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焦裕禄式的好书记，张钦礼书记是，被枪杀的朱赞成书记也是。
只是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岗位和人生结局的“死法”不一样：张书记是县委书记，是刑满释放后病死的;朱书记是公社党委书记，是直接拉到刑场“就地正法”的。
他们有着共同的特征，都是本土书记。张书记是河南省兰考县人，朱书记是福建省泉州市城东人。虽然他们的领导职务、工作性质和工作能力有所级别大小、责任大小和成绩大小之分，但是，他们真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革命精神却是一致的，他们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却是一致的。
他们都表现在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家园的困难面前，不畏艰险，不畏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客观影响，战天斗地，不惜呕心沥血;他们都表现在为响应毛主席党中央 “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号召面前，不畏权贵，不畏修正主义当权派的反攻倒算，矢志不渝，不惜粉身碎骨。
他们的“罪名”都差不多，都是属于被清查的三种人。哪三种人呢?众所周知，一个是“造反起家的人”，一个是“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一个是“打砸抢分子”。幸运的是，张书记因为曾经先后受到过周总理的一次接见和平反，一次解救和反正，才不敢被立即处死;而不幸的是，朱书记只是一介公社党委书记，只是因为跟所谓清查人员据理力争而不小心碰倒开水瓶摔在地上，就被定为“反革命打砸抢”罪，就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奇怪的是，过去，曾经有那么多人敬佩着他们，追随着他们，爱戴着他们，怀念着他们;直到今天，时光的流逝并没有使这样的热度消退，相反，他们的革命事迹作为历史事件的光辉典范，被热烈地传颂，是因为他们的时代价值，在今天看来，显得是更加弥足珍贵。
如果不是张书记的骨灰魂归故里，在时隔27年后还被十几万人兰考人民夹道祭拜，以视频为证，你很难相信这是真的;如果不是2011年亲自随团去到张书记的墓地去祭拜，你很难相信那一片林立的百几十墓碑，像陵园一样大小，但祭奠的却是同一个人，而且全部都是来自兰考人民自发自愿的行为。
如果不是朱书记的老战友和老部下，原城东人民公社的副党委书记林敏捷老师死里逃生十年后归来，恐怕朱书记的骨灰将永远不会入土为安;因为才33岁被枪毙的他，在他爱人和儿子们的心目中，这样的好丈夫和好父亲，怎么说没了就没了;如此草菅人命，在他们看来，好丈夫和好父亲，不到平反昭雪，肯定会死不瞑目。
如果不是耳闻目睹林敏捷老师长达28年来，以革命战友、同志和兄弟之情，为朱书记树碑立传，为朱书记鸣冤叫屈，为朱书记每年进行祭拜，你很难相信这是真的。如果不是朱书记之后的连续三任书记，因为群情对立而知难而退;如果不是38年来被边缘化的对立面的老同志，也觉醒后站在朱书记这边来，你很难相信，这个当年全福建省“农业学大寨”的标兵——原城东人民公社的带头人——朱赞成书记，是在“用当年打鬼子、打老蒋、斗地主的仇恨”以及“斩草除根、除恶务尽、决不心慈手软、不留后患”等极端敌视的口号下被枪杀的。
之所以当时原城东人民公社广大人民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因为那次清查运动就如同一次日本鬼子大扫荡。一个公社就枪毙了党委书记一名，支部书记二名，判无期、有期徒刑和其他受牵连的普通干部群众成百上千，这在全国来说，举国无双。而时至今日，之所以一大批普通的干部群众还始终忘不了他，这是因为，38年来，泉州市的所谓经济发展，如果不是靠朱书记当年顶着压力，带领原城东人民公社全体干部群众围海造田近万亩，留下今天市级政府部门为创办开发区而卖田卖地，而攫取数百亿元财政收入的机会和条件;你很难相信，泉州市的官方报道，除此之外，离开了当年围海造田造福子孙后代的壮举，而无一其他亮点。
我们知道，焦裕禄书记是累死在工地上的。而像张钦礼书记也好，朱赞成书记也好，也都在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当中，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都是“跟我来”，而不是“给我上”。这就违背了当官做老爷的世俗，也就违背了修正主义的意志，也最终是违背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基础。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当官做老爷，不愿意腐化变修，始终是站在集体和国家的全局利益上，谋取的是人民的长远利益，殚精竭力，造福一方;所以他们才能够像张书记一样赤膊上阵，冲到最前面;所以他们才能够像朱书记一样，不顾常年脚都长了鸡眼，总是一双人字拖鞋，甚至不顾生命危险第一个跳入南堤合拢缺口的涡流之中。
而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身先士卒的革命干劲，他们才能带动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干大事，建奇迹，创壮举。张书记是顶着压力引黄河之水来清洗盐碱地，让寸草不生的茫茫荒野变成了40多万亩良田，可这却成为了他的主要“罪证”之一，被污蔑成企图“决开黄河堤放水淹死兰考人”。朱书记是顶着压力围海造田近万亩，让城东人民公社历史上被人称作与猪争食、吃“地瓜渣”为主的统销社，变成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统购社，可这却成为了他的主要杀生之祸之一;因为他被评为全福建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标兵，在全省“农业学大寨”的工作总结会议上，顶撞了对前福建省委书记韩先楚同志进行污蔑和攻击的某位走资派领导。
