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一档节目中，帕尔默指责中国企图抢占澳大利亚的港口来盗取自然资源，并把中国称为要“接管这个国家”的“杂种”。
帕尔默和中国方面有着多年的合作，但近年来因为中澳磁铁矿项目和中国企业中信泰富数次对簿公堂。
在ABC的问答节目中，当被问及有关官司时，帕尔默对他所称的“中共政府”和中国试图抢占澳洲港口的作法提出了抨击。帕尔默说：“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将2亿澳元的铁矿石转移出了这个国家，却没有付一分钱。我不介意站出来面对那些中国杂种，并阻止他们的作法。”他表示，“我是说，他们是共产党政府，他们开枪打自己人，他们没有司法系统，他们还试图接管这个国家”。
澳大利亚财政部长霍基指出，帕尔默的言论“严重损害”澳中关系。霍基说，“我认为，帕尔默作出有关评论是非常有损于澳中关系的”，“因为毕竟，中方投资并帮助他开发资源，帕尔默是中国投资伙伴的巨大受益者”。
针对帕尔默侮辱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种为杂种的言论，这两天华文网已经有了很多出于捍卫民族尊严立正严词的谴责与讨伐。有人引经据典论证了帕尔默才是真正的“杂种”，这种针锋相对、反唇相讥的自然令人解气，但是山人却认为将帕尔默之类的西方资本家比作人类的“杂种”恐怕是抬高了他们的身份，因为山人从来认为将那类眼里只有利益，为了利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可以丧尽人类良知，可以无所顾忌地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西方资本，如果将他们列入人类——哪怕是人类的“杂种”——都是对人类极为严重的“玷污”。他们只配被称为“杂碎”。
什么是“杂碎”?“杂碎”指的是不包括人类在内的普通动物的内脏。在中华饮食习惯中，这些杂碎一般被做成家庭菜肴。即使杂碎被做成家庭菜肴，但是在中国传统的宴席里，主人是不会让“杂碎”进入主宴与正席的。
尽管中国人此前用自己的勤劳与汗水、不断地透支自己资源并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的方式向西方输送了大量廉价的生活用品，才使得西方的经济危机得以延缓，使得西方资本在中国“躺着赚钱”，可是一旦他们“躺着赚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时候，他们就会“反颜无情”。
话说回来，为什么会出现象帕尔默这类杂碎呢?这恰恰是我们在“讨伐”之余值得我们每个理智的中国人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并且应该反思的地方。
其实，大量的史实证明了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到并不害怕“外辱”，但却恰恰担心“内鬼”。
当今的中国同样面临这样极为严峻的问题。今天中国国内，无论是商界还是政界、理论学术界、文艺界，几乎社会各界都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甚至某些领域非常严重地存在这样一种认识与观点：只有彻底加入西方体系(也就是“全盘西化”)，中国才有希望和出路，中国才能再次避免厄运。所以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帕尔默敢对中国“出言不逊”倒未必完全是一件坏事，至少对那些至今仍然沉湎于或者寄希望于通过“全盘西化”、与西方打成一片的“顽固洋奴派”或者“幼稚派”们给了一出“当头棒喝”或者一剂“清醒剂”。
尽管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这个地球上不同文明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三大文明(以儒家思想内核融合了佛教、道教以及诸子百家思想的东方文明、以基督教文明为内核的西方文明以及地处中西方文明之间的伊斯兰文明)之间交融程度也在不断的加深，但是， 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中我们应该很清晰的认识到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从来就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奥巴马今年五月在西点军校发表演讲时，再次抛出所谓的“美国例外论”只不过是西方内骨子里那种“文明优越感”的有一次赤裸裸的彰显罢了。
事实上，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但没有阻止或者延缓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梦寐以求想抑制其它两大文明的影响力直至最终将这两大文明纳入其文明体系范畴之内，完成他们所设想的“文明大整合”的步伐，反而加快了西方推进“文明大整合”的步伐。这一点从西方以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不断地给东方文明圈、伊斯兰文明圈内的人洗脑，不惜在伊斯兰世界通过发动所谓的“民主运动”颠覆那些至少可以确保伊斯兰社会稳定运行的强人政权、打压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教派与宗教势力(比如通过利用西方的民主工具上台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最后遭到重创)、甚至通过培育恐怖势力作为其推行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改造的工具。同时利用恐怖势力向中国西部进行渗透，压缩东方文明的生存空间，扰乱东方文明的社会秩序。这次罗马教廷的教皇访问韩国，利用长达五天的访问在韩国开展大规模的宗教活动，以此彰显基督教在东方的渗透力与影响力，以此进一步压缩东方文明的生存空间就是一个用心邪恶的典型案例。至于中国为什么这次破例让罗马教皇飞越中国领空，相信聪明的读者看了衡岳山人的上述分析以后，无需山人赘述，应该已经“大彻大悟”了。这是一次意识形态领域内“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测试，至于测试结果已经了然于目了。
