同样也能挽救中华民族。遵义会议后，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的红军被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糟蹋得还只剩下了两万多人。既然毛泽东能够率领被“最高三人团”糟蹋得就只剩下了这两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冲破几十万国民党匪军的层层围追堵截，并最后只率领草地分兵后仅仅剩下的七千余人就能够保护着党中央胜利地到达陕北，那么毛泽东就不能领导坚持苏区斗争的军民粉碎国民党匪军对苏区的围剿了吗?尽管八万六千多人的主力红军长征之后，留下来在苏区坚持斗争的主力红军第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仅有一万六千余人，就是加上两万多人的各县工农武装，也不过只有四万人左右，力量确实比突围而去的主力红军弱小得多。可是当初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打出了不仅可供自己安身立命，而且还更是足以容纳朱老总与陈毅率领的近千人的南昌“八一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后组成的几千人的农军这样一个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时，手中的力量才不过只有“秋收起义”后的一千多泥腿子。不用说中央红军最后到达陕北时还只剩下了七千人，就是全面抗战开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时，全部的兵力也不过只有五万五千人。抗战开始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对象变为了日本鬼子。而日本鬼子的战斗力又比国民党匪军强得多，可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却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更是消灭了大量的日伪军，解放了一亿多的人口，并且自己也发展壮大到了一百多万人。主力红军长征之后，蒋介石匪军的确是对中央苏区进行了残酷的清剿。但是，在项英和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周恩来以及博古、张闻天和陈云等人组成了临时中央的那些人到达江西中央苏区之前，蒋介石匪军对井冈山地区进行的进剿、会剿以及对中央苏区接连进行的三次大围剿，哪次不残酷?然而哪次不是都被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中央红军粉碎了。毛泽东指挥的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央红军的兵力最多时，也不过只有三万人左右。但却每一次都能战胜十倍于己的敌人。不管是工农红军，还是八路军、新四军，五万多人的军队如果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都是一支足以令任何敌人都望之而胆怯的巨大力量。可是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指挥下，不管有多大的力量，也都会被糟蹋光。
毛泽东思想固然伟大正确，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奋斗和共同流血牺牲的结果;中国革命的成功，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奋斗之功。于是按照历史发展的轨迹，顺着金一南将军的推理逻辑，任何人也都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设想：如果毛泽东不参加长征而是留在苏区坚持斗争，那么必然也就不会有遵义会议，那么进行战略突围的主力红军也就必然要被国民党匪军而被消灭，那么党中央也必然不复存在。由于毛泽东因此也将成为光杆司令，所以也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成功。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统帅机关，党中央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固然必不可少。但是由于组成党中央的人员不同，所以党中央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就必然会因此而不同。
由中共湖州市委、市政府和中国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与中央电视台等多部门联合推出的电视纪录片《壮别天涯》，记录了隐蔽战线上的英雄钱壮飞在截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秘密特务组织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之后，及时采取措施而挽救了隐藏在上海外国租界里的由王明、博古、张闻天、向忠发、周恩来和陈云等人所组成的党中央以及瞿秋白、邓颖超、叶剑英、李维汉和邓小平等人的纪实。尽管钱壮飞挽救党中央的过程，的确惊心动魄，然而就是钱壮飞所挽救的这个党中央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之惨烈，却也更是令人心惊胆破。
经钱壮飞的竭力挽救，从“八七会议”后就一直隐匿在上海滩外国租界里的党中央虽然幸免于难，但是由于顾顺章和向忠发的相继叛变，却也再难以在外国租界里继续混迹下去了，于是不得不全部迁入了位于江西与福建和广东三省之间的中央苏区。自党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之后，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出现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再高呼的高潮，反而还就差点就葬送在了他们之手。所以，尽管钱壮飞挽救了由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组成的党中央。但是由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所组成的党中央却不仅没有能够推动中国革命，反而还差点就葬送了中国革命。而钱壮飞本人也与几万名英勇的红军战士一道，被他所挽救的那个党中央害死了。
在艰苦血腥的革命战年代，论为党、为人民而去做革命工作的能力，同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何叔衡未必就不如董必武，王稼祥则肯定赶不上阮啸仙。至于遵义会议后也曾出任过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张闻天，其个人能力谁敢说与瞿秋白能在伯仲之间?有许多人都一致认为瞿秋白在被俘之后所写的《多余的话》这篇文章，暴露出了瞿秋白的革命意志颓废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思想。尽管《多余的话》中流露出了瞿秋白的一些颓废思想，然而这样的颓废可绝不是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失望。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即将射出的夺命子弹都敢于笑脸迎对的瞿秋白，尽管相信共产主义必将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信念会毫不动摇，但却不可能不对被由博古、项英和张闻天等人所组成的党中央把持了领导权的中国革命的前景而感到颓废。所以，只要毛泽东能够留在来领导苏区的斗争，那么由于必然能够粉碎国民党匪军对苏区的围剿，因此瞿秋白等人也必然会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如果由陈毅、粟裕、瞿秋白、方志敏、阮啸仙、何叔衡、刘畴西、寻淮洲、毛泽覃和李才莲等人所组成的党组织围绕在毛泽东的周围来领导中国革命，那么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革命不仅同样能够取得胜利，而且还必然会顺利许多。如果那样的话，不仅瞿秋白绝不可能再去写一些什么《多余的话》了，甚至就连龚楚对中国革命的背叛，都极有可能因此而避免。