他们为什么要顶住这些来自上峰的压力呢，他们为什么不按部就班地完成上峰交代的份内工作就可以了呢，这就很能说明问题，而这恰恰反映出来他们才真正是人民的好书记。如果他们不思进取，原地踏步，混天度日，得过且过，他们完全可以做好上传下达，只要不是损公肥私，不是多吃多占，他们完全可以随波逐流，完全可以官运亨通，甚至可以光宗耀祖。但是，这是人民群众的好书记、好干部和好带头人吗?像张书记，他能看着几十万亩原野荒芜在那里，能看着百万人民群众在挨饿，能不想方设法引黄河之水来清洗盐碱地，使之改造为造福子孙后代的百万亩良田吗?像朱书记，他能看着原城东人民群众缺田少粮，与猪争食，能不想方设法围海造田，使之改造为造福子孙后代的近万亩良田吗?
像他们这样的焦裕禄式的好书记，他们是绝对做不到不能、不做、不干的;而只要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就要坚决地去能动，去做，去干。哪怕最后的结果像张书记一样，还被走资派打上了一个反革命的煽动罪，还被打上了一个如同杀人放火之类的罪大恶极的企图决堤放水淹死兰考人的滔天罪名;哪怕最后的结果也像朱书记一样，上峰不但不支持他围海造田的请示，相反还说出了“耽误了春耕生产，我要你的脑袋”之类的混账话;结果是的确因此引起，而让走资派们认为他太嚣张跋扈，太狂妄自大，而使他招来杀身之祸的根源。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是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是不思进取吗?是原地踏步吗?是混天度日和得过且过吗?是损公肥私和多吃多占吗?习总书记3月17日说过，“要像焦裕禄一样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其实在毛泽东时代，这样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还真的不少;至于现在能否会实现习总书记另外一句话的美好愿景——“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我们认为，如果丧失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这个美好的愿景将始终成为一个美好的梦想。
为人民服务是有前提性的，是谁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有阶级性的，是为多少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前者是指“好党员、好干部”的政治本色，后者是指“好党员、好干部”的政治内容。一句话，为人民服务是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马列毛主义的政党，她才会为人民服务;而如果服务的对象范围发生了变化，是为少数人服务而不是为多数人服务，那这个政党的性质和光谱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变修变色，就会沦为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
我们必须得承认，张书记和朱书记的人生厄运和政治悲剧，客观上讲，是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水平太低，相对性地体现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不彻底和不成功;应该来说，这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人生厄运和政治悲剧。人类的封建思想，人类的资产阶级思想，人类的自私自利，都还必须要通过不断的革命运动来进行涤荡、限制和禁锢，要进行不断地斗私批修;就如同革命导师列宁所说过的，无产阶级必须要在不断的革命运动中进行锻炼;而只有不断地进行锻炼，无产阶级才能够真正地成熟起来，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参与到国家机器的管理之中。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看，好端端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现在竟然变成了任人宰割的殖民地。虽然曾经有一批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好书记，像张钦礼书记一样，像朱赞成书记一样;但是在修正主义的威严下，他们也只能成为刀俎鱼肉。历史的深刻教训总是沉痛和惨烈的，曾经的工人阶级由于城乡差别，惯性堕落成了农民阶级仰望的工人贵族，把前赴后继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抛在了脑后，使整个党、整个阶级和整个民族一起沉沦到万劫不复之地。如果说我们今天来怀念这些焦裕禄式的好书记是为了什么，那就是：整个无产阶级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必须要整体觉醒，必须要重新站起来。在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利益上，必须首先要消灭转基因生物战争，必须要进行抗转救国，救亡图存;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必然归宿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上，阶级斗争必须要贯穿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始终，必须要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进行到底。
这就是怀念像张钦礼和朱赞成这样焦裕禄式的好书记，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沉重愿望;这也是当今中国在奔向地狱之门的末日之路上，在亡国灭种和绝地重生的悲惨抉择中所换来的沉重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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