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黄山论剑：郭松民评香港占中
很多人批评占中，说为什么英国统治时期不争民主，现在开始争民主？我觉得这样的质疑很不给力。第一是因为争民主任何时候都不晚，现在争也可以，第二是因为香港确实是有历史原因，以前很多人到香港去都是从内地逃过去的，逃到香港之后一方面获得了相对安定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认同感，觉得自己在这个地方只是暂避一下，以后还是要回到大陆的，所以他们也不想在香港争民主。但是现在第二代第三代这些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已经起来了，他们对本地更有认同感，而且确实是香港的民主运动从六十年代开始也是有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的。
我觉得香港走到今年根本原因还是经济，97回归以后，中央采取的政策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下没有什么政治人才，香港依赖的就是一些商业精英，这些人就是要赚钱，他本身没有什么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这种情怀。所以这样一来，原来的贫富差距问题、超级地租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严重。我看过一个数字，香港的财富集中度达到了80%，贫富差距非常大，还有就是广义的税负居然高达香港人均收入的60%。这种超级地租的存在使得老百姓的劳动变得没有价值。比如一个白领，一生辛辛苦苦劳作下来，能够有一套房子就已经很不错了。这样使劳动变得没有意义，生活变得绝望。这样一个利益结构在97回归之后一直没有改变，中央支持的人很多都是财富精英，比如选举委员会中好多人都是这个利益圈子里的人。这样一来，香港下层的老百姓就把怨气指向中央了，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中央在替香港富豪挡子弹。
占中前的七一大游行，我在香港看到，市民是乘坐地铁赶到维多利亚公园，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游行，从现场观察差不多有二、三十万人，不是像警方说的九万人，也不是像会议组织方说的五十多万人。现场看不出来像是有组织过的，但是唯一有组织过的力量就是XX功。他们不光有准备好的铜管乐队，还把共产党看家的秧歌队都学会了。
我觉得要解决香港问题不光单纯靠港人治港，中央要直接介入到香港的利益分配当中去。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可以成为香港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然后交给特首执行就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任命一个强势一点的香港工委书记，决定香港的大政方针。让商业精英自己去分割自己的利益他自己是不愿意干的，只有中央作为第三方才能解决香港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97回归以后，从政治上其实有一个投降主义的路线。我举一个例子，香港这些年形成这样一个局面：只要一闹中央就让步。上次7•1游行之后，很快董建华就下台了。其实中央是非常支持董建华的，但是没有办法还是得让他下台。在此之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本法》23条立法，按照董建华的说法，这是香港对国家的义务，23条实际上就是说不准香港进行反华活动。基本法上有一个原则性的规定，需要香港有一个具体执行性的法律使之落实下来，但是港人一上街，当时推23条立法最厉害的就是保安厅长叶刘淑仪，叶刘淑仪也下台了，董建华也下台了。结果23条立法就无限期的搁置。今天中央为什么在行政长官选举问题上坚决不让步?就是因为没有23条立法，等于允许在香港进行肆意反华的行动，法律上没有办法禁止，如果特首再丢了的话，那么香港就完全失控了。
在这个问题上要检讨97回归以后一系列政策的失误。等风波过后23条立法还是要推下去，还有一点就是香港一直就是反共反华媒体占据主流，比如英国统治的时候，在港督府设了一个政治部，如果有反英言行的人在香港是根本生活不下去的，搞不好就要被驱逐出境。那么现在回归以后我们反而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作为，基本上都是反共反华媒体的天下。其实香港的老百姓也不了解大陆也不知道大陆为香港做了多少贡献，他们就是跟着媒体走的，媒体怎么忽悠他们就怎么做。
最后想说一个事情就是，香港这样的一个局面也表现出中央在民主问题上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状态。我们被动就被动在这里。现在我们在香港问题上不敢否定民主的价值，但提名委员会垄断提名权这样的做法，又明显是不敢真正的开放公民提名、选举，实际上形成一个自相矛盾的状态。香港凡是亲大陆亲中央的人，出来讲话的时候都是很被动的，只能绕个圈子说我们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要尊重法律。而对于占中的人也不敢说这样的行为是怎么样的，只是说你们这样影响了经济，违法了。而对于他们的动机和诉求一般来说不敢正面回应。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是缺乏自己关于民主的话语权，实际上是被西方话语权所笼罩着。这样的状况不光是在香港，在内地也是这样，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提出三个自信也自信不起来。当然这样的一件事也不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会议就可以解决的。但确实是中央或者王沪宁他们这些人应该考虑的。
首先从当前的局势上来看，中央绝不能后退、妥协，如果后退的话很有可能会引发内地的颜色革命，右派会受到鼓舞，香港也在传一些谣言，就是可能会牺牲梁振英来解决这个僵局，如果梁振英下台，实际上就是中央的退让。如果中央听到我的声音，就是绝对不能退让。必要的时候可以出动解放军，但是绝对不能退让，如果一旦退让，局面不可收拾。不光香港不稳定，内地肯定也不能稳定。
从治理香港这个角度来说，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大陆搞的非常彻底，但是在香港和台湾都没有搞，因此根本解决香港问题，当然是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了，反帝反封建，推翻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很多的逃亡地主、国民党的旧官僚等等这些都逃到香港去，这些势力是很大的，但是都没有清算。当然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困难的，如果不能这样的话，就要学会在香港这样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新的斗争方式。这个其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地下党的很多经验是可以借鉴的，那时候主要是团结工农大众，进步学生。现在主要是依靠精英阶层。
过去陈云谈到经济的时候，谈过鸟笼经济，把市场关到计划的鸟笼子里，其实香港的民主，我们也可以搞成一个鸟笼民主，不需要用这么笨拙的办法，中央可以控制住。候选人的一个提名，比方规定是政党提名，提高保证金的门槛，如果得不到一定的选票，钱就没收了。用种种的方法都可以把自己中意的候选人给选上来。实际上，我相信真的选举的话，香港人是务实的，不可能会真正选出一个和中央作对的特首。我们可以把终审权收归到中央，在英国统治时期，终审权是在英国的枢密院，在普通法系中，终审权是很重要的，法官是有立法权的，所以把立法权拿到中央来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还一个就是落地执法权，23条立法以后，把这些重要的权力拿回来以后，特首其实你可以让他们选，就是把它关到这个鸟笼子里，它飞不出去的。就像台湾李登辉和陈水扁这样的台独分子统治台湾那么多年，它也不敢真正的宣布台独，最后台湾老百姓也醒过劲儿来了。这样安排，反共、反中央的人也找不到借口，我们在争论的时候更理直气壮。
打个比方，我们设一个鸟笼，把香港这个民主的鸟关到笼子里，而现在这个做法是在鸟的腿上绑一根绳子，鸟很不舒服，拎着绳子的这个人也很不舒服。
我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占中行动，只要中央不退让，一定是可以平息下去的。但是这个话题在香港不会结束，会不断的发酵出来，不断的有人提出来，甚至成为每次七一游行的主题，成为每次立法讨论的主题，甚至成为每次街头抗争的主题，这个话题永远都不会消失，占中问题可以结束，但是这个问题不会消失。我觉得这是政改方案设计上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当然现在是不能改了，以后是不是在某一个合适的时机做一个改正呢，我觉得这是可以考虑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建设性的探讨。
201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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