当年的中国所处的那个风云复杂的时代，当年的中国由于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从而促使每个中国人都人心思变的那个年代，当年的中国革命，给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给党内的那些高级领导人都留下了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智慧的机会。特别是毛泽东通过用自己的舍生忘死和爱妻殒命、幼子坐牢并流落街头而终至失散这样的个人代价，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超凡的创造力而亲手创建并发展壮大到已经拥有近七万人的主力红军和亲手开辟的面积多达五万多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据地，更是给周恩来和王明、博古、项英与张闻天等人搭建好了充分展示他们个人能力的广阔历史舞台。然而这些人尽管能将为他们搭建历史舞台的毛泽东赶下去而由他们来单独进行表演，但是由于蒋介石这个观众却不买他们的账，于是这些人也就只能在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上蹦跶几下，然后便很快就灰溜溜地滚了下去，而又不得不请回毛泽东来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中国革命，当然也包括挽救了他们自己的生命。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改变了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因此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总结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能使后人从中增长智慧，吸取教训，以便能够更加顺利抵走向未来。所以在总结历史和分析历史问题产生原因的时候，必须要做到详实，客观。而任何歪曲、篡改历史的行为，不仅无助于后人能够从中认清未来的发展方向，反而还只能是陷入更加的迷茫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每一步过程，早已充分印证了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所贡献的卓越智慧。如果说周总理和朱老总等人确实为中国革命，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贡献了多少他们个人的聪明智慧，那也不过只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由于充分地发挥了他们个人出色的具体工作能力从而才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用事实印证了毛泽东思想的英明伟大。所以，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为我们中华民族做出的无以伦比的历史性贡献，而绝不是什么全党智慧的结晶。反之全党同志和中国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才认清了中国革命能够走向胜利的方向，才认清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
如今公开认可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还更是排除掉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排除掉了毛泽东晚年的文革思想。因此说，毛泽东思想也就只剩下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从当年中国革命遭受挫折和取得胜利的过程来看，毛泽东思想就更不是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了。
当年中国革命遭受挫折的时候，也就是毛泽东被极左分子们排除在了领导集体之外的时候。而在这个期间周总理和朱老总却还都在领导集体之类。虽然毛泽东被排除在了领导集体之外，然而周总理和朱老总却完全可以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去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可是历史虽然给了周总理和朱老总这样的机遇，可惜的是周总理和朱老总却没有展示出他们的什么聪明才智。
毛泽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调度之下，周总理、朱老总、林彪、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邓发和陈云等，就连死不悔改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博古和凯丰等也都能分兵把口，从而用自己的辛勤工作，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不朽功勋，从而绝大部分也都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不是由毛泽东来重新领导中国革命，这些人恐怕就连个革命烈士的荣誉都不可能得到。
我国有句流传甚广也甚久的俗语，叫作“棍棒底下出孝子”。“棍棒底下出孝子”现象，突出地反映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少形式逻辑的知识和我们中国人缺乏逻辑推理能力的这一问题。在特别讲究孝的我们中国，每一对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成为孝子。但是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形式逻辑方面的内容，因此父母也就只能用“乌鸦反哺”和“羊羔跪乳”这样的现象而不是用富含逻辑知识的道理才能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孝子，而儿子更不知道为什么要成为孝子，于是孝子也就只能在棍棒这种严重的家庭暴力下产生了。
当年的中国革命屡遭挫折的原因尽管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度把持了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那些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认识问题的能力太低，因此才不具备仅通过理论分析就能够认识到毛泽东所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具体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道路的这个能力，才不具备只通过逻辑推理就能够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伟大正确的这个能力。直到蒋介石的穷追猛打打疼并打怕了他们，这才幡然悔悟。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们的愚蠢，这可真是印证了“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这句古话。只不过令他们倍感尴尬的是，用“棍棒”教育了他们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他们的爹，而是蒋介石这个中国共产党人不共戴天的仇人。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掌握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于是力挽狂澜，不但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华民族，而且同样也挽救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数万红军将士的生命。这其中既有周总理、朱老总、张闻天、王稼祥和彭老总等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有坚定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如博古何凯丰等人，还有当时担任只负责中央领导人日常生活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幸亏博古、凯丰等人后来也算是醒悟了，跟着大伙一同走上了毛泽东的正确革命道路。否则他们如果继续追随王明，那不啻于就是“孤魂追随野鬼”。而王明后来果然死在了他毕生向往的异国他乡的苏联并埋在了那里，也的确是成了“野鬼”。
当年中国革命的历史非常复杂，因此各个时期的历史细节也更有待于去进一步地发掘。但是任何历史事件的结论，却必须要完全符合历史的大的架构。而历史的细节也只有发生在历史的大的架构之内，才能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像电视连续剧《亮剑》里的李云龙的那种“亮剑精神”，由于完全超脱了我国抗日战争的这个历史的大的架构，因此也就只能算是意淫而已。
在为了通过否定和妖魔化毛泽东来达到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中国革命、否定当年中国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的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所有要捍卫中华民族的历史、要捍卫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捍卫共和国的历史、要捍卫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捍卫人民军队的历史的人在进行历史研究的时候，都必须要慎之又慎。所作出的任何历史结论，都必须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都必须要能够经得起逻辑上的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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