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惨痛的教训：从盛世到覆灭

　　王中宇《另类史鉴——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观察》 第一章 私有制的形成

　　1.3分工，一把双刃剑

　　在中华大地上，迄今发现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距今约200—250万年。距今9000—12000年间，发现了以河北徐水南庄头、江西万年仙人洞及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为代表的早期新时期时代遗址，新石器时代延续至距今3000年前。

　　不到2万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力爆炸性地增长，新技术、新材料、新资源不断出现(见表一)，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长达2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

表一：考古遗址发现的新出现事物

　　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的深化相互促进。事实上，在中国分工很早就出现并发展了。何兹全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

　　“商代的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分工也相当细致。从遗存器物和文献记载看，当时的手工业部门已有冶铜、制陶、制骨和玉石器等，其中青铜器冶铸技术已具很高的水平。由制作精细技艺高超看，从事制作的手工业者一定是专业化的，冶炼制作场所的规模也是相当可观的。”

　　他还进一步指出：

　　“周灭商后，曾把商族一氏族一氏族的分给贵族，如分康叔殷民七族，分给伯禽殷民六族。这些氏族中，有以器物名称命名的。如分给伯禽的六族中有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给康叔的七族中有陶氏。索、勺、陶，都是器物。这使我们想：商的手工业者，很可能是些专业氏族。”

　　《周礼•天官冢宰》记“大宰之职”之一是：

　　“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

　　可见那时就有了相当系统的分工，工业、商业都已开始萌发。以后管仲的四民分处、分治的政策，恐怕是专业氏族的遗迹。

　　《周礼·考工记》(注：多数学者认为系齐国稷下学宫学者编纂)，则记录了工业内部的分工，包括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类、30个工种。

　　有分工就必然有交换，商业必然发展起来。对工、商业的分工，周人已有清楚的认识：“工攻其材，商通其财”，并意识到专业化的意义“业而分专，然后可以成治”，农、工、商三业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成治”(《逸周书·程典》)。

　　玉器业、冶铜业相继出现，为保障农业生产，社会必须掌握历法、建设排灌系统。凡此等等，势必导致一个掌握某种专业技能的群体出现。

　　前已描述了“大道既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分工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中华文明史上，春秋时期的管仲与仲尼(孔丘)是两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宋人唐庚在其《唐子西文录》中记载：“蜀道馆舍壁间题一联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不知何人诗也。”—没有仲尼，历史就是一片黑夜。而仲尼这样评价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没有管仲我们至今还是野蛮人。与其后人对仲尼的评价何其神似。

　　可见两位都被后人视为中华文明中具有开创性的人物。作为开创性的人物，他们不可能不注意到分工的意义，然而两位有着相当不同的观察视角。

　　管仲一方面从社会角度观察分工：“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管子•五辅》)，他指出：这五个方面各有职能，需要各自专注，才能有效履责，“凡此五者：务之力也。夫民必知务，然后心一，心一然后志专，心一而意专。然后功足观也。”(同上)

　　另一方面，他从经济角度观察分工，农民的专业能力在于“审其四时”、“备其械器”、“深耕均种疾耨”和“别苗莠”等;工匠的专业能力在于“辨其功苦”、“论比计制断器”、“尚完利”、“相陈以巧”等;商人的专业能力在于“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还要会“料多少，计贵贱”等(《管子•小匡》)。

　　对分工的强调导致了他“四民分业”的政策，令士、农、工、商分职业居住，“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国语•齐语》)他认为这样的安排可以稳定专业分工，不致见异思迁，保证职业技能的传承与提升，使各业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管子·小匡》)，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继承专业能力。基于这样的认识，管仲将齐国分为21个乡：“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国语·齐语》)可见工商业约占近三成的劳力。

　　显然，管仲是从专业化与效率的视角观察分工的。被我们的主流学者视为教主的亚当•斯密，不过是管仲两千多年后的学生(注2)。从这个视角可以理解表一展示的，生产力的加速发展，可以解释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的深化相互促进，呈指数提高的现实，却难于解释“大道既隐”导致的，无休止的社会乱象。

　　(注2：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在重农学派的思想影响下写成的，据有关资料记载，斯密与魁奈、杜尔阁等人交往甚厚，经常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1907年，法国学者维吉尔•皮诺发表《18世纪的重农学派与中国》一文，承认重农学派受到中国的极大影响。1923年德国学者赖希魏在《18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一书中，断言魁奈等人的重农学说的思想渊源，不是如人们所宣称的为古代希腊人，而是古代中国人。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受到了中国古代诸子思想的深刻影响，这已在中外学界形成了共识。很多人都注意到，《国富论》对分工的分析思路与管仲如出一辙。基于对分工的分析，两人都得出了在经济上自由放任和发展国际贸易的政策。但斯密坚持完全的自由放任，而管仲则看到了问题的另一方面：