山人作为学习西方制度(同时也是西方文明的主要表现形式)的专业人士，其实对西方文明的天然缺陷与劣根性比一般的人有更深的体会与认识。正是因为山人对西方制度(或者说文明)的缺损洞察更加细致，对这种文明基因中天生存在“反人类性”(无止境的贪婪以及为满足贪欲而不择手段)的本质有更清晰的认识，所以，山人成了中国法律界力反西方的一个另类，也可以称得上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可以毫不谦虚地说，山人对西方的认识比当今中国某些高居庙堂之上的“幼稚派”人物要更深刻。
某些高居庙堂之上的幼稚人物根本就不懂得东西文明的本质差别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潜心去研究过东西文明各自的优劣。山人不妨今天借此机会好好教诲这些“哈西派大佬”：
中国的国运之所以能绵亘五千年而不衰，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文化基因优势“重道不重术”，而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恰恰反其道而行之——重术不重道。其实，一种文明的优势往往也就是他的劣势——犹如一个人性格优点也往往构是他的缺点(比如率真的性格容易交到朋友，但往往可能因为讲话不注意场合与对象而失去朋友)。中国“重道不重术”的文化基因在“器物”并不发达的时代(以农耕为主)容易彰显出“得道多助”的效果，所以极易形成对华夏的“天下朝贡”体制，这种体制不是靠器物的先进性来获得的，而是靠“人心向背”(也就是“仁道”思想而衍生出来的“仁政”这一外交政策)获得的。
这种文明基因在“器物的先进性“不存在明显的悬殊差异的环境里，其优越性远远超越了西方文明。所以历史上为什么地处欧亚大陆西端欧洲整部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而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的东亚地区的和平时期要远远多于欧洲的根本原因。但是，西欧工业革命以后，导致东西方出现了”器物先进性“的悬殊差异，所以东方文化中“重道不重术”的劣势就立即显现出来了，相反，西方文明中“重术不重道”的优势也立即显示出了，这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湖南邵阳的魏源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图强思想。
但是，西方器物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并非短时间内就能超越的。从历史上看，西方器物发展首先受益于“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解放了当时束缚“器物发展”的思想桎梏，于是，各种思想、各种学术、各种自然科学(数学、化学、物理等学科)竞相出现，蓬勃发展，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可见，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完成西方花了三百余年的时间。中国在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几乎空白的条件下，要想短时间内“师夷长技”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再加上封建制度的制约与束缚，也就更加困难了，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学习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冲破了封建制度的制约与束缚，从而获得了相对于中国的发展先机与优势。
从上述简单分析可以看出，“器物发展”(也就是今天所讲的“技术创新”)既受基础研究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制度的制约。所以要想缩小“器物”(也就是技术上)与西方的差距，确需在制度层面上进行改革。
但是，当“器物先进性”缩小到同一层级时，东方文明“重道”的优越性又会重新焕发出了，只不过这时候东方文明需要做到的是“既要重道又要重术”，让“道”与“术”之间实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良性关系。如果东方文明能够达到“道术并举”的境界，那么西方那种“只重术而不重道”的劣势就会立即显现出来。西方文明也必将被东方文明所击败，至少两种文明可以分庭抗礼。如果以华夏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最后完全落入西方文明“重术不重道”的窠臼，那么最后东方文明成为西方文明的支系甚至被消灭也就会成为必然。
如果中国在文化建设上不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让中华文化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而是一味模仿西方向西方靠拢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彻底沦为一个等级森严的“丛林世界”。
只有既重道同时又重术的文明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符合人类社会发展需要与发展方向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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