　　“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在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的引导下，大批人口必然“舍本事而事末作”。这势必导致“野与市争民”。为此必须“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管子•治国》)即使各行业经营效益接近。通过利益分配关系的平衡，控制人们追求工商之利的行为，以保护农业的稳定发展。所以管子主持的政府采取“务本饬末”、“禁末作文巧”的政策。在研究深度、全面性和可行性方面，两人的差异自不待言。)

　　随着村社结构的瓦解，商人渐渐成为一股相对独立社会力量。孔子的门生子贡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商人不但聚集了巨额财富，还深深地卷入了官场事务，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吕不韦,以经商起家，直至操控秦国。于是，社会的高层出现了官、商两股势力。官依仗暴力统治社会，而商倚仗财富同样可能统治社会。

　　如此明显的社会现象，启发仲尼从另一个视角观察分工。

　　仲尼对分工的观察，有强烈的两分法色彩。“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显然，他注意到当时的社会中存在两大类人，一类是君子，一类是小人。一段众所周知的对话，显示了他心目中最重要的社会分工：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仲尼注意到，社会上最大的分工是“上”、“下”之分。为农、为圃仅是“下”者内部的分工，而“上”者需要关注的是“礼”、“义”、“信”。所以，君子靠禄生存，关注道、德、刑;小人土里刨食，馁在其中，只能关注眼前利益。君子的要务不是把自己变成具有某种专门技能的人员，而是使小人时常处于“莫不敢”的状态，是以“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何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系辞上》)。

　　显然，“上”、“下”分工的基础在于治理与供养关系，而不是管仲强调的专业与效率。孟子将这一关系精炼地总结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shì] 供养)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注意“天下之通义”!可见孟子已将这种关系视为几何公理、“普世价值”。

　　到西汉文帝时，晁错观察到，当时已经是：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晁错《论积贮疏》)

　　在现实中，财富的生产者早已受制于财富的转移者。对帝国而言，其后果是严重的：“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而农人流亡意味着天下大乱。官方习用的手段是法律，然而与商业手段相比，法律显然是乏力的：“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

　　显然，早在先秦、西汉时代，中国的精英集团就意识到了哈耶克提出的问题：财富控制权利，还是权力控制财富?作为官方，选择重农抑商就不可避免了。但事实上，官家又离不开商人。一方面，官僚体系根本不是一个适于经商的体系，客观上需要有一个高效率的系统来完成社会的交换;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个具体的官僚，结交商贾，借此敛财，方能有效地完成其“自我实现”。

　　于是，官商之间既争斗，又勾结的局面贯穿着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作为人口多数的财富生产者，其生存的全部意义，仅在于为这两个集团贡献财富。

　　比较管仲与仲尼，无疑仲尼的视角更能揭示社会的“主要矛盾”。前述制定历法与规划指挥治水，正是“劳心者”的专长。谁掌握了这样的能力，谁就会被众人仰赖，视为神人，从而拥有公权力。由此可见，公权力基于社会必须的公共事务，历法和治水告诉我们，除了剩余产品外，阶级分化的另一个条件是：精英集团垄断社会公共事务，

　　掌握公权力的人群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其一，相对于社会全体成员，他们的人口极少，否则有限的剩余产品无法养活他们;其二，他们拥有社会多数人难于掌握，但对社会公共事务却非常重要的技能，是社会的精英群体。

　　由于生产的剩余产品少，不足以让多数社会成员脱离艰苦的劳动，而有暇学习，以掌握相关技能;统治阶级则有可能把握知识资源。在春秋以前，一直是“学在官府”，能否上学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阶级分化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或许能对培根的命题“知识就是力量”，产生别样的理解。直到今天，教育系统依然扮演着阶级分化器的功能：原来看不出明显差异的孩子们，经教育系统的筛选，由不同出口进入社会。从一流大学出来的，有很大的概率成为政、经、学界人士，此下则等而下之，没能进入大学的，最可能成为简单、体力岗位的求职者，而中学没毕业的，连求职都困难。

　　所以，在中国人的价值准则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信条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说它是“普世价值”一点也不夸张。时空距离遥远的古埃及，居然有几乎一模一样的观念。古埃及的教谕文《对各种职业的讽刺》描述了石匠、金匠、铜匠、木匠、农民、珠宝匠、理发师、芦苇工人、陶土、砖匠、卖酒人、在纺织屋工作的人、制箭工人、商旅、烧炉工人、皮革匠、洗衣工人、捕鸟者、渔夫等二十个职业的悲惨处境。有如此众多的职业，表明当时的分工已经相当发达，这既是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又是其结果。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对这些在一线创造财富的人们了无意义，他们的生存状态简直是生不如死。由此，文章的结论是：

　　“你看，没有职业不被人监督，除了书吏，他就是自己的老板。

　　只要你学会了写字，你就会过得比我上面提到的人都要好。书吏代表了官方和独立，农民不可能对他们说：别看我。为了把你送到南边的官邸，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你的爱。学校对你十分有用，早一天学会写字，你就早一天离开上面的行业。”(《对各种职业的讽刺》载于《世界古代史资料选编》，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

　　用我们熟悉的语汇，这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之所以“高”，是因为“学而优则仕”。所以公务员考试竞争越演越烈，以至于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9年11月发布了《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严厉打击作弊行为(《我国重拳惩治公务员考试违纪》2009-11-25长江商报)。

　　深圳新闻网2012年10月17日发布的一则调查显示：有81%的网友认为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处在最高级别，这反映了官僚群体的现实社会地位。在选择报考公务员的人群中，有65%的网友坦诚升官发财，实现自身的人生追求与政治抱负是自己报考的最大原因，另外27%的网友则认为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好，风险低，工作舒适稳定。这反映了选择入仕者，主要动机是追逐私利。72%的网友认为公务员考试竞争太过激烈，从而放弃报考。(《调查显示公务员考试竞争过烈 吓退七成网友》2012-10-17 深圳新闻网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2-10/17/content_7295752.htm)

　　两个时空差距如此遥远的文明，竟有如此的共鸣，难免让人想起一个时髦的词汇“普世价值”。

　　当时的精英们一定认为，他们代表了先进的“文化”，而那些芸芸众生只代表了落后的“文化”，甚至与“文化”无缘—根本就不识字。然而，在史学家看来，这种明显分裂，两相对立的状态才是一种“文化”---一种社会存在方式。精英们的“先进”建立在芸芸众生的麻木、愚昧、被奴役之上，二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至此，等级社会确立，精英集团与社会大众的分化确立，治理与被治理、供养与被供养关系确立，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

　　“文明社会”中，分工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迅速发展，相对于此前的“大同社会”，物质财富极大涌现。然而另一方面则促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广大社会成员所得的是艰辛的劳役和低下的社会地位，社会的物质财富主要汇集到精英集团手中。

　　如在距今4300年—3900年间的陶寺遗址，占墓葬总数约1%的几座大墓每座均出土一、二百件随葬品，其中包括有鼍鼓、石磬、土鼓、龙盘等礼乐重器以及成组木器、陶器和玉石器。几十座中型墓也有较丰富的随葬器。上千座小墓随葬品则十分贫乏，有的甚至一无所有。几类墓葬显然已经体现了一种典型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又如从良渚墓葬中出土大量随葬品，其中玉器占90%以上。玉器象征财富，玉琮象征神权，玉钺象征军权。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埠、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

　　为了维持这种高度分化的社会秩序，良渚的精英集团“城郭沟池以为固”，建立起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的良渚古城。其城墙底部宽度达40～60米。与之对比，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

　　早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当时掌管社会公共事务的精英集团，已经使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远远离开了社会大众。由此我们看到了精英集团的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承担着必要的社会职能;另一方面，他们把自己变成了社会上的寄生群体。这是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异化的过程。史实无数次地告诉我们，这一过程的结局是灾难性的。

　　1.4惨痛的教训：从盛世到覆灭

　　陶寺遗址属典型的龙山文化，其早期有一座约1×0.56km2的城池，为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其中有宫殿区和贵族居住区。

　　到了中期，早期城址被扩建到1.8×1.5km2，原宫殿区和贵族居住区继续使用，在城垣外东南部，又建了一10万平方米的小城，城内有宗教祭祀区和贵族墓地。大、小城共计2.8km2，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到早期的5倍。

　　陶寺出土的龙盘、鼍鼓、特磬、土鼓、彩绘木案、俎、匣、盘、豆、玉石钺、瑗等已有后来的帝王陵出土物的神韵，被学者称为“有王者之气”的文物。可见陶寺文化的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威之鼎盛。

　　前述“观象台”证实陶寺文化拥有在当时很高超的天文学知识。在6座大墓中发现了四五件“仓形器”，学者们分析，这是缫丝工具“榬”的代替物，而缫丝在当时则代表了先进的生产技能和高度的经济水平。

　　更为惊人的是，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了一些铜器，是在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铜器，表明了冶金技术的进步。其中一个是红铜铃形器。

　　图9：陶寺：红铜铃形器

　　铸造这种腹腔中空的容器，不同于冷锻或铸造实心的小件工具、兵器或装饰品，它需要用复合范，也即两块以上的范，才能造出中空的器具。考古学家还没有在二里头之前的龙山时代，发现一件完整的铜容器。而陶寺铜铃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它的出现表明，陶寺文化拥有着当时整个东亚最先进的生产力。

　　然而，陶寺文化进入晚期后，迅速衰亡。令人震惊的是，发现了明显的暴力迹象。

　　“晚期灰沟HG8里出土6层人头骨，总计30余个头骨;另有散乱的人骨个体约40-50人，其中以男性青壮年为多，在灰沟的第3层还出土一具35岁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被折颈残害致死，并在阴道部位插入一只牛角。”(曹兵武《从陶寺遗存看中国早期国家之形成—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札记之五》2007-10-27中国经济史论坛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4130)(见下图)

　　图10：陶寺遗址：被残害致死的女性骨架

　　2005年陶寺遗址发掘的4座中期大墓均在晚期遭到彻底的捣毁，“墓主人的尸骨、棺椁、随葬品被随处抛弃。从遗址第3层还出土有不少随葬品的情况看，当时毁墓抛尸的目的并不一定是盗掘古墓、追求昂贵的随葬物品，而是对墓葬主人所代表阶层的一种切肤之痛的报复行为。”(王晓毅、严志斌:《山西抢救性发掘陶寺墓地被盗墓葬》，《中国文物报》2005年11月9日1版)。

　　这告诉我们，盛世的背后是尖锐的社会矛盾、怨毒的社会仇恨，和同归于尽的社会冲突。这让人们想起《竹书纪年》的记载，夏桀“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而民众陷于困厄，指着太阳咒骂夏桀：“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从时间上看，陶寺文化晚期正对应夏代晚期。

　　时空距离遥远的古埃及，同样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历程。

　　古埃及创造了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古埃及人在公元前2787年(比我们的黄帝还早两百多年)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太阳历，这个历法全年365天，只有1/4天的误差。由于尼罗河水每年泛滥之后须重新丈量和划定土地，古埃及人在几何与数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他们使用10进制记数法，他们已认识到圆周率的存在，其使用的数值，误差不到0.6%。他们能计算矩形、三角形、梯形和圆形的面积，以及正圆柱体、平截头正方锥体的体积。能解一元一次方程和一些较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

　　公元前2700年，古埃及人就造出了长达47米的船。公元前1600年发明了制造玻璃的技术，陶器、亚麻织物、皮革、纸草(用于书写)技术也都达到了很高水平。曾经出土了一块第一王朝的亚麻布残片，其经纬线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厘米63×74根。从一些年代久远的图画中可以看出，他们曾经使用一种比较简陋的卧式织机，后来又出现了一种由两人同时操作的立式织机，由此可见其技术持续进步的历程。这些当年的高技术无疑使古埃及拥有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当时最先进的文明。在这个文明中，大量的技术资源被投入建筑业，古埃及人建立起了至今仍震撼人心的金字塔、神庙和狮身人面像。

　　然而，精英们的天堂并不稳固，据信是新王国第19王朝时写成的《伊浦味陈词》描述了这样令人惊心动魄场面：

　　“看啊：那疆土无边的国家所隐藏的奥秘，已经为人所知。国都，它已在顷刻之间遭毁。”“上下埃及之王的神秘已为众所共知。国都已被贫穷之人所扰乱。一切人都在力图煽起内战。抵抗已无可能。国家，它已被一伙强盗所束缚。”“国家在其无能为力之中，就像收割以后的亚麻田一般”

　　“(官吏)已被打死。他们的公文书被拿走了。”“所有的公务员，他们都好像失去自己的牧人的受惊的畜群一般，已经不在其位了。”“档案库也被打开了。档案库中的租税公告表也被偷窃，奴隶已变成奴隶的所有者了。”“计算收成的书吏，他们的登记簿也被毁了。埃及的谷物已成为共有的财产。”

　　“审判厅的法律纸卷已被抛出，在十字街头，人们就在哪纸卷上行走了。在街上，穷人碎裂那纸卷上的印章。真的，贫穷之人已达九神(注：古埃及的九大神集团，包括太阳神和他的四子)的地位，(因为)那三十官家的公务管理已经失去它的隐秘性了。真的：那宏大的审判厅已经成为一个任意出入的(场所)了。穷人进出那宏大的宫殿。真的：贵人的儿女被赶到街上去了。”

　　“士兵就象强盗一般，向着商人的袋子奔跑。那……的全部财产都被盗窃了。”

　　“贵族陷于悲哀，而庶人则感到喜悦。每一个城市都说‘让我们打杀我们中间的有力者(富有之人)吧’”。“贵人饥饿而陷于绝望。奴仆们却受到服侍。”

　　“黄金、琉璃、白银、孔雀石、肉红玉髓、伊布赫特的石，都挂到女奴隶的颈上去了。贵妇人在国中流浪。家庭的女主人都说：‘啊!但愿我们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啊’”

　　“贵族的孩童被摔在墙壁而死。可爱的儿童被抛到高地上去。”“真的，那些本来躺在涂膏防腐场地的人们，他们现在已被抛到高地上去了。涂膏防腐的秘密已被揭穿”

　　“富裕的人去做手推磨的工作。那些本来穿着精美麻布的人们，他们现在却遭到木棍痛殴。那些本来见不到白昼(光辉)的人们，他们现在却自由自在地出现。”

　　“谷物被毁灭在一切的道路上了。人们没有衣服、油脂和奶油。所有的人都说：什么都没有了。粮食被毁了。守仓的人被打翻地上去了。”

　　……

　　(《伊浦味陈词》载于《世界古代史资料选编》，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

　　事实上，古埃及共经历了31个王朝，王朝的最长寿命为247年(第十八王朝)，最短寿命为6年(第二十八王朝)，平均99年。

　　回到中国，前引《礼记·礼运》篇中，记载了“大道既隐”后，人们对“小康”的向往。而现实是：春秋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到公元前403 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共367年，有43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52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480多起。战国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公元前221年)，共182年，是所谓战国七雄争夺杀伐的年代，据刘向记载，此时的政权共有22个--“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哞争权，盖为战国。”(刘向《战国策》)这战乱的五百多年间，有何“小康”可言?

　　秦以后到民国之前，共出现了104个全国及地方性政权。其中十六国时期的后匈奴王国寿命无考，21个政权寿命不足1年，其余82个政权的寿命分布见图11：

　　图11：秦以后政权寿命分布

　　(注意：纵轴为指数坐标)

　　寿命最长的是唐(289年)，比古埃及最长寿的第十八王朝(247年)略长。寿命超过200年的仅5个：唐、明、清、西汉、辽。寿命在100到200年之间的有7个：东汉、西夏、北宋、南宋、北魏(北朝)、金、东晋。寿命在50到100年之间的有14个：元、吴越(十国)、前仇池王国(十六国)、南汉(十国)、前燕(十六国)、宋(南朝)、后仇池王国(十六国)、前凉(十六国)、荆南(十国)、梁(南朝)、楚(十国)、闽(十国)、吴(三国)、西晋。

　　综上所述，只有约1/4的政权，其寿命超过了50年。考虑到一个政权前期的磨合，后期的衰朽，即使我们将“小康”的定义放宽为政权平稳运行、没有大的社会动荡，它也只能在这1/4的政权生存期内寻找。以寿命最长的唐为例，在其存续期间，既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可称小康的时期，也有“韦后当权”、“安史之乱”、“牛李党争”、“黄巢起义”等乱世。

　　再考虑到103个政权中，有3/4寿命不足50年，更有40个(38.8%)寿命不足10年，36个(35%)寿命不足5年。可见朱熹说“千五百年之间，俱是架漏补迁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实在是对历史的贴切描述。

　　历史不厌其烦地展示：精英集团迈向“盛世”的过程同时也是其数量和欲望膨胀的过程，与之相伴的则是其履行公共事务能力衰败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早晚将社会大众逼到“不反待如何?”的地步，接着就是王纲解纽，天下大乱，经济崩溃，人口锐减。精英集团的下场往往是“天街尽踏公卿骨”“朱门甲第无一半”，这固然是咎由自取，但整个社会却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社会动乱中，“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之类，成为推动造反集团的精神动力。每次王朝更替都大量杀伤原有精英集团的成员，同时将原来芸芸众生中的一小部分勇敢分子送到新精英集团的位置上，而社会结构依然故我。短者数代，长者十余代人后，“打江山、坐江山”的新精英集团就退化得腐朽无能、贪得无厌，再被“新新精英集团”打翻在地,国家再一次血流成河，社会再一次倒退回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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